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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平伯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发布日期:2018-05-24 来源:团结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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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平伯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集作家与学者一身的著名人物,1947年加入九三学社,曾任九三学社中央委员、顾问。他出生于书香门第,曾祖是清朝名重一时的俞樾先生,父亲俞陛云官至翰林编修,乃著名词人。他自幼即受到古典文学的熏染,如此生长环境和家庭教养,很自然地使得他身上自带浓重的士大夫气质。但面对汹涌而至的世纪洪流,他并未采取回避或观望的态度。“五四”运动前后,他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在新思想的激荡下,他呐喊过、歌唱过,以诗、议论性文章,讨伐封建制度。18岁就开始创作白话诗文,第一首诗《春水》就发表在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上。考入北京大学后,他积极参加新潮社、文学研究会等新文化团体,并与朱自清、郑振铎、叶圣陶等人共同创办了“五四”以来第一个诗刊——《诗》。在新诗创作的天地里,他的诗集《冬夜》《西还》《忆》《雪期》等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留下的屐痕,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还加入了以“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之自觉”为宗旨的北京大学平民教育演讲团,为传播新文化观念四处奔走。“五四”运动爆发后,他积极投身其中,参加北京大学学生会新闻组,从事宣传工作,经受了“五四”运动的洗礼,更增强了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使命担当。

旧家族走出的新诗人

俞平伯,名铭衡,字平伯,以字行。祖籍浙江省德清县。1900年1月8日出生在苏州。四岁时由精通诗文的母亲启蒙读《大学》章句。7岁时每晚跟曾祖父学写字,持之以恒,进益极大。8岁随母亲学对对子,课本由母亲手抄。9岁时入塾从师学习。由于塾师教学不严,两年后遂改由父母督课。严格的家学为俞平伯打下了坚实的旧学基础。1911年,由苏州到上海住了一年半,改学英文和算学。1912年13岁时回到苏州,开始看《红楼梦》。

1915年春俞平伯入苏州平江中学读书。一学期后考入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部。在这里,他结识了许德珩、傅斯年、杨振声、罗家伦等进步青年。此时的北大还有些古气沉沉。这一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青年》(后改为《新青年》)杂志,他在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提出了民主与科学的口号,抨击儒家的伦理道德、旧文学和旧教育,新文化运动,揭开了中国近代思想启蒙运动的大幕。

1916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他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给沉闷的校园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第二年蔡元培聘陈独秀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陈独秀到任后大力推行课程改革,以白话文教学,使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

在此时代大潮的影响下,俞平伯开始尝试做白话诗文。1918年5月,他的第一首新诗《春水》发表在《新青年》月刊第四卷第五期上,自此在中国新诗坛崭露头角。他在《新青年》上相继发表的新诗还有《草里的石碑和赑屃》《绍兴西部门头的半夜》《送缉斋》《潮歌》《题在绍兴柯岩照相馆的相片》《乐观》《莺儿吹醒的》等。此外还撰写了理论文章《白话诗的三大条件》《作诗的一点经验》等。

创办《新潮》社

在新文化运动倡导初期,并没有专门的文学社团,也没有专门的文学刊物。

首先高举新文化旗帜的除了《新青年》,继起的便是以社团面目出现的新潮社和少年中国学会,它们均属于文化社团而非文学社团。1918年11月19日,新潮社正式成立,俞平伯被选为干事部书记。

1919年1月,俞平伯等人创办了机关刊物《新潮》文化月刊。在《<新潮>发刊趣旨书》中谈到:“向者吾校性质虽取法外国大学,实为历史所谓国学者一贯,未足列于世界大学之林;今日幸能脱去旧型,入于轨道。向者吾校作用虽曰培植学业,而所成就者不过一般社会服务之人,与学问之发展无异;今日幸能正其目的,以大学之正义为心。又向者吾校风气不能自别与一般社会,凡所培植皆适于今日社会之人也;今日幸能渐入世界潮流,欲为未来中国社会作之先导。”“本此精神,循此途径,期之以十年,则今日之大学,固来日中国一切新学术之策源地。二大学之思潮未必不可普遍国中,影响无量。同人等学业浅陋,逢此转移之会,虽不敢以此弘业妄自菲薄,要当竭尽思力,勉为一二分之赞助;一则以吾校真精神喻于国人,二则为将来之真学者鼓励兴趣。同人等惭不能自致力于真学者之列,特发愿为人作前驱而已。名曰新潮,其义可知也。”

《新潮》是继《新青年》之后又一全部采用白话文的刊物。它不仅在理论上鼓吹文学革命,而且在创作上推出了许多有影响的作品,小说有鲁迅的《明天》,叶圣陶的《这也是一个人》,诗歌有胡适、朱自清等人的作品。

俞平伯发表在《新潮》的第一首新诗是《冬夜之公园》,1919年2月1日刊于该刊第一卷第二期。3月初创作的新诗《去来辞》刊发在该刊第二卷第四期俞平伯专栏上。他认为诗歌创作不应仅仅描写自然,在文学上主观比客观更重要。是年春,他在天津创作了新诗《春水船》,诗中描述海河沿岸的景物及诗人的所见所闻,胡适对其大加赞许:“这种朴素真实的写景诗,乃是诗体解放后最足人乐观的一种现象”。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花匠》发表在第一期上,后被鲁迅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后来还发表了《围炉》《狗和褒章》等。

创办新诗专刊《诗》

1921年,俞平伯与叶圣陶、郑振铎、朱自清等人创办了《诗》月刊,这是五四以来出现的第一个诗刊,该刊由中华书局出版。

在创刊宣言中称该刊“有指导人们的潜力,奉着安慰人生使命的”“主要目的在于替时下较好的新诗作发表的场所”。所发表的作品大都取材于现实生活,表达了五四时期反对封建专制、向往光明自由的精神与人道主义思想,体现了当时的现实风貌和现实主义特色。在诗歌理论上,主张“为人生”,表现平民生活。俞平伯在《诗底进化的还原论》一文中提出“诗的人生作它的骨肉”“要做平民的诗,最要紧的是实现平民的生活”。该刊在巩固与提高新诗的地位、探讨新诗的发展道路、繁荣新诗的创作方面,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原定每半年一卷,每卷五期,但实际上只出了一卷。前三期编辑为“中国新诗社”,后两期改为文学研究会,杂志办得很有生气,它对于推动新诗的创作,拓展新文学运动的阵地,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1922年3月俞平伯的第一部新诗集《冬夜》问世,由亚东图书馆出版,先后两次再版。是我国现代文学创建时期,继胡适的《尝试集》和郭沫若的《女神》之后,又一引人注目的新诗集,同被视为新诗园的第一批收获。

诗集里收纳的诗共有58首,第一首是《冬夜的公园》,取诗名前两个字做了诗集名。该诗集的题材丰富多彩,其中《无名的哀诗》《打铁》《绍兴西部门头的半夜》《在路上的恐怖》是颂劳工的;《他们又来了》《哭声》是讽刺军阀的;《可笑》是讽刺社会的;《草里的石碑和赑屃》和《所见》是抨击政府的压制;《破晓》《最后的洪炉》和《歧路之前》是鼓励奋斗的;《小伴》是催促觉悟的;《挽歌》和《游皋亭山杂诗》是提倡人道主义的,而《不知足的我们》则是记录了新文化运动的一幕实录。

朱自清在《冬夜》序里对俞平伯的新诗和诗集予以了极高的评价:“在才有三四年生命的新诗里,能有平伯君《冬夜》里这样的作品,我们也稍稍可以自慰了。从五四以来,作新诗的风发云消,极一时之盛。到现在——到现在呢,诗炉早已灰冷了,诗坛早以沉寂了!我们固不向往再有那虚浮的热闹,却不能不希望有些坚韧的东西,支持我们,鼓舞我们的兴趣出集子正是很好的办法。去年只有《尝试集》和《女神》,未免太孤零了;今年《草儿》(康白情)、《冬夜》先后出版,极是可喜。”他认为俞平伯的新诗具有三个特色:一是精炼的词句和音律,二是多方面的风格,三是迫切的人的感情。但胡适的评论则颇有微词:“平伯最长于描写,但他偏喜欢说理;他本可以作好诗,只因为他想兼做哲学家,所以越说越不明白。”他还解释“这不是讥评平伯,这是我细心读平伯诗得来的教训。”闻一多认为越求创作发达,越要扼重批评。他对《冬夜》的评价是“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它的音节,关于这点,当代诸作家,没有能同俞君比的。这也是俞君对新诗的一个贡献。凝练、绵密、婉细是他的音节特色。”《冬夜》诗集问世后,引起不同的反响,据此亚东图书馆将各种评论意见汇集起来,出版了一本评论集。由此既可以看出俞平伯诗作的艺术特色和社会影响,同时也给后人感受到那个时代倡导科学民主,在创作和评论界的映像。俞先生所处的时代,正是新文学的启蒙时期,也可以说是新旧交替时代,他的作品正可代表这那个时代的线索,在文学史上也有着相当的价值。

俞平伯关于新诗的理论与评论曾在当时乃至中国新诗史上产生过长远的影响。自由是他诗论的核心语汇,个性品格的创造精神是其诗歌理想的基本内容。他非常重视民间文化资源的合理有效利用,与“五四”时期平民主义文化思潮有着密切的关系,他谓“人人有作诗人底可能性”,并希望未来诗人与常人在鉴赏能力和认知水平等方面差别的泯灭。

走向社会参加平民演讲团

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一群北大学生承担其向平民演讲的使命,1919年3月23日,成立了“北京大学平民教育演讲团”,初成立时有成员39人,主要是《新潮》社和许德珩领导的《国民》社的学生。俞平伯于4月参加了演讲团,为“增进平民的知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四处演讲。最多时达到60多人,可谓是新文化运动中的统一战线组织。此前围绕文学革命的论战和新旧的斗争,一直局限于校园内的期刊杂志。演讲团的出现,使得争论的范围超出了文人的圈子,论战的内容也因面对平民有所变化,这从俞平伯等人的诗歌小说创作中见到端倪。“五四”运动爆发后,俞平伯积极投身其中,参加了北京大学学生会新闻组,从事宣传工作。1959年俞平伯先生曾深情地说:“那时我才二十岁,还是个小孩子,对于这伟大且有深长意义的青年运动,虽然也碰到了一点点边缘,当时的认识却非常幼稚,且几乎没有认识,不过模糊地憧憬着光明,向往民主而已,在现今看来,反帝反封建原是十分明确的。”

我们今天从文化的高度审读“五四”运动,感到它区别于以往爱国运动的标志便是民主与科学。经过那场思想解放运动的洗礼,俞平伯更加有历史的担当,努力成为整个社会的良知,体现着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和时代精神。(张玉芳 本文刊载于《团结报》2018年5月24日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