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社中央部署，今年学习实践活动的重点是学习研讨。理论是行动的指南，在新形势下要想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完整体系，必然结合中共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吃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国理政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推出了一个庞大而系统的改革工程，60项改革任务，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诸多方面，它们都是围绕着一个总目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一、国家治理必须与国家发展进程相适应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的集中体现，两者相辅相成，但制度建设更带有根本性，有了好的制度，才能提高治理能力。
我国建国60多年了，改革开放30多年，我们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制度建设取得了不少的成绩。建国初期我们就确立了一些基本制度，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多党合作制度、公有经济和人民公社制度等等。
文革时期，我国的制度遭到严重破坏和践踏，国家和人民也遭受了深重的灾难，这表明我们的一些制度存在缺限，并执行的不好。文革后，我们的制度得到恢复和变革，如废除人民公社制度为土地承包制，变计划经济为市场经济，从而大大提高生产力，使经济得到巨大的发展。但随着国家的发展进程，我们在国家治理体系，即制度建设方面，还有许多不足，亟待改进和完善，比如在依法治国、依法治党、民主决策等方面。特别是在民主决策上如何避免个人意志导向，避免权力导向，更要避免以国家机器为掩护的个人意识导向，在这方面我们吃过大亏，走过弯路。反右运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都是惨痛的教训。如何避免国家发展再走弯路，关键是制度的现代化。比如我国54年宪法中有司法的独立审判原则，但一直执行的不太好，1975年甚至取消了这一原则，1982年又部分的恢复。三中全会《决定》要求，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我认为独立司法制度的建立对我国的国家治理，以及社会公平与发展将有推进作用。还有我们的各级政府很强大，包办了很多事，但社会比较弱，NGO也弱，需要加大社会建设的力度，那么，社会团体组织法的立法工作就摆上了议事日程。
制度建设还有一个“破”与“立”的关系，有破才有立，比如随着社会发展，2003年我们废除了实施21年的收容遣返制度、2013年废除了实行50多年的劳动教养制度，最近放开单独二孩等都是制度建设的进步。现代国家治理，一般认为有如下六个衡量指标:公民表达与政府问责、政治稳定与低暴力、政府效能、管制质量、法治及控制腐败。国家治理的当务之急是围绕上述指标，根据发展进程的需要，扎扎实实地推进制度建设。
二、坚持制度自信，并吸收全人类社会制度的进步元素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坚持制度自信，因为我们解决了13亿人口温饱问题，完成了3亿多人口的城市化进程，保持了30多年9%以上的经济高速增长。我们用几十年的时间，跨越了发达国家两三百年的发展历程。同时，我们应当看到，全球化是当前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大潮流和特征，也是任何国家难以回避的历史规律。我国正是从全球化进程中获得了巨大的好处，并越来越深地融入国际社会，必然受到西方发达国家文化及制度的冲击和融入，事实上，我们也正是这样做的，比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融合和借鉴了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和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两种制度的产物。而发行证券和上市公司制度基本上是吸收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另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的福利制度则是吸收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
能否坚持制度自信取决于制度本身的生命力，而制度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在于摆脱坚持自我封闭和自我安慰式的僵化，在于摆脱被既得利益集团绑架的“坚持”。由于有了制度自信，我们更应该主动的敞开胸怀，兼容并蓄、海纳百川，吸纳人类文明的成果，吸纳人类社会制度的进步元素，为我所用，为我们国家和人民谋取更大的利益。
前段时间有一个争论：“是中国改变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中国”。前者是中国威胁论，认为中国的发展给世界带来冲击和威胁，后者认为中国的发展给世界带来机遇。我觉得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无论是经济发展、制度建设或价值观的重塑都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今天的世界一体化进程的潮流已浩浩荡荡，不可阻挡。我相信一个日益发展、开放、强大的中国正在改变着世界，而一个改变着的世界，同时也在改变着中国，使中国变得更加发达、开放、和平和美好。
三、构建核心价值，解决信仰危机
信仰是人的精神依托，信仰危机是精神危机。许多有识之士指出，我国当下最大的问题不是经济危机，也不是政治危机，而是广大民众的信仰危机。也就是社会缺失核心价值。
精神是心的产物，“哀莫大于心死”，2千多年前的孔子老先生已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不难想象，一个13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有一半人口在农村，人民群众如果没有信仰，没有精神依托，是多么可怕的事情。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多重原因，我国传统文化断裂，现代文化扭曲，政治文化僵硬，导致社会信仰缺失，精神干枯。诚信缺失的直接后果是毒奶粉、镉大米、毒胶囊等事件不断上演。社会戾气、怨气上升的表现是人们之间的私愤和积怨越来越强。两个陌生人行走在大街上，不小心碰撞一下，本可以相互点头致歉，一笑了之，却大吵大闹，甚至演变为群体事件。欠债不还，“黄世仁向杨白佬下跪”请求还款。公德不张，企业主和员工合伙偷税，合伙偷排未经处理的工业废水，甚至深挖直接将其排到地下水中，祸害一方又遗害多年，管理部门却睁只眼闭只眼，佯装不知。执法不公，职业道德失守，法官与当事人串通，典型的例子有上海法官集体嫖娼案，佛山张海假释案等等。
价值倾斜，一切向钱看，是社会信仰危机的另一种表现。前段时间网上流传一个段子，说“中国人穷的只剩下钱了”。这是讽刺中国人只追求物质利益，没有精神追求和文化修养，这种冷幽默让人看了不免心酸苦涩。我想起曾经有一个很时髦的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细想起来这话在一定范围内说说可以，如果把它作为一种价值倡导就大有问题了，什么都拿金钱来衡量肯定不对，时间不仅可以产生物质利益，还可以用来休闲，用来享受生活，获取知识等等。尽管古人说“一寸光阴一寸金”，这是文学比喻，但古人接着又说“寸金难买寸光阴”，直接否定了时间就是金钱的观点。
人民有信仰，国家才有力量，一个民族的进步有赖于文明的成长。培育核心价值，解决信仰危机已成为当务之急，中共十八大提出了24个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个体系基本能涵盖中国特色，民族特性和时代特征，其中“民主、自由、平等和法制”等更具有普世特性。但如何把这些核心价值落实到社会实践和全体公民的自觉行动上，做到人人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滴水穿石非一日之功。需要执政者和全体人民的共同努力，从人性的、公平和民主的、法制和文化的多层面深度切入，突破传统思维和意识形态思维的定式，来一场痛彻的思想解放和文化启蒙。
四、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权力天生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这是英国思想家阿克顿勋爵（1834-1902）的一句名言，也称阿克顿定律。其实更早些时候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思鸠也说过类似观念。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成果，也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习近平在中纪委十八届二次全会上指出“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
如何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首先是编制好笼子，即制度建设，科学地配置权力结构，将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分开，分置在不同的笼子里，形成分权和制约机制。分权制衡方面我国还有很大的改进和建设的空间。比如必须严格执行政府的预算和人大的预算审查、审计制度，现在这一制度不够严密，执行也在走过场，未能发挥替人民管好“钱袋子”的作用。
第二是官员选拔任用制度。要处理好党管干部的原则和人大任命的关系，从党委提名到人大选举任命，这有很大的制度建设空间，比如是否差额，是否竞选，是否质询等等。好的官员选拔制度为保证将能干负责、清正廉洁的干部选拔到重要的岗位上，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许多官员因贪腐落马或带病提拔造成巨大的损失，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官员选拔制度出了问题。
第三是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公开权力，接受人民的监督，现在党内的纪律监督正不断加强，并发挥作用，但民主监督和舆论监督却因缺乏合理的制度安排，亟待加强。比如我们一直讲民主党派的监督职能的虚化问题，我这次就建议，中央巡视组可邀请民主党派担任成员或副组长。舆论监督制度可能涉及新闻立法和网络立法，就更为复杂，但越复杂越要坚持去做。
第四是划清权力的边界。制定政府的权力清单，并将清单公之于众。最近，上海自贸区建立，使我学到了一个新名词“负面清单”。这给我一个启示，制定政府权力清单的同时，是否还可以制定一个政府权利的“负面清单”，直接规定政府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以此来管住权力这只闲不住的手。
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历史发展也进入了新的政治周期。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潮流已经涌动。“治大国如烹小鲜”。国家治理贵在法度，贵在执行，贵在顺应民心，贵在因时而动。九三学社作为一股政治力量，一个参政党在这一历史潮流中应该有自己的抱负、责任和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