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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建功:用执着缔造中国语言文字学新成就
发布日期:2018-06-12 来源:中国政协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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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苏省海安县一个小镇上,曾经诞生了一位一代国学大师。也许你还不知道他的名字,但可以说他影响着你的一生,你说的普通话、写的简化字、用的新华字典,抑或高深的音韵学、中国古典文献学都饱含他辛勤的汗水和不朽的贡献。

他的名字叫魏建功,1951年加入九三学社,曾任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第三、四、五届中央常委,第六届中央委员。近日,江苏省海安县政协编纂了一本《海安文史资料专辑——魏建功》,介绍魏建功的家世、求学经历以及学术成就等,为读者认识、了解这位大师打开了一扇窗。

魏建功1901年11月7日出生于江苏省海安县(当时属如皋县)西场镇。1919年,魏建功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乙部,经过两年的勤学苦读,以优异的成绩转入北京大学文本科中国语言文学系,师从钱玄同、沈兼士、马裕藻、沈尹默、鲁迅、胡适、周作人等名师。1925年,魏建功毕业留校任教。

作为一名文化学者,他继承和发扬前人所开创的、被当时称为“古今中外派”的会通中西、融合古今的研究道路,结合国情,积极推动我国语文现代化运动,在推行国语、编纂语文工具书、汉字改革等方面,始终步履不停,用执着造就了中国语言文字学的新成就。

“自章太炎、钱玄同之后,在音韵学方面独树一帜的,唯建功一人而已。”

——诗人柳亚子

在语言学界,魏建功有一大批熟识的师友,其关系极为密切,刘半农就是其中的一位。早在1917年刘半农就来到北京大学执教,三年后去了英国、德国留学。于1925年在巴黎大学获得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又回到北大任教,并兼任中法大学服尔德学院国文系主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特约研究员等职务。

此时的魏建功,则以“乙丑科状元”刚好毕业留校任教。那年的秋天,刘半农从国外带了些仪器回来,需要人手帮忙开箱收拾,经沈兼士介绍,魏建功就成了刘半农的助手,他们逐渐成为好友。求知欲望极强的魏建功,深知刘半农是留洋博士,尤其在“文字音韵学”方面必定接触与掌握了西方世界最新的研究方法,自然而然对刘半农敬佩不已。于是,只要刘半农在北大讲“语音学”课,魏建功就随堂听课。由于有共同的志向、共同的理想,在接触的过程中,他们两人就会不约而同地提出些课题来讨论。他们曾一起开展“方言同音字”的课题研究,从一部通俗韵书中选定一些例字,作为课题的材料。

到了1929年,刘半农充分利用带回的洋仪器,在北大建设了“语音乐律实验室”。魏建功主持实验室的工作,跟随刘半农,围绕确定的课题,选用多处方言,用仪器记录了发音的浪纹和四声的标准。在次年的6月3号,刘半农将这些方言调查的课题成果编成了《调查中国方音用标音符号表》,并写了《跋》,为著成一部“四声新谱”“方音字典”奠定了基础。

名家学问精髓的惠泽,让魏建功的专业学养日益精进。1932年,已升为北京大学副教授的魏建功,凭着自己的勤奋好学和执着追求,在多年研究“古音韵学”的基础上,又注重吸收国外本学科研究的新成果和新理念,博采众长,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让“古声律”的内容不断充实与完善。不久,他的代表作《古音系研究》应运而生。该书轰动了整个学术界,作家马嘶所著的《一代宗师魏建功》称这本书“综论古今通塞,尚论群贤得失”“大大超出了作为古音韵学顶峰的乾、嘉诸大师的古音学论著”“是超越前人的充满崭新精神与青春活力的宏通之作”“是语言学界一部为人所瞩目的重要著作”。

从那以后,《古音系研究》就一直作为大学教学用书和重要的参考书。到了1996年又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2000年还被收入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魏建功文集》五卷本的第一卷中,其影响力可见一斑。

“自章太炎、钱玄同之后,在音韵学方面独树一帜的,唯建功一人而已。”著名诗人柳亚子先生能够给予那么高的评价,现在想来也就不足为奇了。

“国语是什么?我们都知道台湾光复了以后第一件要紧的事情,是推行国语⋯⋯我们的国语是用北平话做标准的。北平话的标准也是有条件的。这条件是北平社会受过中等教育的人日常应用的话,并不是北平话一概算做国语。”

——魏建功

因为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清朝政府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被迫将台湾及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自此,日本统治者除了采取政治、军事、经济等手段对台湾进行严加控制外,在文化上也实施所谓的“皇民化”教育,实际上就是让台湾人民割断与祖国的文化血脉联系,这其中当然包含禁止台湾民众使用自己的母语。在长达50年的殖民统治下,由于竭力“同化”台湾民众,推行奴化教育,使得台湾民众基本上只会讲日语,除了本地居民日常会话使用闽南方言外,所有书面语言及官方语言均为日文日语。

到了1943年底,中美英苏开罗会议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在望,国民政府开始考虑接受台湾战后的具体工作,让陈仪出任“台湾省调查委员会”主任委员,随后起草了《台湾接管计划纲要》,将教育列为重点的接管内容。时隔一年多,于1945年3月,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国语推行委员会”常务委员的魏建功,在第十二次常委会议上提出:“为急救台湾同胞,使其民族意识迅速恢复,在台湾推行国语,实为台湾教育复原当务之急。”可见,魏建功对于“统一祖国语言”怀有何等的渴望。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在台湾光复后,国民政府首先提出要废止日语,使用汉语。于是,国民政府教育部就按照《台湾接管计划纲要》中的要求,通过“国立西南女子师范学院”院长谢循初邀请在该校任国文系教授的魏建功,前往台湾主持国语教育和推广工作。身为国语会常委和大学教授双重身份的魏建功欣然受命。他带领驻会委员何容、干事王炬以及女师学院国语专修科教师齐铁恨、王玉川和一些学生,于1946年2月到达台湾。是年4月2日,台湾省长官行政公署成立台湾省国语委员会,魏建功被聘任为主任委员,何容为副主任委员,有21位专家学者为委员。自此,以魏建功为领军专家的“国语运动”在台湾便拉开了序幕。

当时的台湾,老年人讲的闽南语中还夹着日语的词汇,中年人多数讲日语,而青少年则几乎不讲母语。面对如此局面,魏建功不畏惧、不退却,先从基础工作做起。历时三年多,魏建功他们推行国语6条纲领原则,在电台发表演讲,开设国语讲座,编写《国音标准汇编》,各县市分层级设立“国语示范推广所”,招募赴台湾推广国语志愿者,等等。还创办了台湾的第一份国语报纸《国语日报》,魏建功任第一任社长。就这样,终于使“国语”成为台湾地区的主流语言,从而实现了“一个统一的民族必须使用统一的语言”的夙愿,为祖国统一大业立下了彪炳青史的功绩。1948年底,应胡适之邀,魏建功重回母校北京大学,任中文系教授,继续从事教学与课题研究工作。他在台湾进行的国语恢复、重建与推广工作也随之落下帷幕。

“现代汉语词书的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新华字典》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在它以前没有一部能称得上完全合格的现代汉语字典,在它以后的现代汉语字典,是沿着它开辟的道路而不断改进的。”

——语言文字学家曹先擢

对每一个学习汉字的中国人来讲,对《新华字典》都不会陌生吧?这部开本不大、厚如砖头、便于携带的工具书问世以来,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从大学教授、专家、学者到平民百姓,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尤其是中小学生书包里更是缺不了它,在漫漫求学的道路上几乎无人未曾受惠于它。因此,它的问世,无疑给一个多民族国家不同阶层的人们带来了“语言文字规范”的一大福音。

至今,在辞书界,这小小的字典,无论编辑的体例、字形、注音、释义等内容丰富和完备程度,还是《新华字典》自问世以来的发行量,创造了世界辞书之最,都成为人类辞书编纂史上一大奇迹。但使用这部工具书的人,大多不知道该书的编撰者是谁。这也不奇怪,因为书上未署编者的名字。魏建功大概也不会在意是否在上面署名,只要这部工具书能具有一定的专业水准,成为大众案头工具书就心满意足了。

魏建功主持《新华字典》第一版的编纂工作还得追溯到1950年6月。

新中国刚成立不久,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应运成立,魏建功等25位学者被推荐为常务理事,主要从事新中国文字改革工作。其时,叶圣陶任国家出版总署副署长,经与北大校方协商,请时任北大中文系主任的魏建功兼任出版总署新华辞书社社长,领衔主编新中国第一部辞书《新华字典》。为避免因行政事务繁多而占用辞书编撰的精力,魏建功辞去了中文系主任职务,在北大中文系只任教授。随后,新华辞书社正式成立,由魏建功、张克强、李九魅、李文生等几位专家组成。

初版《新华字典》

其实,在这项工程启动之前,魏建功对中国语言文字就有所思索。他清楚地看到中国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很少接受过文化教育,处于文盲或半文盲状态。如何迅速让他们掌握相应的文化知识,他心里早有设想:“假如有一部能够适应工农兵群众及中小学普遍应用的新型小字典,无疑会起到极大的辅助作用。”于是,他撰写了《编辑字典计划》,后经周祖谟、金克木、张克强和吴晓铃等专家共同讨论,最终确定了“完全突破传统汉字字书框架结构,就实际语言编定,以音统形,以义排词,以语分字,以用决议,广收活语言,求音求字,由义选词,适合大众,精选附录”等十大编辑原则。

英国历史学家托·富勒讲过一句名言:“一个明智的人总是抓住机遇,把它变成美好的未来。”字典的编辑工程从1950年7月正式开始,至1953年12月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其间历时三年多,数易其稿。叶圣陶从领导层面主抓,而魏建功则负责具体的编务。据悉,这部字典是全世界读者最多、最畅销的字典。加上修订版,至今已出版11版。有多少国人乃至海外人士受益于这部字典,几乎是无法统计的天文数字,可谓无与伦比!著名语言文字学家曹先擢先生指出,“现代汉语词书的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新华字典》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在它以前没有一部能称得上完全合格的现代汉语字典,在它以后的现代汉语字典,是沿着它开辟的道路而不断改进的。”由此看来,人们将魏建功誉为“《新华字典》之父”一点也不为过。

不仅如此,魏建功为汉字的改革、民间文学的研究和古典文献专业的创建也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精研音韵千秋业,国语推行不世功”,这是后人对“一代宗师”魏建功成就的认可,更是一种朝圣般的敬仰。(作者 吴晓明 本文刊载于《中国政协》2018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