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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学者三论大国卫生
发布日期:2007-02-05 来源:戴 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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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农民称为“红漫女儿”的九三学社社员、北京大学医学部“医学博士”、“社会学博士后”王红漫,以极大的勇气问鼎国家级的高难度课题,在历时4年的“乡村调查”里,走遍了全国20个省区的100多个乡镇,深入1000多户农家访谈。她的研究报告《关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若干问题及政策建议》和专著《大国卫生之难》、《大国卫生之论》,《大国卫生之道》引起了高层乃至公众的关注。不少“两会”代表委员以至媒体都不时引用她的一些调查数据和观点,在前不久维也纳召开的中奥卫生管理研讨会上,她关于中国农村医疗卫生现状与制度改革探讨的报告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对农村医疗卫生产生兴趣,是在王红漫社会学博士后出站之后。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时任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的韩启德院士主持成立了一个专门研究卫生政策的跨学科研究中心。有医学和社会学背景的王红漫在那里工作了一年。这一年,她接触到很多地方卫生干部,这让她渐渐萌生了系统研究农村医疗卫生问题的想法。她立志将忧国忧民的社会责任感纵横于广袤农村,以知识分子使命感支撑起艰辛的探求。

2001年,北京大学有个“985”青年行动项目,为她提供了实现想法的平台。  王红漫参加竞标并顺利通过了答辩。第二年,这个课题又申请到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王红漫有自己的想法:农村、农民是农村卫生保障制度的出发点。农村卫生保障制度关乎7亿多农民切身利益,这一制度在运行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所产生的后果归根到底都是由农民承担的。要想知道这些问题是什么,如何解决,首先就要去农村。

两个项目的资金加在一起是7万元,这仅仅是预期经费的30%。要全面、系统地考察农村医疗状况,这些钱显然捉襟见肘。王红漫希望能确保调查范围具有广泛的覆盖性,调查必须达到一定的数量,同学、朋友、亲戚、学生甚至学生的同学,一切可以利用的农村资源,都被她利用到极至。“至少可以住在农民家里,省下的钱,可以多调查几处,还可以感受农民生活。”到农村调查,需要吃苦。但哪怕是远赴贵州、云南,她都没乘过飞机,而是在火车的硬卧、硬座上,一路颠簸摇晃,再换乘汽车、拖拉机、马车、驴车。王红漫还清楚地记得,那年冬天到四川一个农村做调研,晚上找不到地方住,万般无奈,她只好带着学生们在空地上又蹦又跳,以此取暖熬过了一个晚上。

“不到农村,真不知道看病难在何处”。农民看病到底怎么个“难”?没钱、放弃治疗、大病致穷……深入农村后,王红漫对此有了特别痛彻的印象,但她更想告诉人们的,是另一些被忽略的“难”。那是第一次出发,到黑龙江一个乡镇展开调查,王红漫不幸染上地方病“克山病”。上吐下泻,痛苦万分。学生们迅速把她送到镇卫生院打点滴,“我当然知道城乡差别,但还是忍不住暗叫:天啊!卫生院居然这样!厕所设在诊所外面,距离较远,卫生院给急需的病人摆了便壶,一些打着点滴的病人内急了,就在屋里一侧身方便,大家都很习惯。王红漫却难以接受。肚子泻得厉害,她硬是一次次让同学举着挂瓶,搀扶着病病歪歪地走到很远的茅厕。

老农民称她为“红漫女儿”———东起山东、西到云南、北至黑龙江、南抵海南岛,她走访100多家乡镇卫生院,深入800余户农民家中,倾听农民心声。 

“我们掌握了第一手客观真实的数据” 。王红漫的办公室,最显著的摆设是3个大书柜,全是原始的调查问卷,搁不下了,地上摊开的纸箱一摞摞。这是课题组最宝贵的资料。一份一份,全部是在每一户人家面对面填写的。为了这个“面对面”,他们没少吃苦头。坐了火车换汽车,坐了汽车换马车,才把这些死沉死沉的纸张带到乡镇。“衣服可以少带,问卷一张不许少。”王红漫要求调查组成员。身强力壮的学生,义不容辞地成了主要劳力。

贵州一个村民年均收入只有300元左右,当地农民平均医疗费用却在150—200元之间,“农民怎么可能把一半以上的年收入用于医疗费用?”湖南另一个村,王红漫入户调研得出结论:医疗卫生保障的重要性排在就业、子女入学、盖房之后,“农民的健康意识远未达到政府期望的标准”。 ……

有农民向王红漫抱怨,“到了医院,什么都贵。到了县医院,乡里做的那一套检查便都不算数了,得重做;再到市或省医院,还得楼上楼下地再做一遍”;“若不是到农村,你没法体会农民的看病难。另一个状况仍旧被漠视。“基层医务人员整体医疗水平停留在较低的层面。”在她看来,这是农民看病难的重要原因。”在一家乡镇医院,王红漫看到了这样的景象:本该对卫生条件要求很高的手术室里,污迹斑斑;在给孩子打预防针时,医生嘴上还叼着烟;酷热的夏天,母婴室中没有一台电风扇……

王红漫和其他课题组成员曾扮成病人到几个乡镇卫生院实地考察,“我的慢性结膜炎被诊断为沙眼,低血压被诊断成高血压。”类似的低级错误时有发生。一个感冒,很多医生搞不清楚是病毒性还是细菌性的,一开药就是一大堆,说不定哪一样就碰上了。最让人担心的是,一些乡镇医生甚至看不懂常规化验单。在一些乡镇,有连“皮试”都不会做的假医生,竟堂而皇之地坐在个体诊所里,而“老百姓一看到穿白大褂的人,就信以为真,进去看病”。

“小病拖,大病挨,重病才往医院抬”;“脱贫三五年,一病回从前”;“一人得病,几代受穷”……顺口溜中所说的,虽然并不是普遍现象,却也让王红漫感到沉重。

许多想法都在转变。按照课题组开始在北京预调查搜集的一些材料,他们对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可以给农民带来多少实际补偿,心里是有点数的。但是,深入农村后发现,问题比想象的多。大多数地区门诊报销额度为30—60元,西部地区甚至只有10元,大病报销额度每年达4万—6万元。但现实门诊报销的情况是,很多药品在合作医疗定点机构的实际价格在扣除报销额度之后,仍然高于药店的价格。“农民得到的实际补偿可能等于零,甚至是负数,大大弱化了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对农民的吸引力。”  同时还存在“劫贫济富”现象——能够承担自费部分因而愿意就医的“富人”报销掉了不能承担自费部分因而不敢就医的“穷人”缴纳的合作医疗基金。

最让王红漫意外的,是乡镇医院的现状。中国农村基层卫生服务体系由“村卫生所、乡(镇)卫生院、县医院”三级网络构成。乡镇卫生院本来是这个三级医疗服务体系的枢纽。也就是说,村卫生室看不了的病,可以去乡(镇)卫生院,乡(镇)卫生院看不了的病,去县医院。

但调查发现,这一目标并未实现。根据对1000多户农民的入户调查及卫生机构的数据分析,他们发现,农民“大病”就诊主要是县级以上医院,占58%,乡镇卫生院只有12%。“小病”就诊主要是村级医疗机构,占47%,而乡镇级卫生院仅占18%。而同时,调查涉及的中部省份的15个卫生院有10家亏损,东部的18家卫生院则全部亏损。为了维持生存,不少乡镇卫生院采取了“以药养医”的方式,客观上造成合作医疗难以发展壮大。

调查同时发现,乡镇卫生院在技术配置上存在两个看似矛盾问题,一是作为医院必备的医疗设备不全;二是存在巨大的资源浪费,有70-90%的进口设备(进价高导致检查费高,多在经济发达地区),技术利用率(非设备使用率)只有5-20%。她提出了“合理进行技术配置,以节约成本、降低收费标准”等一系列建议。从前,听到国家要加大乡镇医院投入力度,王红漫一定大声叫好。现在,她反而多了些担心:“如果不改变乡镇医院的经营模式、绩效管理,投在农村医疗机构的钱,能否真正有效?王红漫始终忘不了一位老农拉着她的手,语重心长地说:“ 你们来了,说明国家想着我们,你们这些有知识的人也惦记着我们,我们就更有希望了。”怀着拳拳爱国情,她给自己确定了目标:在掌握真实情况下进行学理分析,为政府公共决策提供政策建议。 而且她对卫生改革前景坚定而乐观!

于是,55万字的调研报告《大国卫生之难》和《大国卫生之论》承载着王红漫的艰辛之旅,承载着她对乡村的深挚爱恋面世了,另一部《大国卫生之道》也即将付梓出版……

这套丛书从农村卫生枢纽──乡镇卫生院入手,结合实际,经过分析研究,讨论建立农民需要、政府预期与实际运作部门绩效相契合的农村医疗保障体系和制度,从战略角度对我国农村农民医疗保障体系及制度设计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配置及保障制度作了阐述,为政府完善农村卫生保障制度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和有价值的真实数据。这一科研成果已经引起中央有关领导和有关部门的重视,其中的一些重要观点、建议已经被收入国家社科基金《成果要报》,并被相关政府决策采纳。

王红漫自1999年以来,主持了12项科研项目,其中国家级4项,专著3部,翻著2部,论文50余篇。《关于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若干问题及政策建议》、《改革和完善我国农村卫生保障制度的对策和建议》获国家和北京市有关领导批示及相关部门应用评价;《我国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研究》获北京大学人文社科一等奖王红漫2001年荣获“唤文明促发展21世纪百位杰出女性”称号。

2006年5 月,王红漫应国际战略研究中心邀请参加“ 国际公共卫生圆桌会议”赴美学术交流; 新近参加中奥两国卫生合作维也纳考察和交流,她向与会者介绍了深入中国农村调查4年,农民对健康和医药需求的调研情况,以及目前中国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积极应对措施,中国对整个人类健康所做的贡献,引起有关组织和专家关注和好评。

一千个日日夜夜,五万里路云和月。九三学社社员王红漫践行着民主与科学的理念,不畏艰辛,矢志追求,其精神“青年可效,学者当为”。

她的脚步将更加扎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