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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发挥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与人民陪审员制度结合之优势
发布日期:2018-01-11 来源:九三学社重庆市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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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同时深刻阐述了“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的路径,那就是要“坚持厉行法治,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依法治国,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起“四梁八柱”作用中的重要支柱之一。我国正在实行并不断改革与完善中的中国特色人民陪审员制度,本身就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依法治国”中逐步实现“独立司法”为目的的中国特色司法体制、机制改革的重要支撑,是司法得以更加公开、公正、公平的重要保障措施之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支持民主党派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要求更好履行职能”的新要求。毋庸讳言,参政党履行职能,就包括通过党派监督、民主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等行之有效的途径参与到“全面依法治国”的伟大战略中去,不啻是新时代、新思想、新征程的题中要义。

经过笔者多年的人民陪审员实践认识,及其在过程中的思考,认为把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与中国特色司法人民陪审员制度相结合之优势,恰恰是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好形式、好办法!

一、从事人民陪审员的实践体会。

笔者2010年经所在的九三学社重庆沙坪坝区委推荐、重庆沙坪坝区人大常委会批准任命为沙区法院人民陪审员;2015年通过同样的程序再次聘为全国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单位——沙区法院人民陪审员。2017年4月2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延长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期限的决定。在任用、使用人民陪审员方面又有新探索。

七年多来,我分别参与过沙坪坝区人民法院、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涉及刑事、民事、行政诉讼、知识产权等案件的无数次陪审。也使我有了更多感悟:“参政党成员﹢人民陪审员”的一次次陪审过程,是从一个个“特殊窗口”观察、了解社会和思考的过程,也是了解社情民意和民主监督的过程,更有了主动民主监督的“抓手”。特别有这么几桩实例,让我更加体会到参政党成员作为人民陪审员所能发挥的作用。

1、只有依法行政,才能解套“官民矛盾”

2014年参与沙坪坝区人民法院“行政庭”某“政务公开”案的审理:被告即该区城建委,一直强硬地“拗”着,不按十位原告农民依国家统一表格“回馈方式”栏中给予“纸质答复”的要求,而导致对立情绪加剧,遂农民一纸诉状将该区城建委告上法庭。

参与此案庭审,我感到很震惊:很多“官民矛盾”,一般是相对“强势”一方(即官方)或不作为或乱作为或不敢担当或明知故犯……成为矛盾激化的主导方面,“无事弄到有事,小事弄到大事,大事弄到‘闹事’”。于是,我就写了一篇《“官民矛盾”是怎样被激化的?——从一桩“民告官”案件说起》的文章,发表在2014年12月2日的《人民政协报》“民意周刊”显著位置上,引起了当地党委、政府部门的关注,恰好在开展“两学一做”、改进作风、增强群众意识和法律意识等教育时期,起到了某种教育、警示和促进问题解决的作用,届时沙区法院一次性就判了涉及该城建委的九桩案件败诉。

2、排除“非法证据”,维护司法公正

2014年我全程参与了沙区法院“刑庭”对某处级干部“利用职权,收受贿赂”案的庭审,被告与辩护律师一再以某桩证据的取证情节存在“逼供信”为由,要求某经侦部门办案人员出庭对质,但无果。在“合议庭”讨论时,我明确针对某经侦部门办案人员无正当、充分理由拒绝出庭作证事实,坚持了对由此形成的“口供”作为“非法证据排除”的意见。并在合议庭笔录上注明了我的意见。

这桩事情让我不由得想到,越是老百姓深恶痛绝的腐败案件,越要依法办成让当事者本人、家人、后人永世推翻不了的“铁案”,就越要“依法”!只有这样,才是防腐、反腐、惩腐治标又治本的万全良策!于是,我以此案作为典型例子撰写了《依法,才能把桩桩反腐案办成“铁案”》的文章,大声疾呼要“依法反腐、惩腐”!被《团结报》《贵州政协报》《九三学社中央网》等所采用。

3、要让老百姓在每一桩审判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2015年,我参与沙区法院刑庭对一桩“故意伤害罪”案件陪审,看到被告是一个六十多岁矮小干瘦、老实巴焦的农民,原告是一位五大三粗开“摩的”的中年人,只因“摩的”轧死另一农民家一只鸭子,这位六十多岁农民出来“多嘴”要“摩的”司机赔偿,遂从争吵到扭打,后者轻易地就把前者推下三米多高地坎,他也因平衡不了手掌触地滚了下去……有关部门认定“摩的”司机“小拇指骨折”为“轻微伤”、是被告用铁锹打击所致。检察机关受理并以“故意伤害罪”起诉之,庭审中,该农民一再喊冤、否罪!

为此,我与主审法官、书记员,专程到扭打现场勘查与访问目击证人。结果,证据并不偏向原告。我从“情、理、法”三者最佳平衡点出发,一再向主审法官提出:“双方均有错无罪”,只需提请当地村民自治组织加以调解,缓和矛盾。所以,我从这桩案件陪审中认为,法院应当在审判过程中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以审判为中心,尽可能做到情、理、法三者的平衡,避免审判不公导致冤假错案发生。由此撰写了《揉进情与理,法制更阳光》和法、情、理的平衡点,就是公平法制的基点》一文,被《人民政协报》和其他一些报刊、网络采用。

通过这些典型案例,让我意识到,如果一个陪审员只是坐在那里不动心、不动脑,顶多只能算是“陪衬”而不是“陪审”。“参政党成员﹢人民陪审员”,就得有这个使命感、责任感。

二、“参政党成员﹢人民陪审员”在做法,具有政治性、前瞻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无党派代表人士,他们普遍具有较强的“爱国、民主、科学”意识,具有以“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人民至上”理念为核心的“家国情怀”与社会责任担当,以及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加之知识层次、专业水准一般较高,具有较强的自学法律、讲究法律以及客观、思辨的意识与能力。

当人民陪审员队伍中有更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成员、无党派代表人士的切实参与和发挥作用,则更有利于独立、高效司法宗旨和公开、公平、正义司法理念的实现。

一是有助于参政党成员、无党派代表人士通过陪审的“特殊窗口”,更多地、更直接地、更鲜活地了解国情、体察民情,表达民意更有真情实感;逐步熟悉与习惯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司法程序,使参政党在加强自身建设的同时,更能有的放矢做好党派监督、民主监督。

二是有助于发挥参政党成员、无党派代表人士的专业知识、社会阅历和广泛的社会联系面,在陪审中不至于仅仅当个“陪衬”,更能独立思考,可以把自己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的独立见解提供法官参考;同时,也能为我国的司法体制、机制的改革与创新,促进中国特色的独立司法提供建设性的意见与建议。

三是参政党成员、无党派代表人士参与陪审,有助于为表达社会更多层面的政治诉求、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提供平台,使之能够在更加广阔的空间和更高的法律层面去参政议政,从而提高建言献策的有效性和可行性。

四是参政党成员、无党派代表人士参与陪审,有助于他们从司法实务的角度、依法治国的高度,去认识中国特色多党合作制度的实质,去正确地行使参政党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法律监督的权力和义务,在提高监督有效性、针对性的同时,从而提高自己。

五是参政党成员、无党派代表人士参与陪审,有助于使多党合作不再仅仅局限于参政党各级的高层领导,而能够调动参政党更多普通成员的积极性,在自己党派联系的那部分阶层群众中积累和传播更多、更强的正能量,以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画大“同心圆”。

理论与事实都充分证明,“参政党成员﹢人民陪审员”的实质性结合形式,不仅更能很好地解决人民陪审员制度在实际工作中所存在的“陪而不审”“合而不议”的缺憾,又能达到事半功倍结果:即,做同一桩人民陪审员的“活路”,却既能达到“人民陪审、参与合议”、又能取得“参政议政、民主监督”这两个效果的作用。何乐而不为?!

三、“参政党成员﹢人民陪审员”形式,具有可操作性、现实性。

如何用好人民陪审员制度,助推司法公正,完善“依法治国”总体战略,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长治久安的必经之途。积本人七年多的陪审经历使我深刻认识到:“参政党成员﹢人民陪审员”形式,实在有必要性、现实性、前瞻性。

2015年5月21日最高法、司法部颁布《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工作实施办法》,规定了人民陪审员选任的“三个随机”,即:“候选随机,选任随机,陪审随机”。据说还有“每个人民陪审员一年陪审的案件不超过三十件”。这些,似乎有它的合理性。但从实践结果看,倘若片面追求“三个随机”,未必有可操作性、代表性和实用性,且增加社会和法院的工作成本。

笔者曾在《人民论坛网》发表《完善中国特色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若干思考》一文,提出了中国特色人民陪审员制度应当与政治协商、多党合作有机联系起来的观点。随后结合习总书记2015年5月20日在中央统一战线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关于“完善政党协商的内容和形式,建立健全知情和反馈机制,增加讨论交流的平台和机会”以及“统战工作是全党的工作,必须全党重视,大家共同来做”的总要求,认为完全可以有意识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和人民陪审员制度结合起来,让参政党和无党派代表人士更多地通过司法这个特殊的“窗口”和“平台”,了解社会,以“知情”促“资政”。

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体制改革中,选任人民陪审员及安排参加实际庭审数量上,应充分把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因素考虑进去。让参政党成员、无党派爱国人士、新社会阶层人士更多更切实参与到人民陪审制度中来,有利于独立、高效司法宗旨和公开、公平、正义司法理念的实现。

非常值得期待的是,在即将通过的《人民陪审员法》及其后续制定的实施细则框架下,建议把不低于三分之一的人民陪审员候选名额交同级统战部牵头,由各参政党以及由统战部从无党派代表人士中推荐,再按照正规程序选任。这样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很好地弥补之前“三次随机抽取”的若干缺憾,达到实质性的效果。

同时,对人民陪审员中的参政党成员、无党派代表人士,只要在不影响他们自身正常工作的前提下,可以突破“一年大体不超过三十件案件”的数量限制。

总而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有机结合,最终必然会达到:“做一桩‘活路’,取两个‘效果’”的事半功倍局面。(徐宗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