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科研情结

――访中科院院士王恩多

吴赛阳

在向科学高峰攀登的征程中，王恩多无疑成功了。可是，“成功的花，人们只惊羡她现时的明艳，然而当初她的芽儿却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满了牺牲的血肉”（冰心语）。

王恩多1944年出生于四川重庆、祖籍为历史文化名城山东诸城，小时候她惊叹于科学的奥妙和神奇，从少年时代就立下以科学作为终生职业的志愿，她博览群书、刻苦学习，积累了深厚的文化底蕴。1965年她考取了中科院上海生化所邹承鲁先生的研究生，是文革前最后一届研究生。经历了十年“文革”，她吃过很多苦，在现在年轻人看来不太理解。“苦难是种宝贵的经历”，她认为生活太安逸了也不行。在天津农场一年半的强体力劳动锻炼了她坚强的意志。1978年，她以山东曲阜师范学院教师身份第二次考取了生化所研究生，成为我国生物化学奠基人之一――王应睐先生“文革”后的第一个研究生。她研究生念了7年，读书进修时间比别人长得多，当时社会上盛行“读书吃亏”论，她研究生毕业时已36岁，工资很低，一家三口分居遥远的三地，爱人在比利时留学，小孩在天津念小学，她孤身在上海念研究生，这不是普通的女性所能承受的，这需要割舍下儿女情长，拒绝各种诱惑，无悔无怨地长年累月坚守在枯燥的实验室。她说，她一直牢记王应睐先生“吃亏是福”的话，正是7年的研究生经历，为她日后成功打下了坚实研究基础，3年在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医学生物化学系做博士后研究又增长了科学研究经验。

1987年王恩多回上海后，王应睐先生把“酶与核酸相互作用”研究课题的重担交给了她。她当时身处经费不足、局面严峻等困境，雪上加霜的是她被查出乳腺癌住院开刀，进退两难时，她还是毅然决然地临危受命。在手术4个月后，她即奔赴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进行合作研究，她深信马克思的话：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根绝一切犹豫，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此后的10多个年头，她的足迹遍布法国、香港、加拿大等地的科研院所。“奠基性的研究是最辛苦的，没有好的文章发表；奠基性的研究也是最重要的，因为关键问题的解决可以四两拨千斤。”从1990―1995年，她克服了种种困难，建立和解决了一系列关键技术，完成了奠基性的研究工作。不久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自1997年开始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研究论文。正可谓“十年磨砺终成一剑”。

王恩多的研究工作引起了国际同行的瞩目，研究论文被引用近400次，1位诺贝尔生化奖得主一直关注她的研究进展，同时国外同行也把她作为竞争对手。对科学研究永保好奇心的科研情结让她永不满足、永不停歇。2005年4篇研究论文投向《欧洲分子生物学组织杂志》、《美国科学院院报》、《核酸研究》和《生物化学》等国外杂志都发表和接受了。被国外同行认可，跻身于国际行列是王恩多的追求。目前她与法、美、加等国多家实验室建立了合作研究关系，她的学生也已走向国际舞台。

王恩多始终保持着天性中的质朴达观、宠辱不惊，对荣誉、地位超然物外。在科学的道路上她坚信未来属于青年。她说，她现在最主要的工作是像当年王应睐、邹承鲁导师教她那样地教学生。她说导师的作用很大，特别是基础科学研究，导师面对面的教育很重要，她从她的导师那里学会怎样做人、怎样做学问。她认为时下的“导师出思路、学生作劳动力，然后拿奖”是培养不出优秀人才的。她培养学生就是朝科学家的方向培养，激发他们对科学的热爱，启发他们对科学的理解，燃起他们的创造火花，引领他们步入科学的殿堂。她已指导和培养博士生27名、硕士生3名，学生们获得包括全国100篇优秀论文奖和提名奖、中科院院长特别奖等各类奖项37人次。她说，年轻人精力旺盛，英语、计算机好，接受新事物反应快，反过来，她也从他们身上学到不少东西。王恩多1990年加入九三学社。在九三学社中科院上海分院委员会学术交叉论坛上，她饶有兴致地和年轻人探讨前沿学科问题，她说科学研究就是不断地探索真理，在未知的面前不断地学习，攻克一个又一个难题。

在社会意识和责任感方面，王恩多的贡献也许比其科学成就更为广知。她曾担任九三学社中科院上海分院委员会生化所支社委员、上海市人大代表、连续三届上海市妇联执行委员。屈指数来，她当过12年生化所妇女工作委员会主任、7年上海市科技系统妇委会正副主任。她科研教学任务重，学术活动频繁往来于国内外，仅今年10月份就出差4次，但她对社会工作充满热忱，无私投入。“一个人生活在社会中，就应该融入于社会、服务于社会”，她笑哈哈地说，她当选上海市女科学家联谊会理事长才两天，就开始构思如何为“十一五”科技规划的实现、科教兴市战略的实施做些积极有益的工作。

王恩多是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每年的人代会她都是记者紧盯的对象。她最初提出的“完善科研评估体系”是作为意见提交人代会的，国家科技部领导十分重视，当面征求她的看法，并就此意见还专门下发了文件。她提出的关于修改国家科技进步法、修改审计法、评定科技成果要把署名问题单列出来、基础科学研究经费应该随着GDP增长同步增加等多件议案均被采纳。议案是人大代表参政议政、反映社情民意的重要途径，作为上海科研领域的3个全国人大代表之一，她长期工作在科研第一线，又从事基础科学研究，和科研工作者接触最多最深，“反映他们最迫切的呼声是义不容辞的，假如我不提，领导就很难听到最基层的进行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声音，人大代表不能光带耳朵”，她颇有感触地说。

“科学既是人类理性最高贵的花朵，又是物质福利的最可靠的源泉”。作为科学家，她还关注研究多年的成果能转化为现实的产品，牵记着让科技成果为百姓生活服务、为人类造福。她呼吁国家应建立一套有效的机制，鼓励更多既懂技术又熟悉市场的人才从事中试工作。作为科学家，她认为应该比别人更多地承担起社会责任，通过自己的知识和言行对公共政策决策发生影响。

王恩多认为她的成功“首先得益于王应睐先生将这一课题交给了我，让我有一个实现自己研究想法的极好的研究课题；再就是得益于我那些有聪明才智的学生们；还得益于中科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的各级领导；最后，得益于我的科研情结，这种情结使我不断学习、克服困难、与时俱进。”最后她深情地说，她将以更加努力的工作报答王应睐先生的培养，报答祖国人民的厚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