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市政协十一届全会第二次会议上，上海大学法学院徐静琳教授代表社市委作了《拉动旅游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的大会发言，引起了积极的社会反响。会后，我采访了徐教授，与她面对面地交流。
身着浅灰色的外套，系上柔色的丝巾，面前的徐教授温婉而知性，使人难以相信她已步入花甲之年。2009年对徐教授来说，是个特殊的年份：她生于1949年10月，与共和国同龄六十周岁；1969年她作为老三届知青赴云南，正值插队落户四十周年；1994年加入九三学社，参政议政也有十五年。在人生的坎坷和风雨中，有艰辛也有彩虹，徐教授喜欢用“充实”一词来表述。在从事法学教学和研究的同时，她身兼多项社会职务，现任社中央委员、社市委常委、社宝山区委主委；上海市政协常委、宝山区政协副主席。听徐教授娓娓道来，让人回味：奉献与收获其实都是人生的经历和财富。
云南边陲 青春无悔
十七年的云南经历是一段不算短的历程，它在徐教授的心里留下了难忘而宝贵的印记。农村的两年，磨练了一个十九岁城市姑娘的意志：亚热带的农田一年要种三季稻，白天，顶着炎炎赤日，与傣族老乡一起赤脚下田插秧，忍受蚂蝗的叮咬和水土不服的折磨；晚上，围着土灶台烧火煮饭、喂猪喂鸡，在煤油灯下纳鞋补衣；为了提高农作物产量，她还从上海带来菌种，与漠沙公社几个知青一起努力探索“920”农药实验。在新平县卫生局工作的七年，她常常送医送药下乡，翻山越岭走村串寨，几乎跑遍哀牢山的大队合作医疗站。在缺医少药的山区，有时还要客串‘接生婆’的角色。曾经有一次送药下乡，正遇一农妇难产，她赶了几十里山路，用自学的针灸技术，在仅有碘酒和剪刀的危急情况下，在产妇家里接生了一个大胖儿子，农妇一家感激不尽。回想起当初的情景，她还真有些后怕，感叹：“那时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不下乡的日子里，她总是设法在县医院各个科室拜师学习，从内科到外科，从门诊到急诊，打针、敷药，样样都尝试，练就了细心、勤快的好习惯。后来还到省城大医院进修了一年内科。至今，她的书橱里还保留了好几套当年的医学教科书。
在遥远的新平县城里，徐教授有着太多的美好回忆，比如阅读欣赏的爱好，就是在那时养成的。她说：“我们几个知青，常常从县中学图书馆借来大堆的书，一本又一本，在那个年代绝对是奢华的享受，晚上在小木屋的蚊帐里卧谈心得，真的很惬意”。“也就是在那时，我几乎读遍了小县城能够找得到的世界名著，开卷有益，这对于一个人的成长不无裨益”。
作为“文革”后恢复高考的首届大学生，1977年对徐教授来说是人生的一大转折。她在云南大学历史系毕业之后留校，正逢学校重建法律系，于是又到西南政法学院主修法制史和宪法学，从此就与法律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昆明，校园生活的八年是她学习和积累的关键阶段，打下了事业发展的坚实基础。1986年，她从云南大学调到了上海大学，此时在校方眼中，她已是“一个有些阅历的中青年教师了”。
法学生涯 颇有成就
法学博大精深。徐教授坦言，法学研究其实很寂寞，需要沉得下心来，同时，又很有乐趣。若能在寂寞中体会到乐趣即是一种境界。徐教授是国内最早涉足基本法领域的学者之一。早在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签署以后不久，她就努力钻研“一国两制”理论，参与了国务院港澳办“对香港原有法律审查”课题研究、香港特别行政区预委会“推介基本法”项目制作，撰写了《创造性的杰作——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等著作。在港澳回归之前，她为上海各界宣讲基本法数十余场，在《新民晚报》、《上海法制报》报刊杂志撰写专栏文章数十篇，参与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的“新闻访谈”和上海电视台“法律与道德”等节目。她发起成立了上海大学港澳台法研究中心，组织举办多场“一国两制与香港法研究”的研讨会。港澳回归祖国后，徐教授继续关注基本法实践的研究，1998年，作为法律教育基金访问学者，在香港为中华厂商会宣讲劳动法，发表《港澳基本法比较》论文；2004年在澳门的国际研讨会上，发表《中西法文化的差异及融合》论文；主编《中国入世与中国法治——内地与香港法律比较》一书，为推进内地与港澳法学交流作了有效的努力。
2002年出版的《演进中的香港法》是徐教授的力作，这部36万字的专著跨越香港百余年法治实践，运用丰富的史料和判例考察香港法的演变，从法律文化层面诠释香港法原理。著名法学家李昌道教授对该书予以高度评价，认为这是她“十年磨一剑”的积累成果，其“内容充实，分析透彻，论点鲜明，思路创新，有耳目一新之感”。2003年，《演进中的香港法》荣获“上海市法学会学术著作奖”和“第六届华东地区大学出版社优秀专著”两项大奖。
在徐教授看来，法学教育和研究是自己的本职工作，唯有努力做好才是本份。看到她记事本上每天满满的工作安排，着实令人钦佩：上课教学、指导研究生、各类会议、著书立说、课题研究等等。近三年来，她承担的课题份量越来越重，其中省部级课题主要有：《香港基本法解释与香港违宪审查权研究》、《和谐社会与法律法规建设研究》等。难能可贵的是，她能像年轻人一样的熟练运用电脑，每晚九点以后是她精力最充沛的时间段，忙于写作、收邮件、批论文等。“我是五十岁学吹打，现在已习惯于电脑思维了”。徐教授的豪情溢于言表。
参政议政 乐于奉献
徐教授常说，人是社会的人，源于社会，应当回报社会。能够运用法学理论关注、思考社会问题并为解决社会问题尽力，是一个法学工作者的社会责任。徐教授身兼数职，政协和九三学社的各类活动占用了她不少时间。问起她如何处理这些关系时，她的回答富有哲理：“如果认为社会工作是额外负担，那就挤不出时间去参加，因为每个学者都视时间为黄金；如果认为这也是本份工作的一部份，那总可以弹好钢琴，统筹安排出时间。凡事都有轻重缓急，无非是需要舍弃一些东西，抛弃一些个人得失。比如兼职律师的业务，如果时间上安排不过来，可以少做或不做这份工作。”其实，她是把参政议政作为另一种学习和历练的机会，她说，社会工作提供了在专业领域之外更为开阔的舞台，可以获得更多的信息，结交更多的朋友，体验更为丰富的人生，因为在奉献社会的同时，自身也获得了提升。由于她优秀的业绩和敬业精神，曾获得上海市“三八”红旗手称号。
作为一个学者，徐教授具备创作的激情和严谨的治学态度，这些品质也反映在参政议政上。她说，当接到社市委指派她在市政协大会上发言的任务后，深感责任重大，因为站在发言席上，就是代表一个党派在建言。为了准备这个大会发言，徐教授查阅资料、精心调研、反复修改了十余次。这个关于“旅游消费刺激内需”的大会发言，受到高度关注并引起社会共鸣，有多家媒体作了专题报道。此后，她继续跟踪调研，深化和丰富了其中内容，在今年市政协首个论坛上，就“刺激旅游消费的建议”作了精彩的演讲。
多年来，徐教授积极参政议政，认真履行民主监督职能。在担任市第十二届人大代表期间，提交了《尽快出台经济开发区地方法规》、《建议制定科技资本市场的地方性法规》等议案。撰写的《对本市城乡一体化进程中法制建设的几点建议》、《构建和谐上海的法制建设思路》等被纳入高层内参建言。在担任两届市监察委特邀监察员期间，多次参与执法检查，并发表《从制度上强化民主监督职能》等论文。
徐教授担任社宝山区委主委已有八年。身为民主党派基层组织的负责人，她认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是中国相当长时期里实现民主政治的需要。我们作为党派成员，既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见证者，也是实践者，理应在理论上努力探索，在实践中积极奉献。
在本文结束之际，偶获与她同赴哀牢山插队的夫君高先生共赋的诗一首：“高山流水玉林中，岁月蹉跎乃从容；一树春风千枝绿，灵石湖畔夕阳红”。可谓诗情画意、从容人生。回首六十年历程，一如徐教授在答谢母校——市三女中校友会上所说，68届是坎坷的，但我们一路走来，在成长中成熟，这源于母校培育的宝贵品格，那就是：女性的自尊与自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