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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日战争对中国政党政治发展的影响 |
| 2005-09-12 15:31:26中共中央统战部研究室姚植传 |
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对外国列强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波澜壮阔的伟大民族解放战争。这场战争不仅加快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改变了中国在国际社会所处地位，成为中华民族由衰败到重新振起的转折点，而且对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特别是中国政党政治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抗日战争打破了战前中国各主要政党和政治派别的对抗局面
中国政党和政党制度发轫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国初年仿效西方建立多党制，是中国政党制度的第一次尝试。但由于中国封建思想文化根深蒂固，反动势力过于强大，加上多党竞争在客观上削弱了民主力量，这条看似合乎时代潮流的阳光大道，因不符合中国国情，最终被袁世凯操纵和利用，归于失败。总结历史教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于1924年1月实现第一次合作，开始了中国合作性政党政治和政党关系的实践，使“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还未能完成的革命事业，在仅仅两三年之内，获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1927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发动反革命政变，打断了这一历史进程，使中国政党政治和政党关系进入了激烈的对抗阶段。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血腥镇压共产党和其他进步力量，独揽国家一切权力，实行一党专政，“从思想理论和组织上置一切反对党于死地”。不仅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左翼的第三党、生产人民党和革命民主同盟等也遭到迫害而不能公开活动，就连右翼的青年党、乡村建设派和国家社会党等都不能公开参政。代表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利益的中国共产党面对生死考验，不得不进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斗争；同时受“左”倾机会主义思想影响，又拒绝同中间势力合作，甚至把他们看成是“最危险的敌人”。代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中间势力，一方面认为国民党已完全成为反革命集团，是其敌党；另一方面认为共产党过分夸大了主观力量，实行盲目的游击式的农民暴动和农村苏维埃政权的建立，轻视了城市的工人运动，排斥了小资产阶级，违背了中国革命运动和苏维埃运动的原则，因而既反对国民党也反对共产党。
1931年发生的“九・一八事变”，特别是1937年爆发的抗日战争，打破了中国各主要政党和政治派别之间的这种严重对立局面。由于日本企图独占中国，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使中国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亡国灭种的威胁给中国一切政党和一切政治派别都提出了“怎么办”的问题。中国共产党首先主动摒弃前嫌，呼吁“无论各党各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并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第三党等中间势力认为，“国内任何矛盾，都大不过日本帝国主义者与中国的矛盾；各党派的任何分歧，都不能否认集中力量反日的必要”，并指出“现时中国一切的党派中，没有任何一个党派，具有单独负荷反日使命的力量。因此，‘反日阵线’只能由各党派各社团共同集结而成，决非某一党派所能包办”。在日本的步步进逼下，国民党的政策和态度也发生很大变化，甚至表示“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而当使全国国民彻底更始，力谋团结，以共保国家之生命与生存”，“对于国内任何派别，只要诚意救国，政府无不开诚接纳”，从而在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同意两党建立合作关系，共同抗战。可见，是抗日战争促成了国共两党的重新合作，催化了中国合作性政党政治和政党关系的恢复与发展。
二、抗日战争改变了当时中国各主要政党和政治派别的力量对比
抗日战争好比一个大舞台。中国各政党和政治派别的抗日主张、政治态度以及实际表现，都通过这个舞台充分展现在全国人民面前，从而使人们清楚地看出，哪些党派为抗战付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是真正代表人民、代表进步的；哪些党派为谋一党一派之私而消极抗战，是腐朽的、落后的，并由此影响了中国各主要政党和政治派别的人心向背，改变了他们的力量对比。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始终坚持全面抗战的路线，在敌后广泛发动和组织各阶层群众，开展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是取得抗战胜利的决定性力量。同时，中国共产党始终把民族矛盾放在第一位，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与各民主党派、各方面爱国进步人士和各阶层人士一道，坚决反对国民党的妥协、分裂、倒退，维护了全民族抗战的局面。经过抗日战争的磨炼和洗礼，中国共产党不仅自身发展成为有120万党员的全国性大党，并领导着120余万的人民军队和面积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一亿人的根据地，而且赢得了大多数中国人的理解、信任和支持。
国民党在抗战初期曾在正面战场上进行了有效抵抗，但由于实行片面抗战的路线，一味强调单纯政府和军队抗战，防止和压制人民力量发展，最终节节败退，使大片国土沦丧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特别是国民党虽迫于国内外压力，表面上允许共产党和其他党派合法存在，却拒绝一切有利于抗战的民主改革，采取“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政策，先后掀起三次反共高潮，并大肆迫害其他爱国民主人士，其一党专政的实质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国民党在抗战中的消极表现和倒行逆施，使广大人民特别是中间阶级人士进一步看清了它的反动本质，对其独裁统治越来越表示不满。
各民主党派等中间势力坚决主张抗日，是抗日战争的一支重要力量。但在抗战初期，因对局势还没有全面的认识，对共产党的主张抱有疑虑，他们曾把抗日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认为“国民党已经居于惟一领导抗日的地位”。随着形势的发展和国共两党在抗战中截然不同的表现，他们的政治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逐步在国共两党的对立斗争中选择了共产党。而在与共产党合作、共同致力于抗日救亡运动的过程中，民主党派等中间势力的政治地位和作用不断提高。正如毛泽东同志曾指出：他们“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民主党派等中间势力与国民党的背离和与共产党的合作，对中国政党政治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即中国的合作性政党政治和政党关系已由抗战初期国共合作为主，逐步转变为以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等中间党派合作为主。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形成的基础和前提。
三、抗日战争决定了战后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和政党政治发展的基本走向
抗日战争与中国民主政治发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争取政治上的民主和自由，成为保证抗战胜利的中心一环。没有民主自由，便不能巩固已经取得的国内和平，不能增强国内的团结；没有民主自由，便无从动员人民参加抗战。”“抗日而没有民主，是不能胜利的，抗日与民主是一件事的两方面”。因此，在抗战期间，为了将国民党一党派一阶级的反动独裁政体，改变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为抗战胜利创造有利条件，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不断开展民主爱国运动，并两度掀起民主宪政运动，要求“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之联合政权，实行民主政治”。特别是在1944年9月，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提出“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事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的联合政府”。这一政治主张符合时代潮流，得到了全国人民和各中间党派的拥护和支持，成为战后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目标和政党政治发展的方向。任何党派和政治势力都只有顺应这一潮流，把握这一方向，才能生存与发展，否则，必然走向灭亡。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不顾全国人民普遍期待和平、民主、团结的强烈愿望，一意孤行，顽固坚持一党独裁的反动统治，拒绝接受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并悍然撕毁政协协议，发动全面内战，使自己在政治上完全孤立、经济上的全面崩溃、军事上的彻底失败，其反动政权也随之土崩瓦解。各民主党派等中间势力在战后积极为国共两党的团结合作、争取实现和平民主的局面而努力，其自身的力量和影响进一步扩大。据统计，仅1945-1946年间就大约有近百个政党和社团在各地宣告成立或公开活动。九三学社、民联、民建、民进、民促等民主党派，都是在这一时期成立的。这些中间党派大多赞同并积极推动民主联合政府的建立，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拒绝参加国民党一手包办的“伪国民大会”。特别是1947年10月国民党宣布民盟等“为非法团体”，明令对其一切活动“严加取缔”，使他们进一步认清在国民党统治下进行任何和平、合法的改良运动，都是不切实际的，从而彻底放弃了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走“中间路线”的幻想。1948年4月30日，在中国革命发生根本性转变，即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发布著名的“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得到各民主党派的热烈响应。他们公开表示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献其绵薄，贯彻始终，以冀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经过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共同努力，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于1949年9月在北京隆重召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式形成。可以说，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八年抗战孕育的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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