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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多党合作制度与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有机结合
发布日期:2017-05-12 来源:九三学社重庆市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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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完善而有效的现代人民陪审员制度,本身就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逐步实现“独立司法”为目的的中国特色司法体制改革 重要支撑,是司法得以更加公开、公正、公平的重要保障措施之一。尤其是2017年4月2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延长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期限的决定,对于全国性的试点(包括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在内)来讲,在任用、使用人民陪审员方面又有了进一步探索、实践的空间和时间弹性。

本人是2010年经由所在的九三学社重庆沙坪坝区委推荐、重庆沙坪坝区人大常委会批准任命为沙区法院人民陪审员;2015年通过同样的程序再次聘为全国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单位——沙区法院人民陪审员。

一、从一个参政党成员的陪审体会说起

七年来,我在沙坪坝区人民法院、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参与过无数次刑事、民事、行政诉讼、知识产权等等案件的陪审。实践中让我颇多体会与感悟:自己作为民主党派成员,又是人民陪审员,更应当出于一个公民的社会责任心、民主党派成员的政治意识和政治担当,主动进入人民陪审员的角色,“用心陪审”而不能仅仅局限于“陪”,应当主动为依宪治国、依法执政、独立司法、民主监督,竭尽一个参政党成员的责任。

陪审各种案件的过程,特别是几桩对我印象最深的陪审实例,给了我从一个特殊窗口观察、了解社会的机会和思考,以及有了主动进行民主监督的“抓手”。使我意识到,促进多党合作制度与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有机结合,可以发挥“一举多得”的效果

1、坚持依法行政,解套“官民矛盾”。

2014年参与“行政庭”一次庭审重庆沙坪坝井口10位农民状告重庆市沙区城建委“信息不公开”一案,了解到被告不按照原告在国家统一格式表“回馈方式”一栏中明确选择的“纸质答复”,而一直强硬地“拗”着,导致对立情绪加剧,遂农民一纸诉状将该区城建委告上法庭。

通过参与此案的审理后,我认为,现在很多“官民矛盾”,相对“强势”的官方,或不作为或乱作为,或不敢担当或明知故犯……于是,往往成为矛盾的主导方面。于是我就写了一篇《“官民矛盾”是怎样被激化的?——从一桩“民告官”案件说起》的文章,发表在2014年12月2日的《人民政协报》显著位置上,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在当地党委、政府部门开展“两学一做”、改进作风、增强群众意识和法律意识等方面,都起到了某种教育、促进作用。

2、坚持对“非法证据”的排除,维护司法公正

2014年在全程参与沙区法院“刑庭”对某处级干部“利用职权,收受贿赂”案的庭审后,在“合议庭”讨论时,我明确针对经侦部门办案人员无正当、充分理由拒绝出庭作证一事,坚持了对由此形成的“口供”作为“非法证据排除”的意见。在合议庭笔录上注明了我的观点。

由此,让我联想到,越是老百姓深恶痛绝的大小腐败案件,越是要依法办成让当事者本人、家人、后人永世难以推翻的“铁案”,就越是要“依法”!只有这样,才是防腐、反腐、惩腐治标又治本的万全良策!于是,我以此案作为典型例子撰写了《依法,才能把桩桩反腐案办成“铁案”》的文章,被《团结报》《贵州政协报》《九三学社中央网》等所采用,大声疾呼要“依法反腐、惩腐”。

3、坚持让老百姓在每一桩审判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2015年,我在参与沙区法院刑庭对一桩“故意伤害罪”案件陪审中,感觉被告是一个六十多岁矮小干瘦、老实巴焦的农民,原告是一位五大三粗开“摩的”的中年人,只因“摩的”轧死另一农民家一只鸭子,六十多岁农民出来“多嘴”要开“摩的”的赔偿,遂从争吵到扭打,后者轻易地就把前者推下三米许的高坎,由于自己平衡不住也顺势滑下导致小拇指“骨折”,但被有关部门认定是被告用铁锹打至“轻微伤”,故检察机关受理并“公诉”前者“故意伤害罪”……庭审中,这位农民一再否罪!

为此,我与主审法官刘琪、书记员还专程到扭打现场勘查与访问目击证人。但证据并不偏向原告。我从“情、理、法”三者最佳平衡点出发,一再向主审法官提出:“双方均有错无罪”,只能提请当地村民自治组织加以调解,缓和矛盾。所以,我从这桩案件陪审中认为,法院应当在审判过程中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以审判为中心,尽可能做到情、理、法三者的平衡,避免审判不公导致冤假错案发生。

由此我意识到,如果一个陪审员只是坐在那里不动心不动脑,顶多只能算是“陪衬”而不是“陪审”。参政党成员当人民陪审员,就得有这个使命感、责任感。

二、促进“两个制度”的结合,有必要性、可操作性

在2015年5月21日最高法、司法部颁布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工作实施办法》中,大体规定了人民陪审员选任的“三个随机”,即:一是在辖区常住人口中按照1:5的比例随机抽取进入“候选人信息库”;二是从确定的人民陪审员人选中采取随机抽选的方式,由院长提请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三是参与合议庭审理案件的人民陪审员,在开庭前通过随机抽选的方式确定。这三个“随机”,乍一看,挺有它的合理性、创新性,但实践下来,我以为倘若片面追求“三个随机”,反而并无多大实效地增加了社会管理成本,加大了法院的工作成本和时间成本,即便这样也未必有可操作性、代表性和实用性。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体制改革中,应当充分地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这一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考虑进去。

因此,在强化、完善中国特色人民陪审员制度过程中,应当充分体现出我国基本政治制度的特征,以适应我国多党合作、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历史性、现实性及前瞻性需要。在实行、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时,尽可能多地选用参政党、无党派爱国人士、新兴的社会与经济阶层人士等,由于他们普遍具有较强的政治责任感、历史使命感,以及他们的知识层次、专业水准一般较高,具有较强的自学法律、讲究法律以及客观、思辨的意识与能力。人民陪审员中有他们更多的切实参与,则更有利于独立、高效司法宗旨和公开、公平、正义司法理念的实现。

第一,有利于促进参政党、无党派爱国人士、新兴的社会与经济阶层人士与执政党一样,更加严格、规范地在《宪法》和法律法规框架下约束自己、开展活动、发挥作用、表达诉求、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从而推进实现依宪治国、依法行政、依规办事的治国理政方略,政通人和。

第二,有利于促进参政党、无党派爱国人士、新兴的社会与经济阶层人士发挥作用,从司法审判的独特窗口去熟知国情、了解政务、体察民情、了解民意,更加“接地气”,以便从司法的角度去了解司法、监督司法,同时可以大大提高民主监督、法律监督的针对性、有效性,使参政议政、协商民主更加有的放矢和务实高效。

因此,可以在全国的人民陪审员改革试点地区(如,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先行、先试:在不突破《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工作实施办法》的原则框架下,把不低于三分之一的人民陪审员候选名额交同级党委统战部牵头,由民主党派地方组织从各自党派、以及由统战部从无党派爱国人士、新兴的社会与经济阶层的人士中推荐,再按照正规程序任命、选任。这样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随机抽取”的缺憾,最终达到“一举两得”:既开辟了参政党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新方式、新途径,又达到了设置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初衷这样两种最佳结果。

参政党成员和无党派爱国人士、新兴的社会与经济阶层人士等,他们普遍具有“爱国、民主、科学”意识,具有“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人民至上”理念为核心的“家国情怀”与社会责任担当。他们参与到人民陪审员制度中来,一是有利于逐步熟悉与习惯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司法程序,更多地、更直接地、更鲜活地了解国情、体察民情、表达民意,;二是有利于发挥他们的专业知识、社会阅历和广泛的社会联系面,为我国的司法体制、机制的改革,促进中国特色的独立司法提供建设性意见与建议;三是有利于为表达社会更多层面的政治诉求、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使之能够在更加广阔的空间和更高的法律层面去参政议政,提高建言献策的有效性;四是有利于参政党成员和无党派爱国人士、新兴的社会与经济阶层人士等从司法的角度去行使民主监督、法律监督,提高监督的针对性;五是有利于使多党合作不再仅仅局限于参政党各级的高层领导,而能够调动更多的积极因素和传播更多、更强的正能量,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徐宗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