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克木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文学家、翻译家和哲学家，曾任九三学社第四届中央委员、第五、六、七届中央常委。他早年只读了一年中学就因故失学，后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当职员，利用一切机会博览群书，靠自学掌握了英语、法语、德语、世界语等多种语言文字。他在上世纪40年代初期赴印度，虽然并非重走法显、玄奘之路，却体现出了相似的求道精神。

金克木逗留印度期间，曾来到佛教圣地鹿野苑，他“住香客房，与僧徒伍，食寺庙斋，披阅碛砂全藏”；同时，他又随名师乔赏弥学习梵文和巴利文，开始了对梵学的研究。他的学生郭良在回忆中谈到:“金克木先生40年代游学印度五年，按印度传统的口耳传授方式，拜名师乔赏弥学习梵文、巴利文。金先生一辈子都对他的老师缅怀于心，总是以崇敬的口吻谈及他的老师。他曾对我说:他写的那篇《梵语语法〈波你尼经〉概述》，是在还老师的情，欠他的太多，没法还清……”

新中国成立后，金克木作为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同季羡林一道培养出了第一批梵文、巴利文学者。他陆续出版了《印度文化论集》、《梵语文学史》、《古代印度文艺理论文选》等，翻译了《印度古诗选》、《摩诃婆罗多插话选》等，还写下了大量文学作品。

金克木的散文随笔，也有不少涉及梵学。如他在《读书》杂志发表的《怎样读汉译佛典》说:“在知识分子中，‘禅’是最流行的佛教用语。《红楼梦》里贾宝玉就谈过禅。‘口头禅’、‘野狐禅’、‘参禅’之类成了流行语。许多大庙里有‘禅堂’。匾额上的‘禅’字早已简化了。右边的‘单’字本来上面是两个‘口’字，但不能写‘口’，只能点两点，因为‘参禅’‘打坐’是不能开口说话的。可是另一种‘禅’却又相反，专用口头语言讲怪话，说是‘禅机’。这个‘禅’字本来是‘禅让’、‘封禅’，读音不同，后来成了佛教的‘禅’，是个译音的外来语。”又如他的《读书人谈禅不信佛》，虽然只有500余字，却厘清了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谈禅与信佛的大问题；而同样篇幅的《佛教文化之中国化》，则分析了当代世界“民族性宗教世界化”和“国际性宗教民族化”的问题，举例很通俗，使外行一看就懂。

金克木在1996年出版的《梵佛探》，有《梵语语法〈波你尼经〉概述》、《梵语语法理论的根本问题》、《试论梵语中的“有——存在”》、《印度哲学思想史设想》、《略论印度美学思想》等24篇文章，社会影响非常之大。其自序说:“这里我必须提到半个世纪以前在印度佛教圣地鹿野苑退隐的乔赏弥老人。是他在给我讲梵语时提出试验‘左右夹攻’《波你尼经》，指导我和他一起试走他自己一直没有机缘尝试的途径。也是他提出对沙门的见解，更是他使我能亲见亲闻一位今之古人或古之今人，从而使佛教的和非佛教的、印度的和非印度的人展现在我面前。我若没有因缘遇合这位毫无现代学历而任过哈佛大学和列宁格勒大学教授的老人，就不会有这些文章。”在该书中，金克木系统地阐述了自己对印度哲学、佛学和美学等的认识，认为“印度哲学史是人类思想和认识的历史”，“明白过去的思想是为理解现在的思想打底子，又为照见未来提供方向”；他的哲学研究不仅注意到了昔日印度宗教唯心主义思潮对世界的影响，同时也注意到了印度古代唯物主义所作出的贡献。

金克木晚年对自己旧时行迹的记述，则把读者带回到上世纪40年代的印度，如他的散文集《天竺旧事》有这样的记述:“鹿野苑中国庙的住持老和尚德玉，原先是北京法源寺的。”“有一天他对我说，他要去朝拜佛教圣地兼‘化缘’，约我一起去。我提议向西北方去，因为东南面的菩提迦耶、王舍城和那烂陀寺遗址我已经去过了。他表示同意，我们便出发到舍卫国、蓝毗尼、拘尸那揭罗去”，“这几处地方连地名都改变了，可以说是像王舍城一样连遗迹都没有了，不像迦耶还有棵菩提树和庙，也不像那烂陀寺由考古发掘而出现一些遗址和遗物。蓝毗尼应有阿育王石柱，现在想不起我曾经找到过，仿佛是已经被搬到什么博物馆去了”。读者从中可以了解当年佛教在其发源地的状况。

总之，金克木在数十年间对梵学研究锲而不舍，颇有建树。（朱少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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