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值“五四”青年节，我们在此纪念《新青年》杂志创刊100周年，重新感念五四先贤们对“民主与科学”的期许，颇有点沉甸甸的历史感。《华严经》中有一句话，叫“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影响深远。苹果创始人乔布斯亦深为推崇，他曾说，“拥有初学者的心态是件了不起的事情。”对于我们来说，陈独秀先生创办《新青年》杂志，将民主科学引入中国是这么一份初心，五四运动也代表了青年人救亡图存的一份初心。而经过百年沉淀，如今的青年人是否仍记得先贤们的期许，是否记得我们出发的地方，是否还在努力为之奋斗？

一、迷失，我们这个时代的伤痛

从一百年前的风雨如晦到今天的世界大国，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跨越到现代社会，从大厦将倾到繁华初现，在中华民族几代精英和社会大众的不懈努力下，在民主与科学的指引下，我们国家的面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中国近代史上，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光辉至今为人们所记取，在一代知识精英们的合力摧毁下，旧的封建传统随帝国一道一去不复返。但必须承认的是，由于新文化运动过快地被革命的浪潮所席卷，我们在打破了封建专制和儒家礼教的束缚，经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破四旧”之后，却意外地陷入文化虚无主义，并未如西方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后，顺利地过渡到现代社会。时至今日，我们国家除了互联网比较发达的大城市已略显现代国家气派，大多数地区的文化底色仍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半封建社会。甚至，在市场经济大潮的过度冲刷下，我们的价值底线甚至不如有着正统礼教束缚的封建社会。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了重拾大国荣光，我们重新举起科学的大旗，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们重整教育，派出留学生到全世界学习科学。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我们在科学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从当初的两弹一星，到现在的嫦娥奔月、蛟龙下海、大飞机、高铁，我们的科学实力已经直逼世界强国。

然而，在民主这条道上，我们却走得并不顺利。1945年，黄炎培访问延安时提出著名的“历史周期律”之问。他问毛泽东，历史上的很多政权“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了，原因是“政怠宦成”、“人亡政息”、“求荣取辱”等，共产党能不能跳出这个怪圈？毛泽东非常自信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欣慰地说：“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地方的事，公之于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周期律，怕是有效的。”

领袖的谈话虽然理性，现实却很曲折。解放后，“三反五反”、“反右”、“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不仅严重悖逆民主精神，更是严重摧残了中国人的人性，彻底摧毁新文化运动后硕果仅存的文人风骨。自此，重气节的中国知识分子传统一蹶不振。制度的扭曲，加之独立人格的缺失，使得人性之恶得以大行其道，遗毒至今。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原校长李培根曾深刻分析了由“平庸之恶”、“从众之恶”、“工具之恶”、“损人利己之恶”、“痞子之恶”、“滥用权力之恶”等人性之恶造成的祸害，其丑陋让人触目惊心。

改革开放后，为了追赶世界强国，我们虽然举起了科学的大旗，但发展民主的步伐依旧缓慢。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虽然鼓励了生产率的提升，但忽视了对公平的制度设计，导致改革初期即出现官倒、腐败等不良现象，引发社会的强烈反弹。时至今日，由于过度追求经济发展速度，忽视制度上的缺陷以及文化和信仰的重建，导致这些社会沉珂没有得到有效遏制，以至于官商勾结、贫富分化、损公肥私、社会不公、制假贩假等丑陋现象不时发生，造成道德底线被践踏，贫困年轻人沦为牺牲品，民间活力被桎梏，正常的社会阶层流通渠道被堵塞。随之而来的则是仇官、仇富等一面倒的社会情绪以及一触即发的社会矛盾。而政府管制逻辑也陷入了依靠发展维稳的简单而片面的思路。我们一厢情愿地以为，只要经济发展好了，就可以拉动就业，提高人民的幸福水平。而事实上，缺乏民主制衡的经济成果，却总是被利益集团所窃取，民众并不能如愿分享改革发展成果。同时，由于贫富分化、与民争利所产生的社会矛盾却在进一步累积，动辄被偶发的事件点燃。

二、回到出发的地方，再度启程

挪威易卜生曾经说过，“每个人对于他所属的社会都负有责任，那个社会的弊病他也有一份。”同样，革弊立新亦是我们每一个社会人的责任，尤其是年青人应该记取的。

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责任，面对西方船坚利炮的威胁，“五四”一代勇敢发出他们的声音，承担起他们应负的责任，最终成功改变了国家的面貌。当近代中国被西方的船舰攻陷国门，以“礼义廉耻，国之四维”为内核的儒家价值观在资本主义契约伦理精神的冲击下一败涂地。新文化运动在此基础上应运而生，一代知识精英共同承担起重构支离破碎的价值观的责任，推动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在列强环伺、内忧外患的1915年，《新青年》杂志创始人陈独秀在杂志创刊号上奋笔疾呼，“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 ，率先提出民主与科学救中国的思想。二次革命失败后，陈独秀对中国时局进行了思考，认为政治革命没有作用，而“救中国、建共和，首先得进行思想革命”。民国四年（1915年）夏天陈独秀从日本回上海后，便开始准备筹备《青年》杂志。在创刊号上，陈独秀寄希望于青年人，对青年提出六点要求：自由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尽管百年已然逝去，但对于今天挣扎着摆脱房奴、车奴窘境的青年人来说，一代导师的声音依然振聋发聩。

这样的思想既是陈独秀对中国救亡图强的思想，也得到了同时代最优秀的一批青年人的支持。陈独秀与鲁迅、胡适、李大钊、钱玄同等一些受过西方教育（当时称为新式教育）的人共同聚集在《新青年》周围，以文章为檄文，发起“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的思想文化革新、文学革命运动，受到广大青年人以及对社会现实失望的民众的拥趸。

以新文化运动为起点的反传统运动改变了儒家文化在中国社会中的主导地位，引进了马克思主义等诸多外来理论和价值观，开启了中华价值观重构的序幕。但在新文化运动过于决绝地否定儒家文化后，随后多年的战乱以及新中国建立后政治运动频仍，都未能重新树立一个可堪接续儒家传统的民主价值体系，使得中华文脉一度中断，价值观混乱，信仰缺失。屹立世界文明几千年的中华价值体系竟一度在西方自由、民主、平等的“普世价值”前黯然失色，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提理论自信、道路自信，以及最根本的文化自信。

三、发扬民主，我们应有的作为

如今，我们面临的问题虽然很多，但我们没有理由失去信心。当年的五四先贤们在那么艰难的情况下可以改变国家，我们没有理由不可以。他们敢于改变，是因为他们相信民主与科学的价值。百年过境，我们理应更珍视这久经考验的真理。

十八大以来，国家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上的建设更为深入，对于接续中华文化传统也更为务实。国家领导人多次到访曲阜，倡导儒家文化，并一再强调，“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毋庸讳言，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无可替代的根基，但于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中培育出符合现代精神的民主价值观已刻不容缓。

在社会转型期这个变化特别剧烈、思想特别纷乱的发展阶段，尤其需要发挥民主的价值。再没有一个主义、一个学说能否覆盖所有的思想，中华文化复兴需要兼收并蓄，激浊扬清。只有创造民主的氛围，架设民主的机制，才能够聚合社会群智，化解社会纷争，构建更具包容性的社会价值体系，引导国家走向健康、和谐、文明的方向。

在历史已迈入现代社会的今天，我们倡导民主、培育民主价值观应致力于将其充分融入社会生活与制度建设。反观我国古代的儒家文化，不仅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紧密相关，且多数核心价值能进入到当时的社会制度层面。儒家价值观不仅通过公共活动、宗教仪式与社会生活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塑造人们的生活方式与人格特征。西方社会的核心价值也大抵如此。如“城邦美德在城邦制度中的确证，宗教精神在教义中的体现，契约精神则通过立法等制度建构而得到制度的保障”。任何社会价值观都是借助建构各种制度和伦理规范来整合个体行为的。所以，我们应不懈追寻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所倡导的“民主与科学”的初心，逐层梳理民主价值观的外化形式，使之真正进入到社会生活和机制建构中，成为名副其实的社会价值导引风向标和标准体系。

九三学社自成立以来，就始终奉“民主与科学”为核心价值，始终不懈地为中国实现“民主与科学”而努力。作为九三学社的青年人，我们有责任继承九三学社先贤们的遗志，发愤图强，为民主与科学在中国进一步发扬光大而奋斗终生！（肖频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