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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社会化支撑体系是中国特色养老模式供给侧改革要害
发布日期:2017-05-12 来源:九三学社重庆市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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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面对庞大的老年人群体,如何安顿老年人,将检验着国家治理能力和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程度的高下。居家养老,亟待“供给侧结构改革”。即笔者以为的养老“供给侧结构改革”,应当围绕“居家养老形式为基础、社区养老服务为依托、机构集中养老为补充”的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精准、便利、标准、实时、适费的社会化服务,才能够较好地适应“集中化”养老与“分散化”养老趋势的共生繁荣。

关键词:社会化,养老,居家,社区服务。

 

我国人均收入在世界排名非常靠后、人均年龄又在大幅度提高,据国家统计局2016年4月20日发布的《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人口老龄化呈上升趋势:60岁及以上人口为22182万人,占16.15%,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4374万人,占10.47%。同“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相比, 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2.89个百分点。这种“二律背反”更加凸显我国养老问题已经越来越现实、越来越复杂、越来越迫切地摆在了从最顶层到最底层的社会管理者以及每一个公民面前。这是一个不容回避、不容忽视、不容拖延的社会公益性问题。早认识、早抓紧、早行动、早主动!

面对如此庞大的老年人群体,如何安顿老年人,将检验着国家治理能力和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程度的高下。

一、目前国内养老模式:“集中化”与“分散化”共生繁荣

归纳起来,我国养老模式无非就是两大类型:

第一类,“集中化养老” (以下是不是可以用调侃的说法:“圈养”)。即通过办“养老院”(叫法各异,实质一样)的途径,把原本分散于各家各户的老年人集中起来“安度晚年”。现行“集中化养老”模式又不外乎三种形态:

一是政府全出资、政府办。由各级政府举办、它的建设投入与日常管理运行费用皆依赖政府“大包大揽”为主体、基本上是属于社会民政福利性质的养老院,从新中国成立不久就出现,这种社会福利性质的养老院,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规模与条件越来越从过去只能提供基本生存所需的简单化普惠化向越来越标准化规范化方向发展,从民政救助的单一化向满足社会需求多元化转化,价位水平从免费到低、中、高档收费并存。

比如,直属重庆市民政局的市第一社会福利院,是1942年“宋氏三姐妹”倡导下建立的,迄今已有70多年历史。占地约240亩,设有高中低档房间,现床位1600余张(其中治疗床位200张),可适应不同经济层次的养老需求。该院由过去政府全额拨款过渡到目前部分差额拨款。入住率长期保持94%以上。其中,由政府兜底、免费入住的“三无老人”(无工作、无经济来源、无法定赡养人)占五分之一左右。

二是政府部分出资、事业办。政府部分出资、委托事业单位管理、入住者需要缴纳全部或部分生活、护理、管理费用的养老院。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们需求的日益增长,这类公办养老院在各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一般低、中等收费标准,更适应工薪阶层。因此,入住率很高,以至出现“一床难求”局面。不过,这种养老院与老龄化社会需求往往捉襟见肘。因此,寄希望完全靠政府财政投入办养老院以满足社会需求,是不现实的。

比如,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青杠老年护养中心就是该院投资兴建,国家发改委批准的全国首家大型公立医院主办的养老机构,系2009年国家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试点项目,距主城区22公里,占地面积773.19亩,设置床位3000余张,开创了医、护、养、康复一体的养老新模式,为缓解社会养老压力开辟出一条全新的路径。

三是企业出资、社会办。由非公经济企业(如内外合资或独资民营企业)或社会(含国内外)慈善机构,当他们看准了我国养老将成为巨大经济与社会效益的产业时,会独资或联合出资、经政府部门批准并接受其指导和监管前提下所建设、管理的养老院。这种市场化模式创办的养老院,一般都会选择自然条件较好、人居环境优良、交通便利的地方,而且往往引入了先进的管理、护理理念与措施,吃、住、医、护一体化、高档化、标准化,但收费中偏上的居多。

比如,像位于重庆九龙坡、沙坪坝、渝中区等三大主城区交界的“重庆宏善养老产业有限公司”投资1.2亿、遵循“养老不离家、不离亲情、不离都市生活”的理念创办的“宏善•康乐源养护中心”就是这种类型。目前该养老院具有320张床位,开业不到一年,入住率已超50%。

第二类,“分散化养老” (以下是不是可以用调侃的说法:“散养”)。即是与前述“集中化养老”相对应的、且广泛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居家养老”模式。这当中,又至少有两种不同形态:

一是“家庭单干式”养老形态。老人们追求“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儿孙绕膝,含饴弄孙”“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猪窝狗窝”,不愿离家;子女讲究的是“尽心尽孝”“伺候高堂”“养老送终”, 有经济条件的哪怕高薪请保姆都值,倘若把老人送进养老院,似有“不忠不孝”之嫌,怕别人当面不说,背后口水都要淹死你。

这种“单干”的“居家式”养老模式,符合我国基本国情、民情,所以有很强的“生命力”,迄今依然在城、乡占据养老的绝对主体地位。农村比例更是远大于城镇。

二是“大集体+小自由”式“合作化”养老形态。诸如,出现了或以小区内或楼栋间为单位的“合伙制”“互助制”等互帮互助、相互提携的养老形式;或在白天,以街道、小区、单位的老年人“大集体”吃喝娱乐休闲学习、晚上各自回家与家庭成员“小自由”,犹如“日托”的“托老所”;还有其他形态的。所有这一切,都得由政府重视与相应资助、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出面协调、组织、社会志愿者参与其间。

“大集体+小自由”养老模式是“散养”中“高级阶段”,属“集中化养老”与“分散化养老”二者兼容的灵活养老方式。有的地方称为“居家养老公司”或“居家养老联盟”。

二、不同养老模式利弊得失: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的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

偌大社会、千差万别的个性化需求,很难讲那种养老模式可“一刀切”地“放之四海而皆准”适应老年人的个性化需求。必须从“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中国传统思维理念出发,分析不同养老模式利弊得失,为顶层到基层的政府与社会管理部门提供更加切合中国实情的多样化路径,作为决策参考。

依笔者调研,六十岁以后老年人对养老需求,大体可划分成程度、性质不同的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退休以后到语言、智力、肢体等出现“半失能”状况之前。这一阶段的老年人,他们对自己的生活质量具有高标准期望值,表现出强烈地不服老以至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的欲望,即人们常常爱说的“老有所学、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为”问题。对于这一阶段的他们来说,最为迫切的是谋求何种方式使之更加广泛、健康、快乐、高质量地参与社会交往、家庭事务中以满足“知老而不服老”心态,一旦拥有健康心理,就会带来良好健康生理。

第二个阶段,是自从出现“半失能”“全失能”状态以后,直到“生命消亡”的这“最后一公里”。而恰恰是“最后一公里”时段,何种养老模式似乎对他们已经是不能自主选择了。只是对其亲属来讲,他们最在意、最关心的恐怕是如何让自己长辈以最少痛苦、最体面、最有尊严地方式与人类社会说“拜拜”。

处于上述两个阶段的老年人,他们选择何种养老模式,取决于本身的社会经历、知识水准、身体状况、经济条件、家庭环境……的差异,而有着截然不同的需求与选择。

1、对那些处于“第一阶段”、曾经有过体面工作、现在又有稳定退休收人的老年人而言,即便是子女不在身边的“空巢老人”,只要老夫老妻在一起,大家都“好手好脚”“能吃能喝”“能干能玩”,往往对“圈养”并不感兴趣。而且一旦进入“圈养”,哪怕条件再好的养老院,也会激起他们巨大的心理落差,感到是在“住宾馆”而不像在家一样熟悉和随意。他们更倾向于纯粹“家庭单干式”的“散养”;不过对一定范围与程度的“大集体+小自由”的“散养”,也能接受,希冀既保持独往独来自由自在、又不失维持与扩大交友圈子以排遣寂寞。因此,他们更需要“居家养老”模式。

2、城、乡那些哪怕无工作、有社保、较低知识层次的,即便是失偶、失独却并没有失能的老年人,当有子女合居情况下,他们在各自家庭中不仅不是累赘,还能够为子女携带孙辈、料理家务,被视为“家中一宝”。只不过在闲暇或三病两痛时间,也需排遣寂寞或外人照料,这种情况下,如果就近有“大集体+小自由”养老模式,那么是非常受欢迎和值得期盼的。

3、家中有半失能、全失能老年人而有正常的另一半或者有子女一起居住情况下,多数或出于经济状况考虑,或出于传统舆论考虑,也不愿意(至少不情愿)把半失能、全失能老年人往养老院一送了之。这种情况下,有三种养老形态可供选择:一是由健康老伴加子女共同服侍而不离家;二是经济条件许可的,愿请家政钟点工来协助料理家务,或者索性请全日制保姆;三是自家料理为主、有“大集体+小自由”的养老模式予以辅助则更好。

4、家中有“半失能”“全失能”或者再加上有失偶、离异而子女又不在一处情况下,就需要住进养老院。政府办的全福利性质养老院可能不够格,只能住进政府财政部分出资的事业性质养老院,或者到社会举办的企业性质、但有较高水准的养老院。后两类即便价位不菲,但有医保的工薪阶层或者子女有条件资助的尚能承受。

5、已经处于病入膏肓的老年人,他们若无“护”便难“养”、经济条件又非常有限、社会福利性质养老院“进不去”……只好在家“磨蹭”完“最后一公里”。但是,这种状况务必要有社会化的公益服务(如慈善机构、志愿者组织)介入,才能体面而又有尊严的走完人生旅途;在主、客观条件允许情况下,住进“医、护(或护、医)结合”养老院,当然是最佳选择。

三、“居家养老模式”核心在完善社会化支撑体系:建设精准、便利、标准、实时、适费的社会化服务

毋庸讳言,古今中外,家庭都是社会的细胞。本文所主张的“居家养老模式”, 保守估计在我国至少涉及三分之二的老年人;能住、愿住养老院的不会超过三分之一。她需要在从顶层到基层各级社会管理部门的主导下,形成一张纵贯上下左右、横联东西南北、密织的社会化网络——即完整的支撑体系,才能奏效。

1、精准服务靠政府。是密织这张围绕居家养老支撑体系网络的“纲”,俗话说的“纲举目张”,就是这个道理。各级党委、政府以及一切社会管理部门,既要把养老当成“朝阳产业”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来办,又不能以此为全部!在我国,更要把养老当成公共“民生事业”予以前所未有的精准服务。从中央到地方直至街道(镇、乡)、社区(行政村、自然村),都要对所辖范围的老年人数、姓名、性别、年龄、民族、籍贯、职业、暂住或长住、文化状况、家庭状况、身体状况、社保状况、经济条件乃至病、残、亡等等,了如指掌、清清爽爽、一一注册,纳入大数据网络,以利精准服务到各家各户、一人一策。

精准服务还在于:一方面,要通过各种媒体、以各种形式向全社会进行“人人都会老、个个需养老、大家须尊老”的广泛而有效的宣传,从道德观念层面上给老传统赋予新风尚,改变人们对养老的歧见;从技术层面上启发人们用新思维解决老问题;二方面,建立并规范、完善多样化的老年人培训教育机构,使之老有所学所为,让他们在丰富生活中各展其长、各得其所、各享其乐、充实生活;三方面,国家要从财政的二次分配、各种社会资源的再分配方面,要向居家养老社会化服务系统建设项目作大幅度倾斜性投入。

2、便利服务靠网络。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到现在,用“互联网+”模式把居家养老的“一网打尽”,才能在“散养”状态下,彻底改变“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状况,夯实为他们尽周全、完善、完美、便利地提供各种涉及吃、穿、住、行、医、疗、购、娱及心理抚慰、生理安乐…系列需求的前置条件。一句话,“互联网+居家养老”模式,才是编织居家养老社会化支撑体系的最佳契合点。

譬如,在政府编织的“互联网+居家养老”模式全覆盖基础上,方能让登记注册的居家养老户“一键”就可以“一呼百应”,提供所有上门或不上门的服务项目:或定餐送饭或到家烹饪、或上门查体或买药入户、或帮喂饭或催促吃药、或打扫卫生或辅助沐浴、或陪同出行或代购物品……只有老年人想不到的,没有提供不出的周到服务。

3、标准服务靠专业。居家养老的服务人员,别以为什么人都可以做得让老年人满意的那么简单,应当把它作为一种新兴的、现代化的、带方向性的“生理照护+心理安抚+家政服务+临终关怀”综合性学科来培养、培训人才。由是,才能为“医、养、护”有机结合提供专业服务平台,与一般意义上的“保姆”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从“医”的角度概括讲,至少应当达到:社区医院要就近,全科医生应足额,应急设备须配套,突发状况能应对;

从“养”的角度概括讲,至少应当达到:养生宣传科学化,养生护理系列化,养生器材标准化,杜绝忽悠骗钱财;

从“护”的角度概括讲,至少应当达到:专业培训有教材,上岗护理应持证,护理程序规范化,临终关怀人性化。

4、实时服务靠社区。居家养老的“后盾”主要在社区。各级政府应当在加大指导力度前提下,扩大社区组织的服务领域,同时要从政策倾斜、经费保障、人员编制、志愿者的招募与服务安排等等方面,赋予他们更多自主权,政府从人、财、物方面给予充分保证,才不至于使“互联网+居家养老”模式“网疏、人散”而流于形式。

5、适费服务靠社保。中国地大、人多、区域发展差异大,养老服务靠政府全盘包干,天王老子也勉为其难!因此,人们应当与时俱进转变观念,即便“互联网+居家养老”模式也应在“社保”基础上适度收费:政府投入一部分、社会保险一部分、个人缴费一部分。第一,要意识到,只有当“互联网+居家养老”模式实现了有偿服务,才能使这种模式成为可持续发展的、惠及全民的、公益性的社会福利事业。第二,“社保”所蕴涵的“政府投入一部分”之内涵,应是随着国家经济发展,财政为之投入应随之加大,体现发展成果人人共享。第三,“社保”所蕴涵的“个人缴费一部分”中,当服务已超过社保标准的部分,个人有条件的应当自觉缴纳。第四,政府应当出台居家养老服务收费的最高限价,出现差额的,“保险付、政府补”。同时,争取社会慈善事业的支持。

总而言之,或许将来会涌现出更多样化的养老模式,但“居家养老模式”仍然会是不可取代的基本模式,只是应当围绕“居家养老模式”开发出更多、更先进、更扎实的社会化支撑体系,使“居家养老模式”发展得更好!(徐宗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