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30年代，父亲在张家口教中学，母亲在教小学。他们很注意对孩子的培养教育，给孩子订了《儿童世界》、《小朋友》等刊物，家里还订了北平出的《小实报》，这些报刊我每天都看。我母亲说：“这孩子每天看书看报，不知他都懂不懂？”

整个抗战时期，我家变化很大。先是父亲带着年仅十几岁的大哥向内地流亡，后来我也到了国统区的洛阳。那时正逢河南灾荒年，在洛阳郊区街头可以看到因饥饿而死的尸体；也知道一些上层人物贪污腐化的景象；我在国统区看到比较公正的《大公报》，也看到民主人士黄炎培办的《国讯》周刊，储安平办的《客观》（后来改称《观察》）杂志等刊物；也知道1945年11月发生的“昆明惨案”，反动政府军警血腥镇压学生运动，以及1946年7月枪杀民主斗士闻一多先生，这些惨案激起国统区广大青年的无比愤慨！1946年初我也给储安平编的刊物写过一封信反映、揭露一些黑暗现象，我的信稿虽然未发表，但编者都在编后提到我的来信。

在抗战后期直至全国解放，关于解放区的情况我也看到了不少报道。一些边区垦荒，艰苦奋斗的情景我了解，同时也知道当时革命根据地“整风”“抢救失足者”等过火斗争也知道一些，但我当时总觉得革命根据地是勤奋的、进步的，不会像国统区那么贪污腐化。

解放战争时期，我在北平上高中，这期间发生过驻华美军强奸女大学生沈崇事件，以后还有“反美扶日”的斗争；1948年夏在北平还有反动警枪杀东北青年的“七·五”惨案，这一事件引起北平学生的抗议示威，北大等校教授袁翰清、许德珩、吴恩裕、钱端升及讲师助教400多人发表宣言要求当局追究大屠杀之责任，严惩主谋和凶手，要救济学生，保证学生之安全。

在学生运动中，因我当时是高中生，虽然未进入抗议游行的队伍中，但我曾到北大的民主广场去过，听过民主人士的讲话。

1948年秋，我进入一所大学学习法律，我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当时同寝室住了3个人，有两个去了解放区，寝室只剩我一个人。一天半夜，3个支持国民党反动政权的学生对我进行了突击检查，看了我的箱子里的书刊后，说我和那两个是一路货色，后来我搬出了那间寝室。

在解放前我对那些奋不顾身的民主人士是敬佩的，像闻一多、梁漱溟、黄炎培、袁翰清等人的英勇战斗、仗义执言。在艰苦奋斗的环境中引导青年学生奋勇前进的精神是可嘉的；后来许多事实证明他们为祖国的富强、民主事业奉献了终生，是值得尊敬的。

1955年发生的“胡风案”时，我正在北京人民大学学习，其实我虽爱好文学看过一些“胡风派”的书，也有过一个拜见过胡风的朋友，但我是算不上什么分子的，结果我接受了审查，晚分配工作半年多。

1956年初，我分配到青岛山东大学历史系任教，当时山东大学教师中老知识分子较多，有些是民主党派的成员，当时教务长吴富恒、历史系教师孔令仁等是民盟成员；知名学者陆侃如、冯沅君、历史系教授陈同燮、徐绪典等则是九三学社的成员。当时自己还年轻也不便申请加入，后来政治运动来了，自己被卷入其中，成为被批判的对象，更谈不到申请加入民主党派了。

1964年我被下放平原师范，不久又来了运动。

文革过后，大概是1982年，我去青岛参加全省性的史学会议，当时徐绪典教授就跟我谈到加入九三学社的问题，当时省九三学社负责人尚一同志也和我交谈此事，后尚一同志来德州探亲也来到我家，他还写了一首古诗条幅赠我，这时我已在德州学院工作，我填写了入社申请表格，我成了民主党派成员；1984年11月16日，省九三学社机关来信说：德州九三学社社员除我还有林哲平，德州还无九三学社分支机构，我们2人由九三学社省委直接领导，后来不久德州的九三学社就发展壮大了。

如今我已83周岁，但我还想在我有生之年多做点事，为我们民主党派多做点事；为祖国的改革开放、为祖国人民的美好未来而努力，为创建和平共处的世界而奋斗。（张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