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9月3日，韩启德主席在九三学社创始人后裔座谈会上指出：“所谓自身建设、思想建设做什么？就要做自己的历史。我们要搞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站得起来的历史”。我借用这一思路谈谈我对于九三学社的属性、历史和未来发展道路的几点认识。

一、九三学社的缘起

1.什么人发起的九三学社

1946年5月4日，在九三学社成立大会上选举出16名理事，8名监事。他们是九三学社最早的核心成员。这24名核心成员全部是教授、著名学者。其中：

留学归国人员20人，占83.3%；社会科学学者16人，占66.7%；自然科学学者7人，占29.1%；医学工作者1人，占4.2%（由于严希纯、詹熊来先生的资料不全，故以上统计不完全）。

1946年5月12日，九三学社在重庆兰园（税西恒先生住所）召开第一次理事、监事联席会议。会议推举：褚辅成、许德珩、税西恒、张雪岩、潘菽为常务理事；梁希、卢于道为常务监事。

从创建九三学社核心成员的身份可以看出，这个政治团体是由专家学者构成的。

2.为什么发起九三学社

这些专家学者为什么发起九三学社？大家知道，自1944年开始的民主科学座谈会是一部分专家学者讨论抗战问题的、不定期的聚会。那时的陪都重庆处于日军包围之中，是与敌人血战到底还是屈膝投降，国民党统治集团举棋不定，重庆上空漂浮着浓厚的投降空气。九三学社的各位创始人大都具有参加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反封建和反帝国主义斗争的经历，身体里活跃着民主与科学的细胞，他们要以五四运动的精神抗战到底。除了以上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历史之外，我与大家一起回顾一下九三学社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主动要求参加新政协，又在新中国成立后准备解散的历史过程，进而分析各位创始人发起九三学社的目的。

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议在北平召开。筹备会由中国共产党——新政治协商会议提议人和其他22个单位的134人组成。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开幕时，九三学社不在23个参加单位名单之中。“民主教授”单位由7名代表组成。其中，许德珩和梁希先生分别是北京大学、中央大学的代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规定，新政协的参加单位必须是在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过程中做出贡献的，赞成中共“五一”口号第五项的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等。

筹备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指定许德珩为第一小组成员和第三小组副组长。第一小组负责拟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代表名额，李维汉任组长、章伯钧任副组长；第三小组负责起草共同纲领，周恩来任组长。参加新政协的单位与代表通过两种方式提名，即组织或个人推荐、本人申请。全部提名经筹备会第一小组根据筹备会组织条例审查和研究，然后提交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决定。许德珩代表九三学社向筹备会提交了由他同黄国璋、薛愚、潘菽、笪移今等五人具名的《九三学社工作报告》，介绍了九三学社的成立经过及其所做的工作，说明了身处国统区的九三学社无法像在香港的其他民主党派一样及时公开声明支持“五一”口号的情况。

6月16日，周恩来同志向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作《关于<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草案）>的解释报告》。他在报告中说：原来未邀请九三学社和民主革命同盟，是因为在哈尔滨确定单位时，期待这两个团体进行秘密工作，因此没有邀请参加。1949年6月19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参加新政协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九三学社成为参加新政协的四十五个单位之一，代表名额为五人。九三学社推举许德珩、潘菽、黎锦熙、袁翰青和吴藻溪为正式代表，叶丁易为候补代表（另外十几位社员以其他界别的身份出席了会议）。参加新政协会议的名单反映了中国革命自旧民主主义时期到新民主主义时期复杂曲折的历程。

新中国成立后，部分成员认为九三学社民主革命的使命已经完成，其成员已经加入新中国的各项建设当中，九三学社不必继续存在下去，故提议解散。九三学社内部就此进行讨论并广泛征求意见。毛泽东主席听说此事后即向九三学社转达了他不同意九三学社解散的意见。周恩来总理说：“希望各民主党派采取巩固发展的方针。”

1950年12月1日至5日，九三学社召开第一次全国工作会议。会议明确九三学社是新民主主义政党。会议宣布九三学社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以人民政协《共同纲领》为自己的纲领，参加各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为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而奋斗。至此，九三学社从一个专家学者的政治性团体转变成为具有政治纲领的政党。

成立九三学社的目的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国民党一党独裁；是为了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是为了民主与科学。九三学社主动申请参加新政协，是对于本组织在人民解放过程中所作出贡献的总结和肯定，是对于本组织成立目的的阐释。在参加新中国的筹备工作、参加起草并签署《共同纲领》并以此为九三学社的政治纲领。建立新中国之后，九三学社提出解散，证明了这个以民主科学为宗旨的、知识分子政治联盟的纯洁性。

韩启德主席指出：“创始人决定了我们的特点。他们更多的是科学家，搞学术的，政治家少一些。所以建国后，我们提出解散，回学校教书。他们的出身使我们具有特点。创始人的精神一直传到今天。”

3.从民主科学座谈会到九三学社

1944年底，民主科学座谈会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经常性的聚会。

1945年9月3日，民主科学座谈会举行会议，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会议决定民主科学座谈会更名为九三座谈会，筹备成立九三学社。

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在重庆正式成立。

我们把1945年9月3日，即筹备成立九三学社的日子作为我们的成立纪念日。

从数十人组成的民主科学座谈会到今天拥有14万名成员的参政党，68年来，九三学社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这一演变过程，我认为有三个重要的节点。

（1）友人指路

1945年8月，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应国民党总裁蒋介石之邀到重庆商谈成立联合政府之事。期间，毛泽东约许德珩、劳君展夫妇到八路军办事处见面。分别二十多年后，大家在抗日战争胜利之时重逢，十分高兴。毛泽东对许德珩说，记得我们在北大好像还有个组织呢。许德珩说，我们参加了李大钊先生发起的少年中国社。毛泽东对劳君展说，你是知道的，我这个人怎么会打仗呢？我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啊！

叙旧之后转入正题，他们交换了对时局的意见，许德珩、劳君展向毛泽东介绍了他们发起民主科学座谈会的情况，毛泽东闻之十分感兴趣，鼓励他们将座谈会发展成为一个永久性的政治组织。许德珩、劳君展听后面有难色，认为参加座谈会的人数不多，发展成为一个永久性的政治组织有困难。毛泽东鼓励他们说，尽管人数不多，但每位成员的影响都很大。

毛泽东的建议给予许德珩、劳君展很大的鼓舞，他们决心以毛泽东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精神将民主科学座谈会办成一个永久性的政治组织。

周恩来同志为九三学社的成立提供了很多帮助。金善宝先生在《风雨同舟忆当年——纪念建社五十周年感怀》一文中回忆说：同年（1944年，作者注），由许德珩、税西恒、潘菽、黄国璋、黎锦熙等人发起了“民主科学座谈会”（即九三学社的前身），主张发扬“五四”反帝反封建，民主、科学的精神，团结、民主、抗战到底。他们与中共也有密切的联系。经周恩来、潘梓年同志的工作，“自然科学座谈会”的梁希、涂长望、谢立惠、干铎、李士豪等人和我，由潘菽介绍，先后以个人身份参加了“民主科学座谈会”。

（2）自我总结

在1949年6月15日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许德珩代表九三学社向大会提交了《九三学社工作报告》，申请成为参加新政协的单位之一。毛泽东和周恩来支持了九三学社的申请。

（3）长期共存

1950年初，部分成员认为人民民主共和国已经成立，九三学社民主革命的使命已经完成，不必要继续存在下去，提议解散。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不同意九三学社解散，希望各民主党派采取巩固发展的方针。

4、名称之争

“九三学社”这个名称是怎么来的？有什么意义？

许德珩先生在其回忆录《为了民主与科学》中说：“为纪念全国民主力量击败法西斯，1945年9月3日，我们（即民主科学座谈会，作者注）假重庆青年会大厦举行庆祝大会。会上有人提议说：今天是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日本向盟国签订降书的日子，意义重大，千载难逢。民主科学座谈会这个名称政治意义不强，应该改一个政治意义比较强的名称。经过大家研究，会上一致同意，改名为九三座谈会，后来又成立了九三学社筹备会”。—— 民主科学座谈会改名为九三座谈会的过程

潘菽先生在《难忘的岁月》一文中回忆说：“在讨论中有一种意见认为，可以考虑到九月三日这个纪念日的重要意义；同时这个组织的性质应该确定为一个学术性的政治团体而不是寻常意义的一个政党，以便照顾到所要团结的文教科技界的许多人不愿意参加政治活动的这个特点，因此这个组织可以定名为‘九三学社’。这个建议得到会上的同意，所要建立的组织的名称就此定了下来。” ——九三学社名称的由来

潘老在另外一次回忆中说：“当时，有人提议把‘九三座谈会’改为‘民主科学社’。有些人表示异议，认为‘民主与科学’是‘五四’的口号，在抗战胜利后的形势下，‘民主与科学’的口号就显得不够了。出席会议的多数人认为，当时知识分子大都不愿参与政治，而‘民主’口号的政治性很明显，这样的称呼影响他们参加活动，最好取一个既体现学术性，又带点不太明显的政治性的名字为最好。于是决定采用‘九三学社’这个名字，……以利于团结广大知识分子参加进来。” —— 从九三座谈会到九三学社名称改变的过程

孔子曰，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结党，目的是谋取政权，以实现本组织的纲领。历史上，“党”代表的往往是少数人的利益。中国知识分子心中往往把“结党”与“营私”结合在一起。抗战时期的中国，各种名义的党团超过百个，鱼目混杂。我们的组织名称为什么不是“某某党”，从当事人的叙述中我们了解到，我们的组织起初叫“民主科学座谈会”，随着“自然科学座谈会”成员的加入和抗日战争的胜利，更名为“九三座谈会”，在正式成立的大会上经过热烈的讨论，最终将名称确定为九三学社。学社一词相当于今天的学会。刚刚成立时的九三学社是追求民主与科学的知识分子的政治联盟。

邵鸿常务副主席曾经说过：“九三学社创始人自认是“在野真正专家学者”的团体而不同于一般政党，以后一个时期九三学社一直自以为“学术性政团”。“学社”之名并不全是为了消极地团结知识分子，而是我社前辈有意识的自我定位”。

九三学社这个名字包含着这样的信息：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民主与科学、由知识分子构成的政治组织。

5.九三学社创立时期的物质条件

潘老在回忆文章中提到，“去许老家里时，每次都要吃饭，在吃饭前后互相谈谈。”我分析许德珩先生以聚餐的形式举办民主科学座谈会有两个原因。

其一，当年许德珩先生寓所的楼下住着房东、国民党重庆市党部委员。在特务横行的情况下，聚餐比聚会的风险小。聚餐期间即使有特务闯进来，一桌饭菜可以作为掩护。这一做法是许德珩先生向北平地下党负责人徐冰、张晓梅夫妇学来的。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在北平时，徐冰夫妇经常在许德珩家以聚餐的方式召集进步教授聚会，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

其二，重庆市区比较大，当时缺乏公共交通工具，大家分散居住在各处，到许德珩先生家聚会一次，步行往返需要数小时。如果大家见面后畅谈数小时，整个活动需要半天或者更长的时间。为了聚会能够长期办下去，主办人必须为客人准备餐食。

抗战期间，大家的生活都很困难。那时，许德珩夫妇都参加工作，家中只有两个上学的孩子，与其他教授相比，其收入情况稍好。许德珩先生曾经对家人说，“就是家里再困难，座谈会也要办。”其原因就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家里再困难”是多么困难，许德珩先生的女儿许鹿希教授说，那个时候，家里人穿的鞋都是母亲动手做的。母亲是大家闺秀、大学教授，为了省钱，亲手为全家人做鞋，可见父母共同举办座谈会的决心。

那时，许德珩先生的女儿和儿子在南开学校上学。一次，孩子们第二天要交学费，到了晚上家里还没有凑够钱。许鹿希急得哭了。许德珩安慰女儿说，你不要急，放心睡觉，明天早晨上学的时候就有钱了。孩子们睡觉后，许德珩马上给报馆打电话，通知报馆他准备为他们写一篇杂文，条件是预付稿费，明天清晨带稿费来取文稿。报馆同意后，许德珩连夜完成文稿换来了孩子们的学费。就这样，在第二天早晨上学前，学费已经放在了孩子们的书包里面。孩子们一觉醒来，看到书包里面的学费，他们望着神奇的父亲破涕为笑。

为了增加收入，除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工作外，许德珩还在大学做兼职教授。在国家危亡的关头，对于那些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来说，一切困难都不在话下。随着自然科学座谈会成员的加入，民主科学座谈会的规模越来越大。许德珩先生的家无法再作为开会的地点了。

重庆自来水公司总工程师税西恒先生的加入为座谈会的继续举办提供了条件。公司不仅有开会的地方，还有厨师为大家做饭。税西恒先生的家也常常作为聚会的地点。座谈会成员有时也在重庆督邮街广东酒家或其他地方“聚餐”。

6.九三学社创始人与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间

1915年，许德珩考入北京大学英文学系。1917年初，蔡元培先生履任北大校长。蔡先生对北大进行了改造和改革，辞退不合格的教师，聘请李大钊、陈独秀先生等很多学有专长且具有革新思想的青年来北大执教。

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蔡元培校长给予许德珩一份课余工作。从此，他通过勤工俭学解决自己的生活费用。为了节省灯油和烤火用的木炭，他终日在图书馆和教室读书学习。

那时，五四运动风起云涌，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毛泽东很愿意与学生中的活跃分子交谈，讨论时事问题。许德珩与毛泽东相识于北大图书馆。

李大钊同志发起成立了少年中国学会，为推动社会进步聚集力量。学会以创造“少年中国”为宗旨，以“奋斗、实践、坚忍、俭朴”为信条。许德珩与毛泽东、张闻天、恽代英、杨钟健等都是该学会的会员，他们在大钊同志的指导下，把“创造少年中国”和“再造神州”作为理想。

辛亥革命后，黎锦熙先生在长沙主办《湖南公报》和《公言》等报刊，发表进步言论，传播民治思想。他挑选具有进步思想的青年为报馆工作，在思想方面指导他们，在经济方面帮助他们。

三十多年后，黎先生回忆起那段往事，他说：那时有三个青年人经常帮我抄写文稿，一个不问文稿的内容，什么都照抄；一个见到文稿中有问题总要提出来，并能代为润色；一个看到自己不同意的文稿干脆就不抄。这三个在抄写文稿时持不同态度的青年，后来各自的成就也不同。第一位，在中国历史上默默无闻；第二位，成为中国著名的作家，他就是田汉，第三位，在中国历史上成为伟大的人物。黎先生始终没有讲出第一位和第三位青年的名字。不过，熟悉这段历史的人知道，第三位青年是毛泽东。

1949年3月，毛泽东主席到达北平后不久即会见并宴请了黎锦熙、黄国璋和汤璪真先生。这三位先生都是九三学社社员。他们与毛主席既是同乡，又分别是老师和同窗。此后，毛泽东主席多次看望了黎锦熙先生。

劳君展，又名启荣，笔名翼儒。青年时代就读于长沙周南女校；有媒体将她与向警予、蔡畅和魏璧四人誉为“周南四杰”；《周南校史》记载，她与周敦祥、魏璧是当年的“周南三杰”；1919年，经陶毅（陶斯咏）介绍加入新民学会；曾经担任长沙学联宣传部长；创办《女界钟》刊物并为毛泽东主办的《湘江评论》撰稿；积极参加驱逐军阀张敬尧的运动。

在共同发动一二九运动的过程中，许德珩、劳君展夫妇与在北平组织文化界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共党员徐冰、张晓梅夫妇之间的关系逐渐密切并且彼此信任。

1936年10月的一天，徐冰、张晓梅夫妇到许家做客。他们说，现在延安的物资十分匮乏，情况十分困难。干部指挥作战时没有表，冬天来了，大家脚上还穿着草鞋。许德珩、劳君展夫妇闻听后当即表示要买一些物品送给毛润之。徐冰说，最近有车去延安，你们要买东西就抓紧时间。许德珩、劳君展决定倾家中的积蓄购买成生活用品，送到延安去。为了避人耳目，由劳君展与张晓梅到东安市场买了十几块怀表、三十多双布鞋和一些火腿。她们雇了一辆人力车，由张晓梅把东西押运到秘密的地点，转送延安。分手时，张晓梅问劳君展，是否需要毛泽东同志写个收条？劳回答说，我们送给毛润之的东西怎么能要收条呢？

1936年11月2日，毛泽东在收到这份微薄的礼物之后挥毫致谢，他在信中说，“我们与你们之间，精神上完全是一致的。”“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奋斗，为中华民主共和国而奋斗，这是全国人民的旗帜！也就是我们与你们共同的旗帜！”

许德珩与周恩来相识于五四运动时期。那时，他们分别是北京和天津的学生运动活跃分子。在留法勤工俭学期间，许德珩与周恩来、徐特立等共同发起成立了旅法各团体联合会，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共管中国铁路的企图，维护国家的主权。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许德珩从北平辗转逃亡到武汉，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工作。周恩来同志到武汉后建议大家不要都聚集在这里，应该回原籍去参加抗战工作。许德珩听从周恩来的建议，到江西省政治讲习院任教并担任江西省各界民众抗敌后援会主任委员。

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许德珩作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在陪都重庆与八路军办事处的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和邓颖超等同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许德珩与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等中共参政员一起利用参政会的讲台宣传抗日、反对独裁、反对内战。

许德珩、劳君展夫妇发起民主科学座谈会以后，周恩来同志安排自然科学座谈会的成员加入民主科学座谈会，为以后九三学社的成立奠定了组织基础。

1949年3月，周恩来与毛泽东、朱德等中共中央领导人来到北平。许德珩、劳君展与各界人士一道前往西郊机场迎接。大家见面后，周恩来亲切地握着许德珩的手说：“楚生兄，辛苦了。一别两年多，你做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他这番真诚的话语，令许德珩十分感动并且念念不忘。不久，周恩来又到北京大学府学胡同宿舍看望了许德珩、劳君展夫妇。

在1957年开始的反右运动中，因为同意在九三学社传达中国民主同盟会整理的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关于专家教授治校的讲话记录稿及推动九三学社快速发展，许德珩受到批判。对于批判者使用的“反党”罪名许德珩无法接受并拒绝就此检讨。他生前一直说，当时，有人替我打抱不平说，新中国成立之前人家跟着共产党，性命都不顾，新中国成立了，他怎么会反党呢？

许德珩找周总理诉苦，他对周总理说，你是了解我的，我这个人怎么会反党呢？周总理劝导他正确对待运动，虚心接受大家的批评。谈话结束后，周总理把许德珩送到西花厅的门口并亲自给他打开车门，请他上车。周总理的举动令许德珩十分感动。每当提起这件事，他总是说，总理亲自给我开车门，我还有什么怨气呢？后来，在批评许德珩的一次国务院会议上，周总理说，许部长，在南开时，我们很敬佩你。就这样许德珩逃过一劫。

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许德珩与周恩来总理同为天津市代表。在天津代表团的小组会上总理问许德珩：“楚生兄，你从法国回来后在哪里工作呀？”许德珩回答说：“我在黄埔军校当政治教官，那时你已离开了，是熊雄负责。”总理说：“噢，你还在黄埔（军校）工作过，那要记你一笔。”许德珩看到总理清癯的面容联想到关于总理患癌症的消息，他沉重地说：“总理，你要保重身体呀。”总理回答说：“我剩的时间不多了。”许德珩及闻者为之哽咽。此后不到一年周总理就去世了。这次关于黄埔军校的谈话竟是两位相识五十余年老朋友的永诀！

作为统一战线的缔造者和忠实的践行者，周恩来同志广交民主党派的朋友，大胆地启用他们担任中央政府的部门首长并在工作中培养他们，使他们有职有权地为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当那些曾经帮助过中国共产党的民主党派朋友们遇到困难时，周恩来同志在不违背原则的前提下，尽量保护朋友们的利益。周恩来总理是民主党派成员最真诚的朋友、最杰出的模范。

西安事变发生后，北平文化界进步人士纷纷致电张学良、杨虎城将军，要求他们将蒋介石就地正法。大家对于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逼蒋抗日的政策不理解，对于释放蒋介石更加想不通。

为此，徐冰、张晓梅同志约集北平各高校的进步教授和北平中共党组织负责人杨秀峰、孙文淑、张友渔、张申府、刘清扬、程西孟、彭道真、黄松龄、黄敬（俞启威）等在许德珩家以聚餐的形式集会，由中共北方局负责人彭真同志向大家介绍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方针和由反蒋抗日转为逼蒋抗日，再转为联蒋抗日的政策，使大家的思想统一起来，保护了进步教授的积极性。

从此，许德珩结识了化名高先生的彭真同志。他令人折服的分析和循循善诱的态度给许德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84年初夏，《许德珩回忆录》基本完成。许德珩希望在回忆录中收有他与彭真同志的合影，以纪念他们自西安事变时开始的，近五十年的友情。

一次会后，许德珩请彭真委员长留下，与他合影。彭真同志坚持改天到许家看望许德珩并合影。

6月14日，彭真同志来到许家。他一下车就对在场的新华社记者说，许老是五四运动时期的学生领袖，参加革命早，是我们党最亲密的朋友。

1988年夏，彭真同志多次到北京医院看望许德珩。看到彭真同志，许德珩马上从病床上坐起来，伸出手来与彭真同志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彭真同志坐在许德珩的病床边，对他说，许老，我们相识五十多年了。两双手握在一起，久久不愿放开。

他们回忆起当年在北平从事抗日救亡运动时的情形，彭真同志对许德珩说，许老，像你这样的革命老人，健在的已经不多了，你要好好保重身体。许德珩回答说，我年纪大了，身体不好，不能继续为党和人民工作了，感到很过意不去。彭真同志摆摆手说，许老，你健在就是对党和人民的贡献。

九三学社自创立以来始终与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为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建立、为社会主义建设共同奋斗、一道发展在追求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的共同道路上，九三学社创始人与中国共产党创始人风雨同舟、和衷共济、亲密交往的历史是中国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历史的缩影。

二、九三学社的核心价值观与传统

1.九三学社的核心价值观

九三学社的早期成员大都参加过五四运动。五四精神的核心是民主与科学。五四运动时期民主与科学的主要内容是反帝反封建、思想改革和价值重建。一代又一代的九三学社人在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下持续奋斗并不断赋予民主与科学新的、更加完整的内涵。民主与科学是中国人民在受屈辱、受苦难的历程中通过斗争探索出来的解放之路，是九三人血液中代代相传，永世不绝的基因。民主与科学是九三学社成立68年以来既有的、获得全体社员认同的价值观。我们要不断地赋予其时代的内涵，使其得到提升和强化。

1919年5月4日中午，北京市数千名大学生和中学生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大会宣读了大家委托许德珩起草的《北京学生天安门大会宣言》。当天，各学校有32名学生被当局逮捕。其中有四人后来成为了九三学社人，他们是许德珩、潘菽、杨振声和初大告。五四青年的精神是为了国家和人民敢做敢当的精神。从当年北京警察厅的审讯记录中看到，这32名学生当中，没有一人在审讯中供出参加游行同学的名字。他们每个人都是敢做敢当的好汉。

许德珩从不以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自居，对于五四运动的结果，他并不满意。1919年8月29日，他在致曾琦的信中说：这回运动，好时机，好事业，未从根本上着手去做，致无多大的印象于社会，甚为咎心。个人的学识不足，修养不到，以后当拼命从此处下手。

1920年2月15日，许德珩登上博尔多斯号法国邮船，走上了勤工俭学，学习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道路。

1948年，梁希先生在《政治与科学》一文中指出：民主可以改变落后，科学可以改变贫穷。民主是科学的土壤，科学是民主的肥料。

民主与科学是九三学社的核心价值观，是九三学社在长期的社会实践过程中形成的自我价值体系，是九三学社的灵魂，是把成千上万的九三人凝聚在一起的共同理想和精神寄托。

2.九三学社的传统

传统，即世代相传、具有特点的社会因素。我社建社68年来积累的传统是我社特有的思想、精神与文化，应该认真总结并发扬光大，使之世代相传。我认为九三学社的传统是：爱国主义、思想前瞻、无私奉献、提携后学。

（1）爱国主义

自五四运动以来，我社成员为了抵抗帝国主义侵略、为了建立民主国家、为了人民的幸福，屡屡挺身而出，不畏牺牲。他们对于祖国、对于人民的爱，是与祖国共存亡、与人民共命运的大爱。

爱国主义是我社的重要传统。2007年12月，在社九大的开幕式上，贺国强同志代表中共中央致辞时把九三学社的光荣传统归结为“爱国、民主、科学”。

2011年5月，邵鸿常务副主席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为我们讲社史时说：为爱国而追求民主与科学，是九三学社的缘起，也是九三学社的基本理念、纲领和核心价值。

2012年9月，韩启德主席指出：五四运动的一层背景是爱国，把爱国放进来可以使民主、科学的内涵更充实。

1931年夏，许德珩到母校北京大学任教。他刚刚走上讲台，就发生了日本侵略军占领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在这中华民族危亡的时刻，他毫不犹豫地投身于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宣传当中并再次被当局逮捕。这次营救他的仍是蔡元培先生和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宋庆龄女士。许德珩出狱后致函他的老师蔡先生，他说：“诚以对外屈服，贪官污吏横行而欲使人民都俯首降心不讲话，则中国只有灭亡而已。先生长者，望以长者的地位，于此种非人道的举动及人民言论居处等自由力为保障，则中国虽亡或可以稍留一二分民气。”

当局的非法逮捕不能阻止许德珩的抗日救亡行动。出狱后，他加入了由蔡元培先生、宋庆龄女士发起的中国人权保障同盟，为人民的民主自由而呐喊。

而后，许德珩又参与发起了一二•九运动。许德珩等教授以华北文化劳动者协会的名义就一二•九运动发表宣言，他们指出：“为了中华民族之自由与独立，为了全国民众自动的救亡，北平全体的青年学生，已经起来作英勇的斗争了！他们这种救亡的悲壮运动，是光荣不是‘耻辱’，是全民族的呼声，不是少数的‘意气’！它正是对南京政府及华北无耻的官僚政客出卖华北之必然的回答！中华民族的危机已到了最后的阶段。更横暴的侵略，更残酷的屠杀，更巧妙的出卖，马上就要到来。我们如果不愿意坐以待亡，便应该起来斗争。自由与奴隶，中间并没有第三条路可走！”

金善宝先生在《风雨同舟忆当年》一文中指出：“九三学社许多创始人及前辈，都是在爱国主义思想驱使下走上革命道路的。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和旧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使他们受到革命的启蒙；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及大革命失败后，他们努力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受到许多挫折而不退缩。他们经过观察、对比，特别是经过抗日战争的实践考验，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和感召下，终于选择了代表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

许德珩先生有一个习惯，全家人一起吃饭时，他经常讲一段他过去的经历，从辛亥革命一直讲到北平解放。

许德珩先生在北大读书时，总是在校园外简陋的饭铺里用火烧、素面充饥。他将勤工俭学得到的十块大洋节省一半，寄给母亲补贴家用。那时，他只有一条被单，睡觉时一半用来铺一半来铺盖。五四运动的前夜，在西斋宿舍微弱的烛光下，他把这条白色被单撕成横幅，在上面书写标语，为第二天的游行做准备。为了救国，他可以舍弃自己的一切。

1956年夏的一天，当邓稼先又一次听到这个故事后，他忍不住问岳父许德珩，当时您在蔡校长的帮助下好不容易即将完成学业，您这么干就不为自己的前途着想吗？对女婿的问题，许德珩的回答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两年后，邓稼先接受了为祖国研制核武器的任务，为了出色地完成这个光荣的任务，他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1961年，刚刚从苏联回国的王淦昌先生参加了原子弹研制工作。负责核武器研制工作的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刘杰说，你现在国际上名声很大，而这项新的工作，因为涉及国家安危，必须严格保密。隐姓埋名，断绝一切海外关系，你要有所准备。王先生的回答是：我愿以身许国！

2014年1月10日，习近平主席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证书》授予程开甲先生。程先生曾经感慨地说，我是一个中国人，我不可能到美国去喊美国万岁，我只能喊中国万岁。我这辈子的最大心愿就是国家强起来、国防强起来。

1966年，文化大革命铺天盖地而来，人民陷入了狂热之中。知识分子受到批判，核武器研究院的科学家未能幸免，成为了被批判斗争的对象。试验过程中的失败可以成为他们的罪名。很多科学家被迫害至死，其中包括后来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章的赵九章、姚桐斌和钱骥等。身陷批判当中的邓稼先提出了“抢在法国人之前搞出氢弹”的口号，以民族荣誉和爱国旗帜把各个派别并且不断争斗的工人、干部和科学家团结起来，把文化大革命的噪音将至最低，使的我国的第一颗氢弹在1967年爆炸成功。

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不久，在一次核试验中，由于人为的因素，试验失败了。邓稼先的同事们记得当时已经担任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的老邓为了马上了解事故的原因，不顾一切地冲向爆炸中心。大家说，作为核武器研究工作的负责人，老邓完全不必亲自去了解事故的原因，他这样做是出于对事业的责任心，现在想起来仍令人敬佩。

当时，中国的经济十分落后。为了研制核武器，国家倾囊投入。如果实验失败，将给国家带来重大经济损失。作为核武器研制的理论负责人，邓稼先把国家的事业和财产看得比自己的生命重要。

（2）思想前瞻

我社的创始人大都参加过五四运动。他们的思想意识前瞻于社会发展。他们以祖国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和民主与科学的价值观判断中国革命的领袖，最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这些自命清高，具有超越阶级、超越政治的单纯学术或技术观点，不结党不参政的知识分子为了祖国的利益、为了人民的利益而结成政治同盟，这本身就是思想上的超越。

许德珩先生曾经说过，在他接触过的历史人物当中，他十分敬佩孙中山和蔡元培两位先生。中山先生是永远向前的人物；如果没有蔡先生在北大推行兼容并包的方针，就没有1919年的五四运动，他们是青年的表率。

许德珩十分景仰中山先生，但是并不盲目地崇拜，他敢于在中山先生面前发表不同的看法。1919年8月，许德珩与张国焘、刘清扬、康白情等全国学联的代表一起到中山先生在上海的寓所拜访他，不想门卫对他们说，总统今天不会客。许德珩对门卫说，我们是来拜访革命的先行者，不是求见总统的。

在客厅落座后，中山先生对于五四运动给予了肯定，他同时认为学生要掌握武器才能对付北京政府并表示愿意向学生提供五百条枪，把学生武装起来。

许德珩大胆地顶撞了中山先生，他认为五四运动之所以成功，在于全国各界的群众被学生发动起来了，而辛亥革命和护法运动的问题在于太倚重武装斗争，没有充分地发动民众。在虚心地听取了许德珩的大胆直言后，中山先生表示希望与学生合作，共同推翻北京政府。这次谈话令许德珩对于中山先生更加敬佩。在后来的一次集会上，有学生当面批评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不算彻底，中山先生对此报以掌声并恳切地说，我所领导的革命，倘早有你们这样的同志参加，定能得到成功。

1948年3月29日，数千名学生和青年在北京大学民主广场集会。当局如临大敌，派数千名军警包围了会场。挺身而出为青年们讲演的三位教授都是九三学社的成员。

许德珩教授在会上为青年们指明了中国的出路。他对学生们说：“孙中山先生的‘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的主张，虽然是救中国的主张，可是谁去做呢？政权操在买办地主土豪劣绅所结合的官僚集团的手里，又有谁去实行呢？”“中国无论哪一个政党，若不能合理地解决中国土地问题，把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看作剥削的对象，不管它有多么大的军事力量，不管它怎样地加紧压迫，它一定失败。”

袁翰青教授说，我希望今天每个人都向自己宣誓：我一定永远地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而奋斗。今天知识青年只有一条路，就是与苦难的人民同在。

樊弘教授说，刚才袁先生告诉诸位只有一条路，我认为有两条路，一条路是由少数人掌权，为保持他们的既得利益而压迫全国大多数；一条路是工、农、兵、学、商各阶层的人联合起来，向独裁集团要回政权，愿意就采取和平的方式，不愿意就用武力把政权跟他们夺回来。

三位教授的演讲给青年以启迪和鼓舞，受到了大家的热烈欢迎。为了保证老师的安全，学生们护送三位教授回家。

上个世纪80年代，坚信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周培源先生屡次对三峡工程提出“先上（游）后下（游），先支（流）后干（流），先易后难”的建言。五十年代，周培源先生是三峡工程的支持者，曾经参与领导1958年至1960年期间三峡工程的论证工作。1988年他亲率全国政协视察团对拟建的三峡工程进行实地考察。之后，他本着向国家和人民负责的精神，向中央多次直陈己见，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周老说，关于三峡工程的争论，实质上是要不要科学，要不要民主，要不要决策民主化的问题。

1992年，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三峡工程决议案，表决时有 177票反对、664票弃权、25人没有按表决器。近三分之一的全国人大代表未投赞成票，这在人大表决史上从未有过，成为中国宪政史的一个重要事件。三峡工程建成后，有专家说：最大的功臣是那些反对三峡工程的人。

晚年时，周老主持了金沙江、雅砻江和大渡河三江水电资源论证和大西南资源开发和生态保护研究论证，提出了《关于建立长江上游生态保护和资源开发区的建议》等一系列具有重大意义的建议，对于我国的环境保护与和谐发展作出了前瞻性的重大贡献。周老的胆识、勇气和坚守科学家良知的精神令人十分敬佩。

邓稼先不仅是一位卓越的科学家还是一位战略家。1985年8月，邓稼先被确诊为直肠癌并立即进行了手术。为了保证我国的核武器研究事业在他的身后能够继续顺利地发展，邓稼先忍着手术和化疗带来的痛苦，用他的睿智和微弱的生命在病床上写出了关于我国核武器发展规划的建议书。这是优秀的儿子写给母亲的最后一封万金家书。建议书很快就被党中央和国务院采纳了。十年后，我国的核技术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于敏、胡仁宇和胡思得三位院士在他们联名撰写的《十年，我们时刻怀念——纪念邓稼先院士逝世十周年》一文中深情地回忆道：“已身患重病的稼先以他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和深厚的业务功底，通过对核大国当时发展水平和军控动向的深刻分析，认为核大国设计技术水平已经接近理论极限，不需要进行更多的发展。因此有可能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改变他们先前坚持的主张，做出目的在于限制别人发展、维持其优势地位的决策。”“核大国这种举动，对他们自己不会有什么重要影响，而对于正处在发展关键阶段的我国，则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十年之前，我们的事业正处于十分关键、十分敏感的发展阶段，如果受到干扰和迟滞，就会丧失时机，产生稼先所指出的‘多年努力，将功亏一篑’的严重后果，将对国家造成不可弥补的巨大损失。”“每当我们在既定目标下，越过核大国布下的障碍，夺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时，无不从心底钦佩稼先的卓越远见。”

1996年7月29日，是邓稼先逝世十周年纪念日。当天，我国进行了第45次，也是最后一次核试验。在掌握了充分的实验数据之后，我国可以象发达国家一样，在实验室模拟核爆破试验了。

（3）无私奉献

我社的前辈多为知名学者。如果他们不追求政治上的进步，不立志以科学救国、报国，在国外取得学位和成就后留在那里工作，他们的生命不会遇到危险，他们的生活会十分安逸、十分优越、十分超脱。他们可以在国内外的学术界享有盛名。但是，他们成为了九三人，因为他们淡薄名利，因为他们鄙视享受，因为他们崇仰的是祖国、是人民、是民主与科学。

1955年，著名地质学家黄汲青、谢家荣负责地质部普查委员会的技术工作时，坚持将松辽盆地选为重点普查地区。他们为发现和开发大庆、胜利和大港油田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被尊为陆相生油理论之父。

1931年东三省沦陷后，日本占领军曾经花很大力气在北满找油，但是失败了。日本人的失败成为了中国贫油论的证明。对此，谢家荣坚决地指出：将来的勘测工作，要特别注意北满。谢家荣是注意到在华北和东北平原上找油的第一位地质学家。“松辽盆地”这个词是谢家荣创造的。华北油田属古潜山型，“古潜山”这个概念也是谢家荣第一个提出的。

1959年，大庆油田被发现了。举国欢腾，举世惊愕。中国的洋油时代结束了！“帝修反”对中国的封锁被打破了！此时，被划为右派分子的谢家荣寂然地坐在书房里，奋笔疾书，撰写地学著作。二十多年以后，黄汲青、谢家荣先生的事迹才被世人知晓。

1958年开始研制核武器时，新中国成立不到十年，朝鲜战争刚刚结束五年，国家的经济条件十分落后。

从1960年开始的三年困难时期，有很多人被饿死了，更多人因饥饿而浮肿。理论部那些每天需要工作十几个小时的青年技术人员经常被饥饿困绕。一次，钱三强副部长来理论部听方案汇报。中午，钱部长与大家一起在大食堂吃饭。因此，每个人分到的米饭比平时多一些，食堂还特意开了一个猪肉罐头放在煮白菜里面。四十多年后，这些研制核武器的功臣们对于那一顿饭自己吃得比平时多，比平时好记忆犹新。可见当时的条件是多么困难。

听胡思得院士讲完这个故事后我请教他，当天有几位同志向钱部长汇报？胡院士说，有十几个人参加。我又问胡院士，把一个午餐肉罐头放到十几个人吃的煮白菜里面，每个人能吃到什么呢？他回答说：“那味道与平时就大不一样啦！”我再问胡院士：生活那么艰苦，你们当时是怎么想的？他回答说：“因为大家同甘共苦，所以我们不觉得生活艰苦。青海基地刚刚创立时，戈壁滩上荒无人烟，大家都住在帐篷里。后来盖起了一座三层的楼房，领导决定，一线的工人和技术人员搬进去住，领导们依然住在帐篷里。”

当时，为了让王淦昌院士过个好年，基地司令员李觉将军煞费苦心地想出了送王院士一只鸭子的主意。他通知部队的农场为他准备一只鸭子。农场的职工把鸭子杀了，收拾干净，送到李将军的办公室。李将军看着白白的、瘦瘦的鸭子觉得不好看，他通知农场换一只，不要拔毛送过来。场长告诉李将军，整个农场还剩七只鸭子了。饥饿的人们把树叶都吃掉了，那有东西喂养鸭子呢？李将军只好作罢。

在一次进行模型计算时，邓稼先睡不着觉，他凌晨三点来到机房检查计算结果。为了核实一组数据，他把已经睡觉的孙清河等青年同事叫起来询问。问题搞清楚了，天已经亮了。邓稼先问大家，昨晚你们吃夜宵了吗？你们饿不饿？孙清河抱怨说，饭还吃不饱，哪有粮票吃夜宵呀。邓稼先从兜里拿出几斤粮票，分给在场的同事每人四两。

回忆起五十年前的这件事，孙清河激动地对我说，那时候，每人每月只有28斤粮票，又没有副食，粮票是多么珍贵呀！当时我拿着这四两粮票的感觉，今天你给我四两黄金也无法相比。现在想起来，我不应该收老邓的粮票，因为大家每月都只有28斤粮票。

为了节约计算时间并保证计算结果的正确性，邓稼先注意培养同志们的粗估能力。在每个方案开始计算之前，都要先粗估出计算结果的范围。粗估需要有计算尺，邓稼先派孙清河去买计算尺。孙清河看到商店里新的计算尺卖二十多元一把，觉得很贵。他到信托商店，看到旧的计算尺只卖三元钱一把，他就买回了几把旧的计算尺。后人谁能相信，中国的原子弹模型是用三元钱一把的旧计算尺估算出来的。

张爱萍将军86年写的《痛悼我国杰出的核科学家邓稼先同志》：踏遍戈壁共草原，二十五年前。连克千重关，群力奋战君当先。捷音频年传。蔑视核讹诈，华夏创新篇。君视名利如粪土，许身国威壮河山。哀君早辞世，功勋泽人间。

“君视名利如粪土，许身国威壮河山。”不仅是对邓稼先个人的赞扬，也是对我们九三学社前辈的赞扬。

邓稼先的夫人许鹿希教授曾经对杨振宁教授说，中国研究核武器的开支比外国少很多。杨先生听后摇了摇头说：若算上科学家的生命，计算结果就不是这样了。在国家经济和技术基础十分薄弱、工作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我们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掌握“两弹一星”等尖端技术，中国的科学家无私地奉献出了他们的一切，甚至生命。

（4）提携后学

我社前辈不仅自己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并且在思想上给后学以指引，在学术上给后学以发展空间，不求贤于弟子，但求青出于蓝。在我社的成员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就是受到身边的九三人在学术和人格方面的感召而加入九三学社，聚集在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下的。

周培源先生经常鼓励学生说：“学生在前一辈人的基础上往前走，应该超过他们的老师，这样人类才能进步。”周老年近90岁时仍指导研究生。对于学生的论文，他一字一句地认真修改。即使卧病在床，也是如此。为了能使他的学生在国际论坛上崭露头角，1989年，周老决定由他出路费，送两个学生到美国参加国际广义相对论会议并宣读论文，令人闻之动容。

王选先生被尊为“当代毕升”和“汉字激光照排之父”。王先生长期住在一套50多平方米的宿舍里，他经常说：“当代毕升是一个集体。”“让年轻人干，让他们出彩吧。”“名誉也好，地位也好，都不能带来幸福。最难忘的是一个难题久久不能解决，突然有一天晚上躺在床上，想到了它的答案，这个时候所得到的愉悦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

我社前辈们勤于治学、仁者厚德、奖掖后人的道德文章令我们永远景仰。在当今的社会中，先辈们在数十年前的言行可能已不那么时尚、显赫，而他们在历史关头的取舍和作为，永远值得我们思考与学习。

在当前理想与信仰缺失，人心浮躁、追求功利的社会环境中，回顾我社的历史，总结并弘扬我社的传统与核心价值观尤为重要。作为九三学社成员，我们崇敬前辈们的成就和人格，更要学习和继承他们的精神并传给后人。

三、无愧使命

社中央十大提出把我社建成政治上坚定、履职上坚实、组织上坚强的参政党。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建设一支富有影响、充满活力的队伍。

我们既要建立相当规模的队伍，也要有长远规划，有长远眼光。履行职责、保持传统形象都需要一支具有相当规模的队伍。但是，我们不能盲目地追求发展速度，要重视质量与速度的平衡。

2013年5月7日，社中央常委会通过《关于进一步加强组织工作的若干意见》。文件中提到了两个概念，即“社外代表人士”和“社内代表人士”。我们需要大量的社外代表人士，以保持我社的特色；我们也需要大量的社内代表人士，即社务工作骨干，以保证我社的活力。

社的各级领导亲自抓组织发展。建国后的十年中，许德珩主席亲自兼任社中央组织部长。著名的新闻人、学者储安平就是经过许德珩主席做工作后加入九三学社的。储安平先生曾经向人炫耀说，一边是民盟的沈钧儒沈老动员他加入民盟，一边是九三的许德珩许老动员他加入九三。两边都不好推辞，只好两边都加入。1954年，储安平先生任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宣传部副部长并当选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2013年12月，社中央十届三次会议期间，韩启德主席向大家介绍了社中央各位院士主席轮流给在武汉和厦门工作的两位刚刚当选院士的学者打电话，邀请他们加入九三学社的经过。这是社中央领导做工作发展旗帜性人物入社的一个事例。

未来机会与危机并存。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决议》采纳了多方的意见。除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核心智库外，中国（海南）发展改革研究院、金融四十人论坛、经济五十人论坛、国际交流中心外国专家组等机构提出了各自的改革方案。对于《决议》这么重要的时代文献，各参政党未能发声，十分可惜。

韩主席多次提醒大家，如果没有九三学社，对于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决策会产生什么影响？他随即自我回答说，“没有影响”。我们应该经常问问自己这个问题。邵主席说，我们要发出时代的声音。只有对于社会有贡献，我们这个参政党才有影响力。否则，多年以后，我们将因为自己的退化而退出历史舞台。

改革任重道远。据说，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小组会和闭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王安石变法的故事。缺乏协商、不善于协商是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之一。他若能开诚布公地与韩琦、富弼、范纯仁、司马光、文彦博等智者权贵倾心沟通，讲解他的改革思想，相信大多数名臣会支持改革。果真如此，这段历史将重写。

协商就是共治，每一个参加协商的主体都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发挥作用。在当今这场艰巨而伟大的改革过程中，协商的意义十分重大。

民主是方向，科学是方法。我们是民主、科学精神的守护人，我们是用科学方法追求民主的人。我们要弘扬先辈们在艰难困苦条件下创造的事业。我们不要追赶时代，为时代遗弃。我们要把握时代，创造时代，承担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亲历者、实践者、维护者和捍卫者的政治责任。我们要把九三学社建设成适应时代要求的、高素质的参政党。（许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