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孙中山主张人类社会与生物界一样，是一个不断进化的自然历史过程，“民权”的兴起便是这种进化和发展的必然结果。他坚持“民生”是“历史的重心”，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并以此为根蒂构建“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孙中山还极为重视人在历史发展中的能动作用，其人力胜天的思想，具有时代的进步性和极强的现实启示价值。

关键词：孙中山 “以民生为重心” 历史哲学

二十世纪初，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领导了一场与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大论战，他以进化论为理论武器，从各个方面论证了在中国实现民主共和政体的历史必然性。相对于在他之前包括改良派在内的思想家们，孙中山的社会历史观无疑是大大地前进了一步，其唯物主义和以人为本的特点更加鲜明和突出。尤其是孙中山提出的“民生”是“历史的重心”，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民权是历史进化不可逆转的潮流以及他设想的“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等思想和观点，都反映和概括了当时时代的要求和历史的动向。可以说，孙中山的革命精神和思想，感召了不止一代的革命领袖，已经成为了一面不可磨灭的旗帜和丰碑。研究孙中山的历史哲学思想，对于我们今天建设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是有现实启示价值的。

一、 民权：历史进化的潮流

坚持进化发展的观念，既是孙中山哲学世界观的基本内容，也是他的社会历史观的理论根据。孙中山特别服膺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并赋予其资产阶级革命的内容，主张以革命促进化，使进化论成为了他社会革命的理论基础。孙中山认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说它的出现使“世界思想为之一变”，“从此各种学术皆依归于进化”[1]。孙中山坚信，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处于不断进化、不断更替的状态中，没有止境。

孙中山接受达尔文的生物进化思想，主张社会历史与生物界一样，是不断进化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他认为，进化是自然与社会的普遍规律，“夫进化者，自然之道也”，“世界万物皆由进化而成”[2]，人类社会亦是如此。关于人类进化，孙中山说：“人类初出之时，亦与禽兽无异，再经几许万年之进化，而始长成人性，而人类之进化，于是乎起源”[3]。这就是说，人类的发展，是逐渐摆脱“兽性”进而形成“人性”的过程。孙中山将世界进化分为三个时期，即物质进化时期、物种进化时期和人类进化时期。他认为人类的历史只是世界进化的一部分，是物质进化、生物进化的延续。这就将社会历史与自然的发展连接在一起，坚持了唯物论的立场。

孙中山认为人类历史的进化有四个时期，即：洪荒时代、神权时代、君权时代和民权时代。他说洪荒时代是“人同兽争”，不是用权，用的是气力；神权时代是“人同天争”，圣人用神道设教来维持社会；君权时代是“人同人争”，君权替代了神权；民权时代是“人同君主相争”，再不需要君主统治了。这实际上是指出历史不是圆圈式的循环，而是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在孙中山眼中，一切都在进化，一切都在发展，“民权”的兴起便是这种进化和发展的必然结果。

孙中山又认为，人类的进化，一方面有其“天然的顺序”， 另一方面，也由于“人力的进步”，存在着飞跃，有的国家可以“由野蛮一跃而为共和”，有的弱国也可以“一跃而为头等强国”，并非如康、梁所说的那样必须“拾级而上”。他明确指出，历史的进化发展，有“突飞速率”，“突飞之进步”，中国如能发扬固有文明，并向先进国家学习，“从最上之改革着手”，“迎头赶上”，积极猛进，就可以后来居上，超越别国，即“突驾”。为此，孙中山又进一步说明：“中国不仅足以突驾日本也。……近今十年思想之变迁，有异常之速度，以此速度推之，十年二十年之后，不难举西人之文明而尽有之，即或胜之焉，亦非不可能之事也。”[4]他举例说中国修筑铁路，当然应采用西方经过革新、改良的最先进的火车头及其技术，而无需再用其最初的粗劣的火车头及其技术。他认为如果建设国家也能这样，则中国可“一跃”而“转弱为强，易旧为新”，甚而“将来我中国的国力能凌驾全球，也是可预料的”。孙中山还指出：“人类之进化。当然踵事增华，变本加厉，而后来居上也。[5]”这就是说，中国的后来居上，是可以实现的，其条件就是 “改革”和“猛进”，这是极有价值的思想。我们要奋发图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是能从孙中山的这些论述中得到相当的启发吗？

不仅如此，孙中山还把民权看作是历史进化的不可逆转的世界潮流，论证了民主革命的历史必然性。他说，以民族、民权、民生为主要内容的三民主义体现了西方发展的三个历史进化阶段，“国家进化，由野蛮而进于文明，人类亦然，由无知识而进于有知识”，因此，“脱离旧观念，发生新观念，脱离旧思想，发生新思想”[6]就成为合乎自然规律的要求。他指出，人们按照这个规律，“以人事速其进行，是谓之革命”。这样，孙中山就从进化论中引出了革命的结论，将进化与革命结合在一起，把资产阶级革命看成是社会历史发展进化的必然归宿。

二、 民生：历史的重心

“民生史观”是孙中山历史哲学的理论核心和基础。在这一点上，他既有唯物主义的特征，也有唯心主义的倾向。

孙中山明确提出“历史的重心是民生”，“民生是社会进化的重心”[7]。他说：“民生就是政治的中心，就是经济的中心和种种历史活动的中心，好像天空以内的重心一样。”[8] “人类求解决生存问题，才是社会进化的定律，才是历史的重心”，“所以民生问题才可说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9]孙中山所谓的“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即“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10]在孙中山看来，社会进步的动力和面貌取决于人们的“生存”问题：“吃饭就是民生的第一个需要……照我的研究，应该有四种，于衣食住之外，还有一个是行。”[11]这里，充分表现了孙中山对于人民生活的深刻关怀。他把解决人民衣食住行的基本需要视为民生，认为政治、经济以及其它人类活动都是围绕民生问题而进行，指出文明的进步和经济的变化都随着这个民生问题的变化而变化，把人类社会的物质生活当作社会的基础，这就比各种英雄史观、天才史观要进步得多。

由于把社会历史“重心”和社会发展归结为人民的物质生活，使孙中山站在人民的立场作出了许多接近正确的论断。他曾说：“实际则物质文明与心性文明相待，而后能进步。中国近代物质文明不进步，因之心性文明之进步亦为之稽迟”[12]，这种论点与客观实际是相符的。把物质生活作为精神生活的原由和基础，认为近代中国精神生活落后是由于物质生活进展缓慢的缘故，这就比那些坐井观天的东方文明优越论者的理论要高明和进步。高度关怀人民生活和重视物质文明，并以此作为社会历史发展的前提，是孙中山“民生史观”中最为合理和值得认真研究的部分。

孙中山不仅认为历史活动是围绕“民生”问题进行的，而且认为“民生”是历史进化的原动力，并把一切历史冲突和全部社会问题的产生统统归之于“民生不遂”。他说：“民生就是社会一切活动中的原动力。因为民生不遂，所以社会的文明不能发达”，“¬像阶级战争和工人痛苦，那些种种压迫，都是由于民生不遂的问题没有解决”[13]。从唯物史观一般原则来看，这种说法没有错。根本上讲，人类从茹毛饮血发展到今天的现代社会，不正是物质需求的不断增长推动的吗？但孙中山把阶级斗争看作是社会进化过程中的“病症”，认为“这种病症的结果，便起战争”[14]。这种理解显然就是错误的了。他只看到作为对立面的阶级矛盾的同一性，忽略它的斗争性，特别是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阶级斗争是经常处于不可调和的激烈的状态之中。正如列宁所说，孙中山承认阶级斗争，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政治范围。

对于社会进化，孙中山还提出人类互助的原则。他说社会之所以有进化，“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是相调和”，而不是“冲突”，古今一切人类之所以努力奋斗，就是要“求生存”，并认为这是社会进化的“定律”。这显然是把社会的人看成了人类学、生物学上的人，看成了抽象的人，错误地理解了概念与其来源的关系。从这样的前提出发，孙中山说：“归结到历史的重心是民生，不是物质。”[15]如此一来，孙中山的“民生”又被加入了精神的内容，把社会意识作为社会进化的原因，从而打上了历史唯心主义的印记。

但孙中山说“历史的重心是民生”，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是从社会历史进化的根源上说的；说“互助”是社会进化的原则，是社会进化的“主动力”，是从社会发展规律上说的。对他而言，这两者似乎并不矛盾。在孙中山眼中，人类为了“求生存”，必须进行互助；人类不断发展，社会才不断进化，进而达到“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总之，把“民生”看作“历史的重心”、社会进化的“原动力”，难免流于唯心史观一途。但更要看到的是，孙中山认为促进社会发展首先得解决人民大众最重要的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问题，实际上是揭示了人们在从事社会活动之前必须穿衣吃饭这条朴素的道理，其唯物主义的倾向跃然纸上。这正是孙中山胜过许多前人的地方。

三、 “天下为公”：理想社会的构建

辛亥革命前后，欧美资本主义开始向帝国主义过渡，其弊端逐渐显露，社会主义运动正蓬勃开展。孙中山看到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和资本主义大生产的优越，同时也注意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和不可解脱的危机，产生了对社会主义的同情。他说：“夫欧美社会之祸，伏之数十年，及今而后发现之，又不能使之遽去；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16]这个“毕其功于一役”，指的是“在实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的时候，须同时想法子改良社会经济组织，防止后来的社会革命”[17]，也就是他在《中国革命的社会意义》一文中所讲的“实行经济革命”。显然，这是一种美丽的主观愿望。恰如列宁所说：“先进的中国人，所有的中国人，正在经历这种高涨，竭力从欧美吸收解放思想，但在欧美，摆在日程上的问题已经是从资产阶级下面解放出来，即实行社会主义的问题。因此必然产生中国民主派对社会主义的同情，产生他们的主观社会主义。”[18]

孙中山的“主观社会主义”是有着复杂的思想理论来源的。它既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矛盾和要求，又是当时弥漫在整个革命派阵营中的社会主义主观空想的表现。五四以后，孙中山强调民生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一致性，甚至干脆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大同主义，即“苏维埃主义”。在孙中山看来，古代的大同理想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以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三者本质上是一致的。他指出：“孔子有言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为此，则人人不能独亲其亲，人人不能独子其子，是谓大同世界。大同世界，即所谓‘天下为公’。要使老者有所养，壮者有所营，幼者有所教，孔子之理想世界真能实现，然后不见所欲则民不争，甲兵也可以不用矣。今日惟俄罗斯之政府，颇与此相似。凡有老者、幼者、残疾者，皆由政府给养，故谓之劳农政府。其主义是打破贵族及资本家之专制。”又说：“我们不能说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不同。我们三民主义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就是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照这样的说法，人民对于国家，不只是共产，一切事权都是要共的。……这就是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19]看得出来，孙中山是综合吸收了中国古代的大同观念，资产阶级“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主义观念特别是西方土地国有论者亨利•乔治的观念，以及无产阶级要求“打破贵族及资本家之专制”的社会主义观念等古今中外的思想资料，才构筑起他“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的。

事实上，当时中国虽经过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制度，但还没有彻底消除封建主义。要想彻底根除封建主义，其办法就是充分地发展资本主义，而不是设法超越历史阶段实行社会主义。孙中山的脱离现实的社会主义，当然只能是列宁称之为的“主观社会主义”。至于孙中山说的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20]则离题更远了。不过，孙中山这种以民生主义为根蒂构建的“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虽不切实际，带有浓厚的主观色彩，但仍具有时代的进步性和合理成分。

首先，这种社会理想是对封建专制社会的否定。孙中山主张政治上要铲除帝王思想，推翻封建专制，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建立一个人人平等、“以民为主”的新共和国；经济上要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要振兴实业，主张将土地、铁路、邮政、电气、矿产、森林等有关国计民生的事业“国有”，国家收其利，以谋取社会福利；文化上主张举办各类公共学校，教育平等，对贫家子女，“不特不限学膳等费，即衣履书籍，公家任其费用”等等，当然是一种进步。其次，由于孙中山对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持激烈的批评态度，认为其民权制“不足为我们的导师”，说“民生主义和资本主义，根本上不同的地方，就是资本主义是以赚钱为目的，民生主义是以养民为目的。”[21]这种社会理想在一定程度上自然也是对资本主义的否定。再次，孙中山在阐述其社会理想时，尽管说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在中国“用不着”，但他赞扬马克思，说“共产主义就是最高的理想”，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二者目标一致，其进步性毋庸置疑。在这样的意义上讲，孙中山的社会理想是有一定的现实性和革命性的，研究孙中山不能不注意到这一点。

对于民生主义和社会主义，孙中山也承认有区别，但却以为只是范围上的差别。首先，孙中山认为社会主义 “是研究社会经济和人类生活的问题，就是研究人民生计问题”[22]。在他看来，社会主义所包含的问题中最根本的就在社会经济，而社会经济问题便是民生的问题，民生主义“可说是社会主义的本题”。他说：“用‘民生’这两个字来包括社会问题，较之用‘社会’或‘共产’等名词为适当，而且又切实又明了”。[23]其次，孙中山一般地赞成“科学的社会主义”，但又认为“不能用马克思的办法到中国来实行”[24]，“马克思的阶级战争和无产专制便用不着。所以我们今日师马克思之意则可，用马克思之法则不可。”[25]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石，抽掉了这个基石，社会主义就成了空中楼阁，“用不着”三字正表明了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

孙中山之所以不同意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是因为他认为中国实业尚未发达，没有大资本家，“今日是患贫，不是患不均”，不存在用阶级斗争“去打平”，只能“用一种思患预防的办法来阻止私人的大资本，防备将来贫富不均的大毛病”[26]。这是试图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同时完成，“毕其功于一役”，只是一种良好的愿望。事实上，孙中山的这种愿望违反社会发展规律，也不符合中国实际，充分体现了其主观空想的特征。

四、“突驾”：人力胜天

孙中山既强调社会进化的客观规律，又重视人在历史发展中的能动作用。他认为人类社会是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不断进化，对这种进化的趋势只能顺应不能阻挡。他曾形象地说：“世界潮流的趋势，好比长江黄河的水流一样，水流的方向，或者有许多曲折，向北流或向南流的，但是流到最后，一定是向东的，无论是怎么样，都阻止不住的。所以世界的潮流，由神权流到君权，由君权流到民权；现在流到了民权，便没有方法可以反抗。如果反抗潮流，就是有很大的力量像袁世凯，很蛮悍的军人像张勋，都是终归失败。”[27]因此，就规律的层面上讲，民主革命无论怎么暂时遭受挫折和失败，最终一定会成功。孙中山就是这样以具有客观必然性规律的进化论为思想依据，乐观地看待革命前途的。他的这种世界观成了革命派进行革命的重要思想基础，同时也表明孙中山承认社会制度更替和历史发展趋势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

尽管如此，孙中山又非常重视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主动性。他认为人对历史发展既可以起推动作用，又可以起阻碍作用。他说列强侵略中国，要使中国灭亡，就是“阻止世界的进化”，是逆历史潮流的，对历史发展起阻碍作用。至于人对历史的推动作用，孙中山认为其一是参与社会事件，防止大灾大祸的发生。“大凡社会现象，总不能全听其自然，好像树木由他自然生长，定然支蔓，社会问题也是如此。”[28]其二是顺应社会发展的潮流趋利避害。因为“文明进步是自然所致，不能逃避的，文明有善果，也有恶果，须要取那善果，避那恶果。”[29]即人应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参与历史事件，促使社会历史向有利于人类的方向发展。为此，他进一步说：“夫事有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为先知先觉者所决志行之，则断无不成者也。”[30]革命者一方面遵循规律，适乎世界潮流，另一方面根据人情，合乎人群需要，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决志行之”，就可以凭人力促成革命维新、兴邦建国之大业。

在孙中山看来，虽然社会的进化是天然力和人为力的共同作用，但在民族兴亡的关键时刻，后者的力量更大。“人为的力量，可以巧夺天工，所谓人事胜天。这种人为的力，最大的有两种：一种是政治力，一种是经济力，这两种力关系于民族兴亡，比较天然力还要大。”[31]为此，他提出“突驾”理论，主张人力胜天。在这里，孙中山已经看到了人在社会进化中的能动作用。他明确表示，中国近代的落后，不是因为缺少“天然力”，而是“缺少人为的工夫”[32]。这种把“人力”放在推动历史进步的重要位置的人力胜天的思想，是革命家的思想，鼓舞了千千万万仁人志士，为中国的独立、昌盛而奋斗，其理论价值，是不可忽视的。

注释：

[1][2][3][12][30]孙文著《建国方略》，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9月，第97、96、97、82、137页。

[4][5][6][17][19][22][32]《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10月，第72、160、506、83、844、806、793页。

[7][8][13][14][21][27][31]曹锦清编《民权与囯权——孙中山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78、189、199、182、222、80、11页。

[9][10][11][15][16][20][23][24][25][26][28][29]孟庆鹏编《孙中山文集》（上），团结出版社，1997年12月，第247、231、286、241、21、231、241、204、205、268、26、26页。

[18]《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第2卷第426页。（张牛 九三学社重庆市委员会学习委员会副主任 重庆邮电大学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