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前奏

1965年我从北京林业大学园林系毕业，此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前夕。这个规划设计公园、风景区和研究应用树木花草的专业，很快被判定为“封资修”被“打倒”了。我也从市园林局到石景山绿化队“劳动锻炼”。所有的志向和抱负，一夜之间被打碎了，一切都心灰意冷变得漠然。眼看着中山公园花坛里种上了小麦和棉花，成千上万棵盆花全部被扣盆扔掉。在绿化队我所能做的就是刨坑栽树，给树打药，偶尔能结合专业的就是到石景山区一些部队单位帮着他们搞营区绿化。至今我还保留着当年为北京军区司令部、装甲兵、工程兵这些单位绘制的绿化图纸。能把学到的绿化设计理论用上一些已经很知足了，接受“再教育”嘛，比起更惨的这已经很不错了。我跑遍石景山区的工厂、企业、部队、学校、街道，大至北京军区司令部、首钢，小到一个居委会，一个幼儿园，只要能帮他们把庭院绿化起来就很欣慰，哪里还敢想设计公园，搞什么绿地系统规划？回顾那段岁月，最大的收获是在下基层指导植树的过程中实心实意地交了一大批朋友。当我“文革”中受到冲击批判时，是这些朋友给了我温暖。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部韩占玉处长对我说:你是什么封资修？你是个有文化的孩子，帮着营区搞绿化有什么错，留在我这里吧，由我去交涉。我在大院一住就几十天，委屈的泪往肚子里流，心想还是好人多，这些老同志的保护和理解，直到今天对我仍然是鞭策。

渐入佳境

1978年的一天，当时的石景山区张广亮副区长找到我说:咱们石景山区一个公园也没有，你把古城公园给建起来吧！我一下子激动起来，当着他的面，把早已积累了十几年的设计欲望和想法，在纸上画来画去，他看我这个样子，不由得笑了。1979年我一天也没有离开过工地，带着刚3岁的女儿，每天吃住在工地上，想的都是公园的设计。我去求曾任山东省委书记的书法家舒同(我当年在济南读中学)为公园题名，找溥杰老先生书写“揽霞”、“滴翠”的匾额，与美术学院盛扬、陈桂伦老师研究创作“母与子”雕塑……1980年公园开园了，游人如织、好评如潮。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群众太需要公园了，这是我们园林人的社会责任。

一天，胡耀邦同志路过古城公园。停下来看了一下，对身边的北京市领导讲:这个公园挺好，为群众解决了就近文化休息的问题，值得提倡。市委焦若愚书记得知后，带着贾星五秘书长一起到公园调研，由区委杨世明书记陪同，请我介绍公园的设计立意。焦书记握着我的手深情地讲:干得好，早就应该这么干了。不久我被选为石景山区的人大代表，北京市绿化模范和市政协委员。很快区里又把石景山雕塑公园的设计任务交给我。我越发感到责任大，给自己定下目标:一定把这个公园建成北京最好的园林。这个小公园才3.1公顷，但它是中国第一个雕塑公园。没有经验可鉴，只能不断查找资料和向老专家请教。当时刘开渠老先生不断鼓励我，并为公园题了字。刘海粟老先生还特意送来了“春早院”的字幅。全市三十多位雕塑家都送来作品，一时间这里成了全市参观的热点，市里主要领导全来参加剪彩致贺。不久，这个公园被评为北京市优秀新园林大奖。焦若愚同志亲自打来电话，请我陪他去宽沟策划市委招待所的建设，真是一发而不可收了。1985年我主持设计的石景山游乐园，被市规划局选定为实施方案。石景山游乐园自1986年建成后，至今成为全国游乐园中最能赢利的主题公园之一。连同法海寺森林公园、亚运会石景山体育馆绿地、七色园、银杏宝宝乐园、八大处二处映翠湖、李四光地质博物馆以及外地的一些公园。这样，上世纪八十年代我有幸成为北京市有机会设计公园最多的人。 

初进政协

1983年我参加第6届北京市政协，那年我39岁。当时参加政协较为年轻的委员还有万嗣全、赵书、穆祥杰、文婉元等等。政协对于我来说是又新鲜又陌生。过去只在文章、报刊上知道并崇拜的名人一下子走到眼前，令我目不暇接。我胆怯又迫不及待地去认识和请教张开济、常任侠、张光斗教授，还有宗教界的石昆宾阿訇、傅铁山主教，文艺界的谷建芬、罗天蝉老师，统战系统的老前辈刘导生主席、高戈同志等等。会上会下和他们交谈，一种政治责任感油然而生，心里觉得崇高了许多。刘导生同志把我们几名中青年专家、劳模叫在一起，问有什么困难、委屈，有什么建议、良策，我竟一时语塞，泪满双颊。当我登上政协大会的讲台时，我幸福地感到，我是国家的主人，我们要用自己的力量和智慧去支撑祖国这座社会主义大厦。以后，每年的政协大会都成为我这一年盼望到来的最好时光。我拼命工作，为首都描绘和渲染一片片绿色。把一个个园林设计成果奉献出来，是政协给了我精神和力量。 

参加九三学社

在政协，我与各党派的同志有了广泛的接触，我所在的科技界有许多都是德高望重的九三学社资深人士。作为科技、高教和医药卫生界高知为代表的政党，九三学社荟萃了一大批我平素仰慕的科学家和教授:张光斗、黄震东、过祖源……林业大学教授范济州先生也是其中之一。他诚恳的一席谈话使我产生了加入九三学社的愿望。1986年我成为一名九三社员，这对我行使一个政协委员的职责和政治上的逐步成熟都大有裨益。这二十几年来，九三学社北京社员由2000人发展到目前6000多人，陈明绍、郝诒纯、洪绂曾、田麦久主委带领我们在参政议政、自身建设各方面都有了巨大进步。我连续担任了三届九三学社北京市副主委，和广大社员一起参与政协和党派的各项活动，感到既红火又舒畅。政协为党派参政提供了舞台，同时也提供调研手段。在政协内外九三学社的提案、建议都具有相当的实力。我为自己是一名九三成员感到自豪，这些都是政协给我的机遇。 

进入北京市政府

1989年春天，我被推荐为北京市第一批有贡献的科技专家并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5月的一天，市委统战部傅镇岳副部长等同志推开我的房门。他完全以征求意见的口气讲到，由市委组织部和统战部联合推荐我去市园林局任副局长。当时我毫无思想准备，但他那亲切、信任的目光至今使我铭记。我当时虽已做了3年区园林局副局长，但作为一个园林高级工程师，二十几年来我一直在做园林设计、园林施工，这下子可真要从政了，能不能干好我心里真的没有底。我抱着试一试的念头，被推上了市园林局的领导岗位。这个副局长一干就是16年。

从基层到政府机关，从技术岗位到行政领导岗位，对我的确是一个很大的改变。从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到工作方法都需要适应。做政府工作就要对人民负责，把你分管的事毫不含糊地抓住抓好。在这一点上没有什么党内党外之分，如果你工作没有干好，人们会认为就是政府没干好，决不会因为你是党外干部就可以区别对待。因此，我在思想上的这根弦总是绷得紧紧的。

我分管园林建设，每年都有几十项造园任务，完成几千万到几亿的投资。如昆明湖清淤、玉渊潭樱花园、动物园鸟禽馆和金丝猴馆、天坛修复坛墙、香山修复勤政殿、碧云寺罗汉堂、植物园大温室等等，工作面广、战线长、要求高。过去做技术工作虽然也累，但靠专业的功底，驾驭起来还是胜任的。但作为行政领导则要从计划到协调，从前期到施工，从检查到验收，几十个项目交织在一起，简直是开不完的会，干不完的事，其责任和压力是可想而知的。这几年我确实品尝到作为一名政府工作人员特有的劳累。当然，劳累过后看到实实在在的成果，又觉得是一种享受、一种欣慰。

从1997年市政府把筹建北京植物园大型展览温室的工作交给了我，我就正式成为这个项目的法人。当时贾庆林同志讲:北京要有大剧院、博物馆、图书馆和植物温室这些体现城市文化的大项目，要突出温室的文化品位，最大限度地丰富植物品种，把温室建成科普、科研、观赏和国际交流经验的基地，还要考虑以人为本的管理。在方案论证会上、在建设工地的现场，我们都深深体会到领导给予的关怀和倾注的心血。我们把这个温室定位在高起点上，充分估计可能遇到的种种技术难关，把它确定为亚洲最大、国际一流、突显个性、环境最佳，所有的建设者都尽心尽力地投入工作，克服由于形象的需要几千块异形玻璃的安装与点式连接带来的困难，并实现了光照、水、肥、湿度、环保等多项技术管理的自动化和一体化。为建国50周年献上了一份厚礼，并被评为上世纪90年代北京十大建筑的第四名。

2000年和2002年，我设计的石景山绿色广场和北京国际雕塑公园又分别荣获北京市园林设计一等奖，前者接受了朱?基总理的视察，后者由市委贾庆林书记、刘淇市长参加剪彩，我多次赴日本、韩国介绍这两个作品，交流学术，受到国内外业内人士的一致好评。

奥运各项筹建工程从启动到完工，作为奥林匹克工程办和环境办的专家组成员，我几乎参加了全部项目的方案评审工作。两年的时间仅研究方案、评标和落实各种技术措施的会议就参加了150多次。我还是国家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的国际评委，国际奥林匹克雕塑评选的国际评委，在园林景观、雕塑、花卉布展各方面发挥着作用，自己有时感到简直是被工作推着似的停不下来。

由于心情舒畅，创作冲动不时涌出，我业余谱写的“园林华尔兹”、“醉在桃花中”的曲子分别荣获北京金曲奖和文化部新人新词新曲奖，最近我创作的“奥林匹克——北京”从几万首歌词中脱颖而出，荣获“2008奥林匹克优秀歌词奖”，我觉得这些都是我对社会的回报。

我作为一个非中共的政府工作人员，不仅在工作上得到这样的信任和使用，而且在技术上、专业上成为市里主要领导依靠信赖的专家。我确实感到这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我想，我没有理由不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因为我也是党的人。 

在政协这个舞台上参政议政

政协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的大舞台。随着多年来政协参政议政的渠道不断拓宽并逐步规范化制度化，已经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向党和政府建言献策的途径。

我前几年的提案如“打通阜石路”、“打通展览路扣钟庙至阜外段”以及“实现八角南路通邮”等，都已在政府有关部门的努力下实现了。也有一些提案要从实际情况出发充分考虑政府的承受力。如“腾退天坛神乐署”的提案用了八年的时间，在提案委的协调下，由政府各部门和办案单位共同努力以及委员的不断追踪参与才接近解决。

我关于朝阜路——古都文化第一街的建议在政协内外受到格外关注，海外几家报纸如香港明报、新加坡联合早报等都予转载并配有电脑绘制的详图。

从朝阳门到阜成门各类文物100多处，著名的就有鲁迅故居、白塔寺、历代帝王庙、广济寺、西什库教堂、北图、昭显寺、北海、景山、故宫、三眼井毛主席故居、北大红楼、京师大学堂、美术馆、隆福寺、东四清真寺、东岳庙等等。这条长街是一幅绝无仅有的北京民族文化和历史政治的精彩画卷，一部记载老北京历史变迁的教科书，一曲韵律优美的传统建筑的交响乐。整条街的线型曲直又流畅而富于变化。世界上没有哪个城市哪一条大街的文化含量有这么高。不用夸张之语，把此街称为“古都文化第一街”，绝大多数人是会赞成的。

北京的城市文化内容一大堆，如果连一条集中体现北京城市文化的街都找不到，恐怕说不过去。如果再不注意保护和恢复朝阜路这条“镶满珍珠的长链”，而是沿街随意布置那些与其文化没有关联的现代建筑乃至于变成目前时尚的千篇一律的商业一条街，那将是十分悲哀的。我想关于朝阜路的建议一定能得到更多委员和社会的关注与共识，并能促其实现。没想到，我的这一建议得到时任市委书记贾庆林的充分肯定，当即决定将此纳入当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之后，朝阜路的规划、整治、建设拉开了序幕，付诸实施。

我参加的市政协城建委的参政调研更是异彩纷呈。房改、危改、交通、物业、垃圾等专题一个接一个。我们东走沪宁，南下粤琼，到兄弟城市考察学习。这些不仅为调研寻求到了切实的成果，同时还感受到了祖国各地改革开放的脉搏。这些调研形成的建议案受到政府的采纳和重视，充分展示了政协在“尽职”“帮忙”和“切实”上的功底。 

感受政协

我所有的工作成果都是与这三十年祖国建设与发展的脚步声环环相扣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设计的居住区公园是当年城市建设的基本需求。八十年代中后期，我设计的石景山游乐园、亚运会场馆绿化是改革中期与国际初步接轨的产物。到了九十年代樱花园、植物园大温室则是改革热潮中的前沿作品。到了本世纪石景山绿色广场、国际雕塑园、世纪园已基本上实现了国际化。作为祖国的一名知识分子，在这三十年实践着同时也目睹着祖国走向繁荣的足迹与过程，回首这些心里充满着幸福与欣慰。

这三十年我做了一届人大代表和七届政协委员(有一届是北京与全国交叉)。在人民政协这所大学校里我走过了参政议政的岁月，履行着一个委员的职责和义务，也见证着政协工作的逐步规范和成熟。无论在北京政协的特邀界、科技界、农业界，还是在全国政协的农业界、九三学社界，无论在市政协的城建委还是全国政协的民族宗教委员会、人资环委员会，我都把这些工作看得无上光荣并认真履职。近几年我写出“警惕城市超负荷超强度开发”、“建筑节能”、“玻璃幕墙管理”、“提倡绿色厨卫”、“严格控制干旱城市景观用水”以及对文化创意产业、北京奥运环境整治等一系列提案和建议，得到了承办单位的落实和响应。2006年我还代表民宗委出访波兰、匈牙利，为沟通与国外议会的联系，宣传我国民宗政策做着我应做的工作。

2005年我又被推荐做国务院参事，成为可以直接向国务院领导汇报并反映调研成果和社情民意的少数人之一，这不是用什么荣誉来表达的职务，而是一份更加沉甸甸的责任，是一个非党专家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的荣辱与共的更高阶段。

作为一名四届连任的北京市政协委员(常委)和三届连任的全国政协委员，我这三十年的脚步是与政协紧密相连的。

在政协有参政议政的进行曲，又有情谊深重的交响诗。有激越更有温情。它是一所催人奋进、培育成熟的大学校，又是联系党与人民的桥梁和纽带。我在这里不觉时光已从年轻步入了老年，政协让我体验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团结的师长之恩。在十一届政协刚刚拉开大幕和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让我深情地道一句:政协，您好！这里有一颗心和您一起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