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文英女士是我国著名昆虫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22年10月18日出生于河北省平乡县大时村书香世家，父亲尹赞勋是我国著名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首届学部委员（院士）。父女俩同是先参加九三学社，后入党。

尹文英早年从事鱼类寄生虫病研究，从1963年起进入原尾虫研究领域，是中国现代六足动物（昆虫）系统发生研究的开拓者。

尹文英虽出生于书香世家，但她的幼年直至青少年并无什么“书香味”，有的却是艰辛和奔波。父亲尹赞勋1923年9月赴法求学，算起来尹文英还不满一周岁，可以说对父亲毫无任何形象，一直到6岁时，父亲利用假期回国探亲，自己才跟着母亲去天津同父亲见了面。可不久父亲又回法国继续学习而再次分离。以后在父亲安排下，尹文英读了私塾。尹文英坦率地说：我从小语文尚可，因读私塾时每天要写三行小字，两张大字，虽谈不上学书法，但字写得还不错，可我数学不理想。父亲1931年3月在法国取得博士学位并于当年5月回国，我跟随母亲来到北平，开始接受良好的教育。

从1931年5月起，尹氏全家团圆并在北平安居住下来。尹文英亦即进入红庙小学（现北京师大附小）插班五年级求读。尹文英记得：自己随学校里学生宣传队多次上街头参加“爱我中华，抵制日货”等宣传抗日活动，尤其“九一八”事件之后，参加各种学生爱国活动日益增多。

尹文英小学毕业后，即考入北平华光女中后转两级女子中学。这一年，她父亲又告别家人，远赴云南进行地质考察，历时16个月。尹赞勋十分疼爱尹文英，在北平这段时间，每逢星期天和休假时，只要有时间，就带着已读初中的尹文英到西郊一带的山区去实地观察，让心爱的女儿能从小认识各种矿物、动物和植物。尹文英高兴地说：正因为这样，自己从小就养成了观察大自然的浓厚兴趣，这对自己日后从事生物学研究大有裨益。

但这种稳定和愉快的生活没过多久，尹氏全家又陷入动荡和迁徙之中。1936年全家先是随尹赞勋调迁南京，尹文英也即进入南京汇文女中求学，次年爆发了日本军国主义大举进犯中国的战争，整个南京城遭到日寇飞机日夜不停的轰炸。给尹文英留下了痛苦回忆的是：父亲的文献资料在日军大轰炸中被烧成灰烬，父亲得知后气得几天不吃饭，日夜流泪；而自己亦早早跟随母亲、陪护妹妹弟弟开始了颠沛流离的逃难生活。两年中先后从南京到安庆、南昌、安源、泰和、桂林、贵阳，最后定居重庆的北碚小镇。直到1939年秋，才得以进入四川合川国立第二中学女中分校读初三。两年多颠沛流离的艰辛生活给尹文英上了一堂深刻的历史教育课，也成为她人生的转折点：她用功读书，学好各门功课；同时还积极参加各种抗日救国活动，如上街头宣传，演戏募捐等等。她发自肺腑所写的《只有科学才能救中国》一文在作文比赛中得了第一名。

在北碚全家安顿下来后，当时生活非常困难，光靠父亲的工资不够开销，尹文英不得已只好半工半读，一边当家庭小教师，一边求读高中。讲到这里，尹文英很辛酸。当时全家老老少少均有营养不良症，身体都很不好，父亲患有肺结核，两个妹妹和小弟从小长期多病，母亲更是辛劳过度，身体一直虚弱有病。在逃难桂林后，自己曾有一度在小镇上摆地摊，卖衣服挣些钱补贴家用。到达北碚，可以说几乎家徒四壁，什么都没有了。

在父母双亲的身教和言教和苦难的磨练下，尹文英学习用功，成绩很好。1943年高中毕业后，学校要保送她进浙江大学，但她主动报考了中央大学（当时在重庆），也是全班36名同学中唯一考取中央大学的学生。

受父亲的影响，尹文英第一志愿是中大地理系，第二志愿才是生物系。面试时，中大理学院院长兼生物系主任欧阳翥教授对尹文英的才学很赏识，坦率地对她说：“女孩子读地学不合适，你还是到生物系来吧，我们欢迎你。”从此，尹文英与生物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尹文英父亲所在的地质所奉命迁回南京，1946年6月中央大学也回迁南京。这是尹文英大学生活的最后一年，正在谋划毕业后去哪里工作。一个机遇降临了。英国鱼类寄生虫学家史若兰（N.G.Sproston）教授应聘在上海中央研究院动物研究所工作。1947年6月史若兰教授应邀到中央大学生物系访问，生物系毕业生中只有尹文英一个女生，学校考虑接待方便起见，决定让尹文英陪同接待。在三天陪同即将分别时，史若兰教授问尹文英，是否愿意来做她的助手。就这样，尹文英于1947年8月1日正式到上海市岳阳路320号史若兰实验室报到，并由此走上了科学研究之路。

科研人生 锐意创新

尹文英早年跟随史若兰教授从事鱼类寄生虫调查研究，在短短两年期间，查清了我国淡水鱼类寄生甲壳动物的种类，计有2目4科12属43种，其中发现4新属、15新种。

新中国的成立使尹文英倍受鼓舞，她满腔热情投入到科研领域。1951年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在无锡蠡园成立了“太湖淡水生物研究室”，在那里尹文英工作了近一年。当时国家对淡水养鱼业十分重视，而我国传统的四大淡水鱼种为青鱼、草鱼、鲢鱼、鳙鱼，与欧美等国家的饲养鱼类完全不同，因此没有可以借鉴的国外资料，必须因地制宜，独立思考，才有可能找到有效的鱼类寄生虫病防治方法。正是这个经历，让尹文英早早养成了在科研实践中注重“创新”的品格。

尹文英除了在科研工作中善于思考，坚持创新的风格外，还特别勤于实干和学习。1951年初，她被派往我国当时最主要的淡水养鱼区——浙江湖州，筹建了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菱湖鱼病工作站。在一个四面环水的孤岛上，尹文英一干就是整整3年。

当时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极其艰苦。尹文英与同事们一起，不嫌苦累和枯燥，不断地探索，不断地总结，制定了“三消四定”防病养鱼有效措施；并在理论联系实际的基础上，大胆地提出“防重于治，无病先防，有病早治”的工作方针。就是这样一套既有创新、又具实效的防病养鱼措施和操作上的具体做法，很快在全国各地被普遍推广应用，为我国发展淡水鱼养殖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与此同时，她还将我国科学防病养鱼的要点编写进了全国水产院校“鱼病学”教材，为创建我国“鱼病学”奠定了基础。

在此后逾15年的时间里，尹文英一直从事鱼病防治及基础病理学、生理学及流行病学的科研工作，并在工作实践过程中，注重收集第一手资料，先后发表了许多论文和研究报告。由于很好地完成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关于防治鱼病方面的任务，其中“中国淡水鱼类鱼病防治”项目集体荣获第一届国家自然科学奖三等奖。

1963年夏，尹文英调任中科院上海昆虫研究所工作。正值8月盛夏季节，所里主要科研人员在所长带领下，赴浙江天目山采集昆虫。尹文英也参加了这次活动。当时，她对“昆虫”并不熟悉，在休息时随手翻阅了一本名叫《昆虫采集》的小册子，其中有一幅当时我国尚未系统研究的原尾虫的特征图，引起了尹文英的极大兴趣，也是在这次活动中，她首次采集到了原尾虫。

原尾虫体长只有0.5-2.0毫米，又生活在土壤中，要发现它很不容易。尹文英凭着自己从小养成的观察大自然的天赋，饶有兴趣地翻开一块块石头，掘开一堆堆泥土，在褐色的泥土中发现有一个小小的白点在蠕动，尹文英想把它采集起来，可它实在太小了，怎么从土里弄出来呢？尹文英灵机一动，拔下一根头发，沾上点口水，奇迹般将它粘了起来，并小心地放进采集瓶中，可以说这是尹文英发明的微小昆虫“尹氏采集法”，在以往传统的昆虫采集法中从来没有这么一招。

就这样，在天目山的数天中，尹文英用同样的方法采集到了20多头。通过显微镜下观察鉴定，这些小生命就是原尾虫。就这样，尹文英传奇般地发现了我国最早进入科学文献记载的原尾虫。从此，小小的原尾虫成了尹文英长期研究的对象。用尹文英自己的话来说：“这些微小虫子竟成了陪伴后半生的可爱伙伴。”

1965年尹文英在上海佘山又首先发现了一种棕红色、形态特殊的原尾虫，取名华蚖。华蚖的发现，曾引发了对原尾虫所谓国际经典分类系统的质疑。后由尹文英领导研究组先后对华蚖、古蚖和始蚖三大类群的原尾虫的精子进行了超微结构研究，形成了原创性研究成果。在1996年第20届国际昆虫学会大会上，尹文英提出原尾虫新的系统分类，即3目10科更完整的分类系统。这一分类新系统被各国同行学者所采用，成为原尾虫系统分类学研究的里程碑。

从上世纪80年代起，尹文英又投入了土壤动物的研究。1982年联合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有关学者，在上海锦江饭店举行了一次全国土壤动物学术交流会。会后由尹文英牵头，协同6个兄弟单位开展了“亚热带森林土壤动物区系及其在森林生态平衡中的作用”的课题研究，并于1992年由尹文英主编出版了《中国亚热带土壤动物》，1998年和2000年又分别主编出版了《中国土壤动物检索图鉴》和《中国土壤动物》两部专著，为我国土壤动物的建立和深入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更值得到高兴的是，2008年尹文英、宋大祥、杨星科等编著出版了《六足动物（昆虫）系统发生的研究》。该书以六足动物（原尾纲、弹尾纲、双尾纲和昆虫纲）各纲和目的关系演化为主线，同时探讨与甲壳动物、多足动物和螯肢动物等系统的关系。著名动物学家刘建康院士2008年4月3日写给尹文英的信中高兴地赞誉：“这本书真是起到了‘震聋发聩’的作用，弥足珍藏！”

2010年9月12日至16日，第八届国际无翅类昆虫研讨会在意大利召开，尹文英特派学生卜云博士去参加并作学术报告。来自奥地利的Günther pass教授对原尾虫自1907年发现以来的科研道路进行了总结报告，他高度评价了尹文英在原尾虫研究中做出的卓越贡献，并赞誉“中国上海是世界原尾虫研究的重要中心之一”。

尹文英在科研中，坚持“创新”的治学理念，她在《走上科研之路》一文中写道：“我深深体会到不论做什么工作都要有新意，特别是科学研究，如果工作中始终按照一套模式、一套方法、一个思路去做，得到与前人一模一样的结果，这岂不成了工厂生产，而不能算作科学研究了！……长时间以来我自己总结了两句话：创新是科学发展的灵魂，勤奋是事业成功的保证。”

尹文英在1977年评选为上海市先进工作者，1978年起多次评选为上海市“三八”红旗手，1981年还评选为上海市妇女六好积极分子，1983年评选为全国“三八”红旗手；1977年12月起连续当选为上海市第七、八、九、十届人民代表、又历任六、七、八、九、十届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委员，九三学社市委常委并兼任妇委会主任；1985年她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1986年荣获中科院科技进步特等奖、一等奖，1987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1990年被评为中科院优秀研究生导师，1991年11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为中科院资深院士），1998年获香港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等。曾先后担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第一、二、三届评委和第二、三届动物学科评审组组长等。

尹文英拥有如此众多头衔和荣誉，但她最反对别人吹捧或夸耀，更谢绝媒体采访。今年她已届九十高龄，仍然坚持每周至少三天到单位上班，她最关心的是研究生的教育，每周至少安排一次与研究生学术交流或科研谈心。每当我们见到她，不是在埋头著述或在审阅学生、外单位送审文稿，就是在与同事或研究生交谈。对她来说“空闲”两字是根本不存在的。为了节约时间，她总是自带简易中饭，用微波炉加热即食。尹文英最大的愿望是“让后来人超越自己”。

立业成家 分身乏术

尹文英的丈夫夏凯龄先生是我国蝗虫和白蚁分类学和防治领域的学术带头人，许多同领域的后学都受过他的指导与帮助。尹文英与夏凯龄于1950年早春喜结良缘。尹文英回忆说：当时上海刚解放不久，我们婚事很简单，在集体宿舍内腾出一个房间，请来几位双方熟悉要好的同事相聚一起吃些水果和什锦糖，饮饮茶，谈得最多的是如何把科研工作搞上去，真正为国家做事，为人民谋利益。

婚后不久，尹文英去无锡蠡园太湖淡水生物室工作，夏凯龄亦出差去江苏洪泽湖搞蝗虫孳生地调查。尹文英在无锡蠡园的研究室，与史若兰先生一起从事淡水鱼类病因研究，工作十分紧张，亦很艰苦，整天踩着泥泞，在鱼塘周围观察鱼类生长情况，有时还得打捞浮上水面的病鱼，放在显微镜下解剖观察，分析致病原因，更需深入研究鱼的发病规律等。当时尹文英已怀孕在身，一切为了工作，坚持与同事们起早摸黑，日夜战斗在科研第一线。

1951年1月初，尹文英即将要临产。当时蠡园与医院有好长一段距离，亏得两位同事设法抬着尹文英去了医院，于1月5日在无锡生下第一个孩子夏一平。

儿子出生后，尹文英因工作需要无法照顾，特请了一位奶妈给孩子喂奶和照料，她自己仍埋头忙于科研工作。1952年初又因单位需要，必须迁往当时我国最主要淡水养鱼区——浙江湖州，并奉命组建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菱湖鱼病工作站，不得已又将儿子送回了上海。当时夏凯龄亦因治蝗工作需要，经常赴蝗害严重灾区调查研究，即使在上海也因忙于工作，没有精力照料小孩。夏凯龄去信给家在安徽的大嫂，请求她来上海帮助照料孩子，解决了一大实际困难。

两位科学家夫妇尽管工作很忙，但对家庭的责任，对对方和孩子发自内心的爱丝毫没有减少。1955年4月女儿夏云帆在上海出生。尹文英清楚记得：当时夏凯龄因肝炎住医院治疗，当得知女孩出生的好消息，特委托邻居和同事黄克仁先生，专程到产院给她送来了一束鲜花，令尹文英终生难忘。孩子满月后不久，尹文英又要返回菱湖工作了，又只好请奶妈给女儿喂奶和照料。尹文英至今清楚记得，当时自己的工资几乎全贴在奶妈和照顾家用上，夏凯龄负责全家日常生活开销。尹文英直言：老夏是位好丈夫，既当爸又当妈，我是一位不称职的妻子和母亲，在长达10余年的时间里，自己在外地工作，全家全靠大嫂精心照料及老夏负责安排。两个孩子也是夏凯龄及大嫂带大的。讲到这里，尹文英内疚地说：“我很对不起家人及小孩”。

1963年，尹文英从武昌调到中科院上海昆虫研究所工作，从此有了一个完整的家庭。

无私奉献 精心育才

尹文英长期以来坚持做人做事“三原则”：真实，真情，奉献。即使有人曾经伤害过自己，过去就过去了。她说得好：一切要向前看，人生过得才有意义；要人尊重，首先要尊重别人。

“文革”结束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科学工作者满腔热情，许多优秀的科研成果开始涌现。在昆虫学领域，因《昆虫学报》版面有限，要发表一篇论文，最短也要等上一两年。考虑到这一现状，尹文英曾向所领导建议，昆虫所应该主办一份专业学术刊物，并得到了所长的赞同和支持。经过所领导班子研究同意，创办一个能够及时汇集昆虫所科研人员以及与合作单位科研成果的学术年刊（后定名为《昆虫学研究集刊》），一年出版一集，公开发行。设想很好，但要真正创办一个刊物，谈何容易？挂在北京出版，很不方便，放在上海出版，只能挂靠上海科技出版社，但如何能真正落实呢？因当时出版系统已放开，纯学术性刊物发行量有限，经济效益不大，一般不感兴趣。正在大家纳闷无奈之时，尹文英向所长建议：是否可通过一位熟人再争取一下？这得到了所领导班子的一致赞同，并请尹文英具体去落实。

责任感和事业心强是尹文英的特点，只要有利于事业发展的事，她都倍加努力去干。在尹文英的不懈争取下，事情终于有了转 机。尹文英清楚记得：当时有位马局长当场拍板，并指定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负责。就这样，《昆虫学研究集刊》正式创刊，前后共出版了11集，发表了昆虫研究所在昆虫生理、生化、生态、毒理、病理及昆虫分类等方面近三百多篇有质量的学术论文，深得国内外同行好评。

尹文英任昆虫研究所副所长时间并不长，但短短几年中，却为所的发展和壮大，尤其为所的长远发展做了大量实事，昆虫研究所科研大楼获准建设便是其中一例。

尹文英的责任感和事业心也体现在对研究生的培养上。“文革”后，中科院恢复招收研究生，尹文英是恢复招生的第一批导师。在以后长达20余年中，她先后招收近20位研究生，其中硕士6位，博士10位，博士后2位。为了把这些研究生培养成才，尹文英付出了辛勤的汗水。1990年她被评为中科院优秀研究生导师。直至本世纪初，尹文英还在亲自培养研究生。已是耄耋之年的大专家了，为何还要亲自培养研究生？得到的回答很干脆：昆虫世界大得很，昆虫专业人才非常缺乏，尤其是创新型人才更要多培养；后继无人是我们对历史的犯罪！尹文英还经常语重心长地告诫她的研究生：时间是无限的，空间是无限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是无限的，虽然目前我们所各方面条件都有了改善，但是我们不能有丝毫的松懈，当今世界各国竞争激烈，稍有放松或停滞就会落后。

尹文英对学生的关爱呵护更是细致入微，从工作到生活无不关心。为了促进学生的成长，尹文英经常亲自安排或推荐学生去国外进行合作研究或阶段性学习；国内、所内，凡有专业交流活动，尹文英总是指派自己的研究生去参加，如遇到哪个研究生在大会上作学术报告，尹文英更是亲自到场，为学生打气鼓励。

尹文英现已90高龄，纵观她几十年的科学生涯，无处不体现出一位科学家的高风亮节，这里仅记述一些琐事，以一睹她卓越奉献、多彩多姿的人生片段。（作者为中科院上海昆虫研究所高级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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