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各地各级换届正酣，一些曾经被“问责”的干部又重新回到公众视野，引发“弹”多于“赞”的围观与议论。好事笔者也萌发出本文标题的想法，一抒己见。

或许有人觉得，几十年一贯制“不倒翁”似“太平官”体制，好不容易才有了对官员们的问责机制，多少强化了些许责任意识，再怎么讲，也是“有比无好”！

对啦，恕我直言，问题的要害恰恰就出在这个“有比无好”那种貌似“形式逻辑”无比正确之上。

近几年，被提起司法诉讼的官员甭说了，就是被党纪、政纪“问责”的大小官员从最基层的科股级到省部级的都有。然而，“问责”一说，除了当初轰动一时的新闻效应外，余音消停，其“延烧”的普遍效果，是人们所期盼的那种“杀鸡吓猴”抑或“杀猴吓鸡”？很难说。一方面，你看看那些被“问责”所涉之大事故、重大事故、特大事故之类，不少地方和部门不是还在重复地演绎着、似乎并没有因为“问责”利剑高悬而在数量上锐减、程度上锐降吧？恰好反证了“问责”之错位与不到位；再一方面，就是被“问责”的那些官员们，只要年龄没过“杠杠”，销声匿迹不出几月半年一年的，总会不声不响、顶多换个单位换个地方或官复原职或提拔高升。想想看，倘若这种中国式“问责”现象成为了“普适的惯例”，其结果，“问责”的初衷不是完全走向了负面？让“问责”打了水漂，恐怕是社会各方都始料未及的。

笔者对启动“问责”机制来监督、管理干部，来惩罚、教育和挽救那些马二虎之、渎职犯科的干部，历来举双手拥护；对犯有一时过失的干部，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的态度，而不是“一棍子打死”，同样举双手拥护。

问题在于，社会各方对现行“问责”机制所凸显出的弊端，诘问和诟病理所当然。除此之外，更应当引发负责掌控“问责”机制那些部门和更高决策层的深刻反思及亡羊补牢式的顶层设计。
责问“问责”，其毛病究竟出在哪里？依笔者管见，一是“问责”的随意性；二是“责”没有“罚”随；三是解除“问责”不透明。如是者三，非儿戏乃耳？

首先，不轻易“问责”。要“问责”，就应当一要有社会各界及其被“问责”本人都无话可说的充分的事实依据；二要有充分的党纪政纪的一定之规；三要“问责”问到关键点、关键人，而绝对不能拘泥于他是单位的、部门的，政府的、党委的，技术的、行政的，分管的、主管的，副职的、正职的……谁的“责”问谁，绝对不应当是为止息一时舆情而采取或“扼腕”或“含泪”或“忍痛”那种所谓顾全“整体利益”的“舍车保帅”中国式“问责”的随意性事件。“问责”要少而精、少而严：“精”到一问一个准，“严”到让旁观者都会头皮发麻！如此这般，许是“问责”之要义也。

其次，“责”“罚”应相随。据从多方了解，我们现在的“问责”，在很多地方很多情况下，其配套的处罚措施往往不知所以。比如，既然被撤职，就应当职、级相当地降级，说白了，就得降工资降津贴补贴；就恰如干部被提拔就应当涨工资涨津贴补贴一样。如此这般，当是最“触及灵魂”的处罚措施，才能以儆效尤，真正具有“吓鸡”“吓猴”效果。当然，也不仅仅是“吓吓”而已，却是能使“问责”坚挺起来的不二法则，是非常严肃的法规法制体现，也才不至于使中国式“问责”落得个“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的话柄。

再次，复出应透明。毋庸讳言，应当鼓励和欢迎被“问责”被处分的干部改正错误，既往不咎。我们现在干部任用制度规定，即便对没有犯过错误的干部的任用，都不是某个领导某个部门私底下说了算，何况是曾经被“问责”被处分过的干部，衡量他们改正与否，能不能官复原职或者提拔重用，自然得透明，不论过去是什么职别、级别，“问责”期满后，都得重新回到干部的考核程序，让广大老百姓参与评说，做到公开、公正、公平，怎能是“悄悄进庄，打枪的不要”那种暗箱操作呢？

笔者以为，“问责”就是威权。没有上述这三点，实在是把“问责”机制儿戏化，亵渎“问责”之后，谁还在乎你那个“银枪蜡弹头”般的“问责”？岂不比没有“问责”后果更严重么？！（徐宗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