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之大德曰生”——《易经》

“严仁英教授伴随中华民族百年伟大历程走过的人生道路和她身上显示的中国优秀知识分子风尚将启示和激励一代又一代我国医护人员为全民健康事业和实现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韩启德

2013年11月30日。北京，金台饭店。“中国围产医学发展战略研讨会暨严仁英教授百岁寿辰庆典”正在这里举行。

初冬的暖阳和煦温婉，把人们的心也照得暖暖的。

人们追述着严仁英的故事，像是在回顾一部中国妇幼保健事业的发展史和一位自强不息新中国女性的奋斗史，人们在分享着一个世纪的感触和喜悦。

主席台背板上，一幅巨照吸引着全场人的目光：鹤发童颜的严仁英欣喜凝视着怀中的婴儿，仿如观音送子，写尽无限慈爱。平凡的礼堂似洒满圣洁之光。

她的慈爱来自内心深处。

大爱：始于闺秀 源于杏林

让我们走进这位世纪老人的百年记忆。

1913年11月26日，中国北方早已迎来了冬天的严寒。天津城西北角严翰林胡同严家的深宅大院里，严氏女学的学生们正在一片新式“西学”教育环境笼罩下，认真倾听老师授课。

伴随着严寒和严氏女学的朗朗读书声，严氏家族深深宅院里传来婴儿的啼哭，严家孙辈第18个小生命来到人间。女婴的父亲严智崇正在英国，于是，按照严家孙辈“仁”字排序，祖父严修为她取名“仁英”。

说起严修，无不知晓，他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先驱，是南开大学的奠基人、周恩来总理的伯乐与恩师。

严修送给严仁英最好的礼物，就是他一生致力的新式教育。正是这新式教育，培养了她独立自强的性格和宽容待人的品德。这些习惯和心态，令她受益终身。

20世纪初，西风东渐，严仁英考入了中西女中这个教会学校，两年后，转至南开女中。临近毕业，严仁英立下学医之志。“家里没人搞医，我想学医的初衷是给家里人看病……”谁能想到小姑娘当年这个单纯的愿望，却在自己的心田播下一颗博爱的种子，直至枝桠参天。

1932年，严仁英怀着求学从医之志，迈入清华园，成为生物系最引人注目的学生。清华园的3年，对严仁英来说就是6年，生物系的老师知道她想学医，就允许她选修协和医预科必修课程。

严仁英愉快地担起了这个“双肩挑”。每个新学期开始，严仁英都会从清华跑到协和医预科，抄下医预科的新课表回家选课。背着两个书包的严仁英奔波在两个学校之间，然而她没有被学业压垮，也没有当书呆子。各科成绩出类拔萃的她还是校篮球队主力，校合唱团和话剧团的演出里也少不了她的身影。

1935年，22岁的严仁英以前3名的成绩如愿以偿考上了美国人开办的北平协和医学院，并拿到了奖学金。经过5年“没有商量余地的淘汰制”学习，严仁英获得协和医学院医学博士学位。立志从医的愿望实现了！她留在了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做住院医师。

严仁英喜欢孩子，特别喜欢，在农村的时候流着两条鼻涕，脸上挺脏的孩子她也要接过来抱一抱。

严仁英心中的偶像是恩师林巧稚。

在协和做学生的时候，严仁英有空就去产房感受“甜蜜”。

产妇有的喊叫，有的呻吟，可老师一来就都没声音了。只见她坐在产妇身边，摸摸肚子，听听胎心，产房里马上安静下来。真神奇！

那一刻，她感受到，老师的爱心就像涓涓细流，安抚着每一个产妇……

严仁英的这位老师就是中国妇产医学界的泰斗、被誉为万婴之母的著名妇产科专家林巧稚。

1945年日本投降后，林巧稚担任北平大学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妇产科主任。重新开业的北大医院（自此得名）由于教授们大多为兼职，所以把自己原来在协和的学生招来担任病房的住院总医师。林巧稚自然找来了严仁英。

33岁的严仁英成了一名年轻的女住院总医师。繁忙的工作中，她经历了事业提高和发展的喜悦，也体会着妇产科事业的艰辛。

最让她难忘的是一个用门板抬来的产妇。一天，有4个人用门板抬着一名产妇走几十里路赶到医院，其中一个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哭着哀求：大夫，您救救娃他娘吧，肚里的孩子死活都无所谓，家里还有俩呢，我们家不能离开她！”严仁英定睛一看，那产妇可能临产好几天了，已是半休克状态，孩子也已经死了，便只能做毁胎术，产妇合并感染和贫血等诸多问题，也是奄奄一息，抢救起来相当困难。

产妇的生命终于被严仁英从死神手里抢救回来，可是无论是险些丧命的产妇，还是死去的婴儿，还有产妇丈夫的哀求，都像一块巨石一样沉沉地压在严仁英的心头。

之后，她又遇到过几次类似情况，送来的产妇有的胎儿胳膊或小腿已经掉出来，满地血淋淋一片甚是凄惨。在为母子生命感叹的同时，严仁英更体会到她心目中“一个人住院两个人出院”那“甜蜜事业”内涵的苦涩和无奈。

大师：围产保健 开创先河

1964年，严仁英响应毛主席提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在北京郊区密云县办起了“半农半医”学习班，这时，她才真正了解到农村严重缺医少药状况。在农村生孩子是死人关，一把土剪子就把脐带剪断了，有点知识的用火烧烧，然后破布条子撕一块衣服裹上……破伤风很多，产妇死亡率特别高。这不仅启发了她要为改善农村妇女儿童健康作贡献的意念，还使她逐渐悟出了这样一个道理：临床每次面对和治疗的是一个人，而保健面对的是一个人群，医疗只能救治一个人，预防则可造福一大群人。

1979年，经过民主选举，严仁英全票当选北大医院院长。她认为做好围产保健工作，保护母子平安，意义十分重大。她上任后的头一件事就是要在花甲之年毅然改行，扛起我国妇幼保健与围产医学的大旗。

上世纪70年代，国家开始提倡计划生育，对计划外妊娠的终止方法全靠人工手术流产。这种手术在基层特别是农村存在一定危险性，有的地方使用土法子，扎坏了膀胱，出血、感染甚至死人。

严仁英在科里建立计划生育实验室，开发出终止妊娠的药物，创出抗早孕非手术治疗终止妊娠的路子，最终造福了广大妇女。严仁英正是我国药物流产技术最初的先行者。

以往，产前检查初诊要等到妊娠7个月才开始。严仁英认为，产前检查要从妊娠初开始。于是，她率先在妇产科增设了“早孕门诊”，这是全国最早的早孕门诊。而配合早孕门诊开办的孕妇学校每天为近千名孕妇提供着优质服务。如今，早孕门诊和孕妇学校早已被人们熟知。

严仁英从80年代末开始探讨导致孕产妇死亡的高危医学与社会学因素，倡导建立健全农村三级妇幼保健网，对孕妇实行分级管理与高危转诊制度。

90年代初，她关注孕产妇心理保健，提出待产过程中的陪产与心理疏导，促使开展导乐服务降低剖宫产率。她带领研究人员翻译了《妇产科身心学》并开展有关影响更年期症状发生的社会和心理因素研究以及产后抑郁流行病学研究，开拓了妇产科临床与妇女保健服务相结合的新思路。

80年代初，严仁英在北京顺义农村进行围产保健高危因素调研，发现神经管畸形发生率高达4.7%，是造成围产期死亡率第一位的死因。究其原因，与孕妇在妊娠期间缺乏叶酸有关。并证实，新婚和准备生育的妇女服用小量的叶酸增补剂，可以减少70%神经管畸形儿的发生。

这一研究成果，1996年被卫生部推广。全国80%准备生育的妇女服用叶酸增补剂后，以每年减少5万例先天畸形儿出生的数字，使我国神经管畸形的发生率下降50%。这是严仁英为妇幼保健研究工作的又一贡献，为此她获得首届“中国人口奖”和中国福利会的妇幼保健“樟树奖”。如今世界上已有50多个国家据此研究成果，调整和制定公共卫生政策。

那时，严仁英有3大心愿：第一，建起妇儿大楼；第二，成立全国围产医学会；第三，创办促成全国围产医学发展的专业杂志。1988年4月24日，在严仁英领导下，中华医学会围产医学分会正式成立，严仁英担任第一届主任委员；1991年6月1日，北大医院妇儿大楼终于在西安门大街1号建成； 1998年5月，《中华围产医学杂志》问世，严仁英任总编辑。2000年，该刊物被审定为核心期刊。

严仁英用自己的手推开了一扇门——从最早扛起中国围产保健大旗，为保护母子平安、有效降低孕产妇和婴儿死亡率，到成立中华医学会围产医学分会、创办《中华围产医学杂志》，严仁英为我国妇幼保健工作做出了突出贡献，被誉为“中国围产保健之母”。

她迈出诊室的一小步，却撑起了我国妇幼保健事业的一片天！

大德： 坦荡宽容 使命神圣

1949年，严仁英从美国学习回来后，第一件工作竟然是给妓女检查身体。当时，刚刚成立的新中国百废待兴。时任北京市市长的聂荣臻一声令下，封闭了所有妓院，并严令要求所有妓女必须到医院进行身体检查。同事们想到严仁英刚刚留洋归来，这个工作对她来说似乎有点“不上档次”，以为她不会参加。没想到，她不假思索地说：“我当然去。” 在她眼里，患者就是患者，没有什么身份的差别。

在妓女教养院4个月的医疗工作，她用真诚热情感动了这一特殊群体。

严仁英不仅是医学家，还是社会活动家，工作十分繁忙。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她二次赴朝，参加抗美援朝反细菌战工作。后来，她成为新中国妇女代表多次出现在国际场合，在很多问题上承担着形象大使的重任。

严仁英这种豁达、平和的心态，也帮她顺利地走过了人生低谷。

文革期间。丈夫王光超的特殊身份使严仁英卷入一场劫难，她的一切工作不得不停止。王光超是王光美的哥哥。身为刘少奇的嫂子，一夜之间，严仁英头上便扣来一顶莫须有的大帽子——“刘少奇插到北大医院的黑手”，年逾半百的“严主任”被贬为卫生员。当时即便是在医院做清洁卫生，严仁英也是一丝不苟。同事回忆说“就属严大夫做卫生时厕所最干净了”。

一天，一个分娩时胎儿个头太大被医生告知必须剖宫产的产妇家属，不同意“挨一刀”，和医生争执起来。接产的医生赶忙找到正在刷厕所的“严大夫”。严仁英用手横着竖着比划了一阵，说：“可以不开刀，上个产钳就行了。”接产医生按照严仁英说的做，结果母女平安。

遇到必须“剖”而家属死活不乐意的情况，严仁英就苦口婆心地劝。渐渐地，上厕所找严仁英的人多了。因为很多人都知道，这里有一个全国闻名的妇产科专家。至于科里的医生，更是经常找严仁英，因为很多问题要请教。

就是怀着这样一颗宽容大度的心，严仁英以微笑和坦荡度过了艰难岁月。而恢复工作特别是当选北大医院院长的她，仍然以一个仁者的宽容之心，与那些曾以各种手段对她进行批斗和迫害的人和睦相处，既往不咎，令每一个北大人由衷敬佩。

严仁英当了25年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到第八届），8年全国政协委员（第二和第三届）。25年中做了多少有分量的议案提案，她记不清了，但始终没有忘记自己作为一名人民代表的职责。在乡下工作中，形成了“关于农村计划生育工作”的提案；在国外讲学时，她看到当地中小学生科学的学习方法，轻松的学习环境，相比之下，国内中小学生的书包则越来越重、近视越来越多，于是产生了“减轻中小学生学习负担”的提案；在八届人大五次会议小组讨论上，她带头发出捐献眼角膜和其他各个器官的倡议以及关于提倡试行安乐死和制定母婴保健法的议案。

严仁英1951年加入九三学社，曾任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妇女委员会主任，中央参议委员会委员。她一直把九三学社爱国、民主、科学的光荣传统作为孜孜以求的人生目标，视九三学社为心中的精神家园。

1951年3月，严仁英跟随卫生部第一任女部长李德全带领的慰问团前往朝鲜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次年3月，她随中国政府组织的国际细菌战调查团二次赴朝，冒着随时被美军飞机轰炸的危险，收集了大量罪证。

此后4年多的时间里，严仁英多次参加有关细菌战罪行的展览工作，用流利的英语和详实的资料代表中国科学家向参观者控诉美军罪行，这些材料后来被编译成中、英、法、俄4国文字出版。

在半个多世纪为中国医学拼搏奉献的工作中，严仁英是一名桃李满天下的知名医学教育家。从她的课堂里走出一代又一代北医学子，这些亲历严仁英教诲的学生早已成为医疗战线的栋梁，遍布中华大地。

1991年，在严仁英积极倡导与奔走努力下，北京医科大学在公共卫生院设立了妇幼卫生专业，先后招生8届142人。在此间严仁英捐资设立了“严仁英奖学金”，以鼓励和吸引更多学生投身妇幼保健事业。

1992年，严仁英带领多学科专家，在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的旗帜下，创建专家委员会并担任主任，主要研究与儿童和青少年有关的课题。她亲自参加了调查老少边穷地区的现实情况并提出可行建议。在严仁英率领和感召下，专家委员会的队伍不断扩大，她的弟子和弟子的弟子都成了专家，为我国儿童事业做出巨大贡献。

严仁英有个令人羡慕的家庭，她和丈夫王光超被誉为“杏林双彦”，夫妻携手走至耄耋之年。

王光超是严仁英大学同班同学。他在实习时一次急诊经历成就了他俩恒久爱情的开端。一个得白喉的小孩来了，嗓子全被糊住，憋得全身发紫。王光超见状立刻打开消毒包取出一把手术刀切开了孩子的气管，插上了管子。孩子得救了。当时严仁英就想，这个人一定是个好大夫。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严仁英和王光超始终没有忘记作为医生济世救人的使命，将自己的私人诊所作为革命根据地药品输送站，无数次冒着生命危险为党组织传送医疗物资。

1949年10月，他们迎着新中国的曙光，冲破重重阻力和威胁，毅然双双回国工作。

严仁英和王光超晚年生活十分俭朴，但在2003年非典肆虐期间，她们却怀着对社会的高度责任感，为医务人员捐出2万多元购买设备。

直到95岁高龄，严仁英仍每周到医院上两个半天的班。上班后，她通常看看文件，为医生看看文章或和医生们一起讨论一下妇幼保健方面的课题、活动等。她常常健步走进病房, 微笑站在床前。双眸凝视患者，双手抚爱孕妇。“昨天晚上睡的一定好吧！瞧，今天脸色红润多了”。“咱们一块下地走一走，那样孩子会好生一些”。顷刻间,一股暖流像阳光撒满了冬日的屋顶。在医院走廊里，严仁英也不忘和小患者亲切地打招呼。她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医院的婴儿室。严仁英笔直的腰板和清晰的头脑，让周围的同事们感到：“在严大夫面前，我们不敢说老。”

岁月如歌。

从立志行医的协和高材生，到第一个扛起中国围产保健大旗的“中国围产保健之母”，严仁英在祖国医学道路上已经走过了60余载。在绵延了一个甲子的沧桑人生和命运变化中，像一支永不熄灭的蜡烛，她的光明照亮了多少人的生命道路，她的炽热温暖了多少母亲、儿童和家庭。

一百年的岁月长河静静地流淌。这是爱心百年，教育百年，科技百年，更是奉献百年。（戴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