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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春秋战国时期的“稷下学宫”说起
发布日期:2017-03-14 来源:九三学社珠海市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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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齐国设有一处百家争鸣之地——稷下学宫。该学宫由官方举办、民间主持,其职能相当于学术交流中心,而究其功用,又有点像我们今天的政协。就是这么一个设在齐国都城临淄城门——稷门脚下的小小学宫,云集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士子。他们不论学术派别、思想观点、政治倾向,也不问国别、资历、年龄,在这里都可以自由地发表自己的学术见解,争辩、反诘、交汇天下时势。其兴盛时期,几乎汇集了当时诸子百家的各个学派,许多著名学者如孟子、荀子都曾在这里讲学,可谓众星云集,其传播的思想就如先秦时期的青铜器,历经千年,流传至今仍熠熠生辉。

稷下学宫只是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一个缩影。回望先秦时期的历史,当时虽然小国林立,争战不断,却为思想和文艺留下了一方任其蓬勃发展的自由空间,许多文人士子也凭借自己的学术见解、治国之道被各国君王赏识而踏上从政之路,如当时著名的纵横家苏秦、张仪。正是在这样的学术氛围和环境中,处于文明史幼年时期的先秦,在没有印刷术、没有纸张,笔墨的制作也尚落后的情况下,诞生了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等诸子百家,在一片片细长的竹木简上为后世留下了《诗经》、《论语》、《尚书》、《道德经》等等汗牛充栋、浩如烟海的文献著作,堪称中华文明思想史的黄金时代。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注重从前朝的得失中寻找对自己有利、适合自己国情的政治、经济、文化伦理制度并为己所用,史家也都在书写历史的同时,对重要的人物、事件、朝代更替进行得失评价,如司马迁的《史记》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其中有一个现象我们不难看出,不管是先秦时期的各国君王,还是后来历朝的封建皇帝,谁广开言路、招纳人才、从善如流,谁就可能借此造就当时的盛世之治,如秦惠王重用张仪,以连横之策略,击破其他六国对秦国的合纵包围之势;唐太宗从谏如流,成就了贞观之治。反之,则难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命运,如当时如日中天的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由于推行严刑峻法,焚书坑儒,结果只历二世便在战火中灰飞烟灭。这样的例子,在历史长河中比比皆是,其正反比较,足以作为许多历史教训的注脚。

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政府率先提出并确立了团结各阶层、各民主党派的政治协商制度并沿用至今。而参政议政,建言献策,显然就是政协制度的题中应有之义。《史记 商君列传》中有云:“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意思是许多人说恭维、奉承的话,不如有一人讲真话,直言不讳,尤其是敢于向当政者进谏逆耳之忠言,言别人之所不敢言。这样才有可能让当政者听到真实的声音,并以之作为治国理政的指南或参考。也惟其如此,参政议政、建言献策的主要力量———民主党派,才有可能真正成为与执政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诤友。然而,现实的情况依然差强人意。且不说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民主党派走过的曲折历程,就是在当下,太史公所称的“谔谔之士”又有多少呢?毋庸讳言,当前依然存在“民主党派对执政党的监督,更多的是一种权利,而不是权力;在国家管理和社会公共管理过程中,更多的是议政,而不是参政;政协委员资格更多的是荣誉,而不是责任”等现象,导致了民主党派与执政党同质化的倾向,政协委员、包括一些民主党派成员提交的提案建议,也是任务式的,为写而写,毫无主见。偶有真知灼见,相关职能部门也欠缺一套完善的对接和落实机制,使得参政议政的渠道不够畅通,参政议政的作用则难以更好地发挥出来。

相对于春秋战国时期云集稷下学宫争相表达自己学术观点、治国策略的士子,身在现代社会的我们无疑拥有优越得多的条件、便利得多的渠道来畅所欲言。各种媒介为有志于为国分忧、敢于直言的社会各界人士、各民主党派提供了更为自由的空间和更为广阔的舞台。当此之时,执政者更应为社会营造“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政治文化氛围,广开言路、解放思想,如此,则是国家之幸、民族之幸、百姓之幸。

2017年1月22日下午,习近平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与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欢聚一堂,共迎新春佳节。会上习主席提出了“虚心公听,言无逆逊,唯是之从”,这是执政党应有的胸襟;“凡议国事,惟论是非,不徇好恶”,这是参政党应有的担当。鸡年将至,身为民主党派人士当一扫陈年旧事中“万马齐喑究可哀”的阴霾之气,共同期待并迎接“一唱雄鸡天下白”的新气象。(曾浩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