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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过关”想到的
发布日期:2017-03-01 来源:九三学社珠海市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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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有边界、政府有禁令,不免就得设置各种“关卡”,平头百姓们出门办事就得努力“过关”。在我们的印象中,我国历史上各个封建王朝小老百姓的“过关”场面都很是负面的:关卡林立、官兵跋扈,百姓们被百般呵斥、粗暴搜身,甚至被勒索钱财。新中国成立以来,如政府机构门闸、海关、机场和各地边防检查站等关卡的建设不断发生着变化。设置关卡,一方面是为了甄别、打击不法分子,查没非法物资或不法收入,另一方面是为了快捷、方便又精准的为普通百姓提供指引、检查和疏导服务。关卡之中又尤以海关、边境最为重要,有“国门”之称。把守“国门”的执法者和工作人员应以怎样的理念、态度和方式来做好这项工作,笔者希望结合多年过关经历说说自己的想法。

我人生中第一次“过关”是在1968年,当时8岁的我到县革委会的临时监狱给父亲送药。监狱的检察人员每次都会仔细翻查药品并严厉审问我。来回两趟之后我也能够应答自如,还顺利的将母亲藏在我裤链槽背布里的纸条“偷渡”给了父亲。

1979年寒假,我从上海乘船至大连探亲。开船不久就有船警前来搜舱,他们在我的行李中翻出了一块进口手表。因为无法提供任何证明,我被带到船警室,还受到了严厉的呵斥和审问。最终我说清楚了手表的来龙去脉,他们又在我的行李中找到了我父亲的信加以佐证。当船警们发现收信人竟然就是当时船舶工业总公司的总工,他们一改先前的严厉态度,用近乎讨好的语气向我解释、与我套近乎。这种前倨后恭的态度着实令我哭笑不得。

1983年初,我过境香港前去法国留学,从罗湖过关,与其他许多人一起在不到100平米的小厅里办理入境手续。等候厅又拥挤又闷热,在一旁的移民局官员严格禁止大家随意走动,执行公务时表情冷漠,语气和态度都流露出明显的鄙夷。那种情景我至今历历在目。后来我才明白,当时中国大陆经济水平低下,与香港差距悬殊,人穷气短自然免不了遭到歧视。

在香港逗留期间,我与弟弟又因出门未随身携带身份证被警察当作偷渡客押往警署,并遭到了如同犯人一般的审问。押送我的警官责问道,你们中国人为何要偷渡来香港。这句话激起了我的倔脾气,我反问道:“我们是中国人,那您呢?”“我是香港人。”“那你可知道香港在割让给英国之前属于哪里?”看着警官不解的表情,我义正辞严的跟他细数了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割让香港的屈辱历史,并对他说:“您是香港人,又不是英国人,怎么可以指着我们说你们中国人呢?您这样对待同宗同种的同胞合适吗?”他被我问得脸红语塞,但之后态度明显好转。在我们澄清了身份准备离开警署时,那警官主动前来与我握手,叮嘱我以后随身携带身份证,并表示他会认真去了解香港的那段历史。

1983年4月,我搭乘火车从西德进入东德,前往西柏林探望朋友。一路上,西德和东德的移民警察轮流上车检查护照。虽然我所持的中国普通护照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但无论哪一边的警察都表现出了专业和尊重的态度。这与我从罗湖口岸过关的经历两相对照,让我不得不心生感慨。

近年一次难忘的过关经历就发生在珠海。我从香港乘船回来,过海关时大行李箱被一位官员拦了下来,并要求开箱检查。碰巧那官员是我的妹夫,我没有说破,只是看他低头认真检查了所有物品,并不时查问些问题。最后没有发现违禁品,他拉好箱子拉链抬头才发现受查者竟是我这个大舅子,他一时只能尴尬的冲着我傻笑。不过他这认真负责的办事态度却受到了我们一致的表扬。

除了这些让我深有感触的经历之外,还有其他的观察也让我思考良多。比如在一些二三线城市的火车站,很难找到现场指挥人员、引导咨询中心,或者虽然设有指示牌,但指引不清晰,有需要的旅客往往求助无门;有时甚至会碰上部分工作人员冷漠、怠慢、生硬甚至粗暴执法的情况,实在不能不让人义愤填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发展水平的整体提高,各种关卡的功能和检查制度不断完善,采用的手段和器材也日益先进,大大提高了过关的效率,便利了广大人民群众,但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也不能选择视而不见。笔者认为,我国的查验体系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思考、探索和改进:一是在各种关口增设便民服务,二是增加对港澳台侨胞的关注,三是建立志愿者服务体系,四是针对工作人员设置合理的奖罚制度,五是学习借鉴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六是持续的更新改革查验体系。

只有政府相关部门保持开放、谦虚的心态,主动寻找、发现问题,有针对性的设计出台法律法规和具体办事规则,通过培训、监督、奖惩结合等多种手段让执行人员做到严格执法、依法办事、平等待人,并在办事过程中渗透、彰显敬业乐群、扶危济困、孝老爱亲等中华传统美德,才能真正在国门处建立起中国有法有礼、友好好客、礼仪之邦的国际形象。(彭小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