11月6日上午，“汧润上医，谷风为镜”谷镜汧教授诞辰130周年纪念会在复旦大学枫林校区上海医学院文化中心举行。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徐军，上海医学院党委原书记程刚出席会议。复旦大学基础医学院党委书记陆路主持会议。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上海市委副主委，复旦大学基础医学院院长雷群英致欢迎辞。谷镜汧教授长孙谷峰、侄孙女林宏，医学院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基础医学院老领导、离退休老同志、病理学系及附属医院病理科代表共同参会。
雷群英深情回顾了谷镜汧教授作为我国现代病理学奠基人的卓越贡献，讲述他扎根上医、深耕病理研究、潜心育人、推动遗体捐献、建成知名病理标本陈列馆的动人事迹。她还特别指出，谷镜汧亦是九三学社先贤，躬身践行“爱国、民主、科学”的优良传统，以面向国人重大疾患开展研究的家国情怀、心怀社会积极建言的知识分子担当、尊重事实笃行实证的科学追求，深深感召着一代代上医“九三人”。她提出，将以本次纪念为契机，传承先辈精神，紧扣 “正谊明道” 院训，立足医学人才培养与基础医学建设，以实际行动守护人民生命健康。
会上，《汧润上医 谷风为镜——谷镜汧教授诞辰130周年纪念文集》首发仪式举行，徐军与谷峰共同为新书揭幕。现场还展示了中国科学院院士、病理学家卞修武为谷镜汧教授诞辰130周年题词：为苍生持刀探病理真知，为国家燃灯照医道长存。中华医学会病理学分会主任委员、北京医院病理科首席专家刘东戈，上海市医学会病理专科分会主任委员、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病理科主任唐峰分别致辞，代表国内病理学界同仁，共同缅怀谷镜汧教授对中国现代病理学事业的深远影响。家人、学生与后辈教师座谈追怀，忆及往昔，先生风骨宛在眼前。
谷镜汧（1896-1968），浙江余姚人。一级教授，病理学家、医学教育家，我国现代病理学奠基人之一，九三学社社员。1922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医学院。1922至1925年赴德国海岱山大学和柏林大学留学，获医学博士学位。1927年起任教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上海医学院前身），曾任上海医学院病理科主任、病理学教研室主任，医学院教务主任、代理院长，上海第一医学院院务委员，中华医学会病理学会上海分会主任委员，《中华病理学杂志》副总编辑。当选为上海市第四届政协委员。著有《病理学总论》、《病理学各论》等。
寒乡立志 怀仁从医
谷镜汧，1896年9月29日出生于浙江余姚杨梅潭村一个贫苦农家。杨梅潭村地处浙东平原，据史料记载，当地血吸虫病感染率一度高达八成。谷镜汧童年最触目惊心的记忆，就是那些“筲箕胀”（血吸虫病导致肝脾肿大的俗称）病人的身影：他们腹大如鼓、四肢干瘦，佝偻着身子在病痛中煎熬。这一幕，深深刻进谷镜汧的心里，也悄然种下他日后投身医学的种子。
谷镜汧幼年丧父，母亲王氏独自抚养三子，王氏虽目不识丁，但深知教育的重要性，坚持送谷镜汧去私塾读书。谷镜汧对私塾先生讲授的医理药性知识颇感兴趣，后追随村郎中周先生出诊学习，从此踏上医学之路。谷镜汧14岁时，母亲因肺痨去世，临终前嘱咐谷镜汧“将来做个能治病救人的好郎中”。这句话，成了谷镜汧毕生的动力。
依靠叔父资助，谷镜汧先后赴苏州垦殖学校、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校求学，打下了德语和现代科学的基础。在青岛，他亲身经历了德、日殖民统治下的民族屈辱。1914年一个寒冬，他目睹一位卖烤红薯的中国老人因不小心碰到德国军官制服，便遭巡捕鞭打。当晚，他在日记里写下：“今日之辱，永志不忘。国人当自强，方能不受欺侮。”从这一刻起，“科学救国”的信念在他心里扎了根。
谷镜汧1914年学习德语的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校
1917年，谷镜汧考入上海同济医工专门学校（同济大学前身）。在这里，谷镜汧遇到了影响其一生的恩师——德国病理学家、病理学馆主任奥本海姆（F. Oppenheim）教授。奥本海姆曾在中国现代法医学尚处萌芽阶段时，主持上海地区法医鉴定疑难案件的尸体剖验鉴定工作，为谷镜汧日后的研究引领了方向。
1922年，谷镜汧从同济医科毕业，因诚实好学获得余姚同乡金融家、时任中国银行总经理宋汉章的赏识与资助，得以赴德留学。临行前，宋先生语重心长：“我资助你留学，不图回报，只盼你学成归来，造福桑梓。”这句话，成了谷镜汧一生爱国兴医的座右铭。
负笈德洋 笃学成才
在德国，谷镜汧先后就读于海德堡大学和柏林大学。在海德堡，一位病理学教授教导他：“病理学家要像侦探一样，从细微的病变中找出疾病的真相。”1923年，他转入柏林大学，师从瓦特恩教授继续深造。为掌握心脏病理学，他系统解剖了200多例心脏标本，绘制出详尽的病变图谱；同时，他又在导师指导下研究梅毒病理，先后发表《肠道先天性梅毒》《梅毒性主动脉瘤及其破裂的特殊机制》等论文，其中后者首次提出梅毒性主动脉瘤的破裂与血管壁炎症反应程度密切相关，在国际病理学界引起关注。1925年，他获得德国病理学博士学位。
余姚市档案馆保存的晚清、民国时期余姚市留学生情况表中记录了谷镜汧在德国柏林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留学岁月并不轻松。德国战后通货膨胀，乡谊资助的3年学费10万马克被很快用尽，为了维持学业，谷镜汧节衣缩食，同时打三份工只为了攒下足够的钱，购买一台蔡司显微镜。这台显微镜后来被谷镜汧带回国内，辗转大半个中国，成为他在病理学教学科研的重要工具。这段求学时光，被他称为“我的苦工时代，也是我的黄金时代”。
谷镜汧使用过的显微镜、打字机、放大镜
归国兴医 学科奠基
归国后，上海多家外国医院和私人诊所开出丰厚薪酬，他却选择了北京协和医学院，月薪只有外国医院的三分之一。他直言：“中国不缺看病医生，缺的是培养医生的老师。”在协和期间，他创建了系统的病理学教学体系，首创“理论讲授、标本观察、病例讨论”三步教学法，并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病理标本系统分类目录。
1928年，谷镜汧应颜福庆邀请，参与建设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这是第一所由中国人自主创办的国立大学医学院，谷镜汧从无到有亲手建立了病理学科，也由此开启了与上医四十年的不解之缘。
建校初期，他既是学科带头人，又是“万能工匠”：没有实验台，就带学生用砖头木板搭；缺标本，就四处奔走收集。1929年冬天，为争取一例珍贵的伤寒患者尸体解剖，他冒着大雪步行二十多里到市区红十字会医院与家属沟通，最终不仅获得解剖许可，还说服家属同意将病变器官制成标本用于教学。这次解剖报告，成为中国首例系统性传染病病理研究报告。
1931年，谷镜汧受洛克菲勒基金资助赴美国西储大学进修，完成论文《显微焚化法研究人体心冠状动脉硬化》，揭示了冠状动脉矿物质分布随年龄变化的规律，为理解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形态学证据。
1933年，谷镜汧的论文在《美国病理学杂志》发表
进修回国后，谷镜汧任国立上海医学院病理学系主任，致力于病理学教学，也心系家乡余姚的建设，曾捐款助力改善家乡的饮水卫生。他还关注当时严重侵害人民健康的血吸虫病，率先开展相关病理探索。他首次系统收集国内血吸虫病的组织标本与病理数据，同时建立了血吸虫病早期研究方法，填补了国内相关研究的空白。
烽火西迁 护学济民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上海沦陷在即，谷镜汧是国立上海医学院第一位举家随校内迁的教授。经香港、越南海防等地，辗转到西南，途中谷镜汧拼死守护教学笔记与科研仪器。在此后八年烽火岁月里，他辗转昆明、重庆、宜宾、桂林多地，同时承担国立上海医学院、国立中正医学院、同济大学医学院、广西省立医学院四所学校的病理教学任务，以一人之力顶起西南多校病理师资的岗位，在颠沛流离中守护着医学教育的火种。
1940年，谷镜汧与家人在昆明时期所办联合医院大门前留影
1940年，谷镜汧与家人在昆明白龙潭寓所前留影
战时校舍简陋、物资奇缺，谷镜汧带领师生以竹节代试管、猪膀胱制防护手套、重蒸馏废酒精替代纯试剂，在简陋的环境中示教尸体解剖，用“土法教学”保障课程不间断开展。一次酒精重蒸实验意外失火，他为保护校舍挺身扑救而被烧伤，却笑言“前方将士流血牺牲，我们只受一场虚惊算不了什么”。
在宜宾任教时，谷镜汧还破解了一桩困扰当地数十年的“怪病”。据他的学生、中国科学院院士武忠弼回忆，宜宾一带流行一种“Pa病”（音Pa，四川方言，意为软瘫），患者突然全身瘫软，重者迅即死亡，当地人以为是“厉鬼作祟”。1943年夏，宜宾中学学生一次“打牙祭”后突然大批发病。谷镜汧闻讯立即投入动物实验。战争年代实验室连饲养动物的地方都没有，他就自掏腰包买饲料、亲手喂狗，把实验狗拴在办公桌腿上，自己蹲在一旁寸步不离地观察记录。最终查明，这是附近五道桥盐场所供含钡食盐引起的急性钡中毒。调查结果迫使盐商在食盐中加芒硝处理，使毒物转化为无毒的硫酸钡沉淀，怪病从此绝迹。这桩被当作“鬼魅兴妖”数十年的疑案，就此真相大白。
1941年，歌乐山中央医院杵验科工作人员(右四为谷镜汧)
抗战胜利后，谷镜汧主持师生返沪与校园重建工作，从零恢复教学秩序。内战时期，他三次挺身而出，面见当局，仗义营救被捕的进步学生，以“护校如家、护生如子”的风骨，守护着学术尊严与青年未来。
深耕科研 攻坚克疾
1949年，新中国成立。对于谷镜汧而言，他的学术事业也迎来了高峰期。他敏锐地意识到，百废待兴的新中国需要的不仅是修复一所医学院，更需要建立一套属于中国人自己的、科学的现代医学教育体系。而教材建设，是这个体系的基石。
1950年，凝聚他二十年教学与科研心血的《病理学总论》正式出版。该书系统引入西方病理学体系框架，同时创造性融入中医整体观与辨证思维，成为全国医学院校通用标准教材，影响力辐射至苏联及东欧国家，奠定了中国病理学的理论框架。之后由他主持编写的《病理解剖学总论》《病理解剖学各论》也很快成为全国医学院校的范本。
《病理学总论》《病理解剖学各论讲义》书影
1954年，谷镜汧与胡正详、梁伯强等病理学家共同创立中华医学会病理学会。他在学会第一次全国学术会议上作《中国病理学的发展方向》报告，提出"病理学研究必须立足本国实际、服务人民健康，不能盲目追随西方，要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这一主张影响深远，至今仍是中国病理学研究的核心指导思想之一。
谷镜汧毕生聚焦危害国人健康的重大疾病开展研究：他对血吸虫病的病理形态展开系统研究，通过数百例尸检，完整揭示了血吸虫对肝脏和肠道造成的病理损害，为全国血防工作提供了核心病理依据；他提出“结核灶良性液化”理论，修正了学界对结核病的片面认识；早在1962年国际医学界还未普遍关注霉菌毒素危害时，他就根据病例证据提出，霉变粮食（如被黄曲霉毒素污染的花生、玉米）可能是肝癌的重要诱因，该论断后被国际医学界证实，为全球肝癌防治研究指明了重要方向。
1957年7月，病理教研组全体同志合影
(二排中为谷镜汧)
1960年7月，上海第一医学院病理解剖教研室全国师资班
(前排中为谷镜汧)
杏坛授业 以身践道
谷镜汧常言：“医学的未来在青年。培养好一位医生，远胜发表十篇论文。”从教四十载，他始终坚守教学一线，倡导“病理与临床紧密结合”的育人理念，坚持手把手指导青年师生，抗战期间也从未中断，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与仁厚的育人情怀关爱每一位后辈。
谷镜汧(后排右三)与学生
他一生为国家培养了百余名病理学骨干人才，弟子遍布全国各大医学院校与科研机构，造就了“满门桃李、薪火相传”的育人佳话。顾绥岳、吴在东等多位学生成为新中国病理学界的中坚力量，林兆耆、陶寿淇、石美鑫等临床名家也皆受教于他的病理课程。
谷镜汧始终将病理解剖奉为探寻疾病真相的基石，长期向社会倡导遗体捐献的科学意义，推动上医建成馆藏近三千件、种类齐全的病理标本陈列室，后发展为亚洲馆藏标本量排名前列的陈列馆，其中不乏有目前已在我国基本销声匿迹的疾病病种，为中国医学教研留下了宝贵的实物财富。
1955年3月14日谷镜汧教授写下的解剖志愿书，同年5月发表于《大众医学》杂志
1968年7月，谷镜汧逝世。弥留之际，他仍叮嘱家属将自己的遗体捐献用于病理解剖。他以身为教材，完成了人生最后一课。
中国科学院院士、病理学家卞修武为谷镜汧教授诞辰130周年题词
从苦难童年立志行医，到负笈海外学成归国；从战乱中坚守教育火种，到奠基新中国病理学科，谷镜汧以一生践行了“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誓言，以科学报国为己任，以医学育人为天职。其医者仁心与家国风骨，成为中国医学史上永不熄灭的精神明灯，永远照亮中国病理学前进的道路。
（来源：“复旦上医”微信公众号、“复旦大学基础医学院”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