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阴似箭，转瞬中国改革开放已有四十载，我也由一个懵懂少年变成年近花甲的准老人。我们这代人是祖国进步的受益者，参与者、见证者同时也是建设者，回首往事感慨良多。
差一点成了幼儿老师
1978年，我正上高一，当时天津市有个新政策，允许高一的学生去考中专，招生的学校分别是外贸学校、护士学校和幼儿师范学校。我们那个年代，从小学到高中都没怎么系统地学习，经常是到农村学农、到工厂学工、到部队学军，野营拉练等等，很少正经学文化课、考试。现在有这么一个机会就去试试吧，结果可能是语文成绩不错，被幼师录取啦!真考上，我倒犹豫啦——幼师毕业以后要教小孩子唱歌跳舞啊！去幼师咨询，人家说，考上多不容易呀，毕业以后是干部。问学校老师不去行吗？老师说应该没问题，可你要考不上大学就得下乡啊！因我姐在医学院工作，算留城。我长出了口气—大不了就下乡，回老家呗。就这样我没上中专,接着读高中。
众人助我上大学
真开始复习准备考大学，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的。考上中专不去读，让我在学校成了“名人”，不少老师同学都替我惋惜，说的人多了，于我就渐渐有了点压力。被校团委评为学习标兵，要将照片张贴在校门口的橱窗里，我说什么也不肯，万一考不上大学，那多丢人哪！我就读的是一所极普通的学校，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个大头校。不过很幸运，我校拥有一批非常棒的老师业务水平高、责任心强，比如教语文的陈剑武老师，数学潘三略老师、物理邵作忠老师、化学魏兆基老师、教历史的宋茂江老师、教政治的王宗智老师、教地理的赵国芹老师等。
到高一下学期分文理科班，大部分同学分在理科班，包括我在内的十来个同学选择了文科班，这样分槽喂养老师就可以经常给我们吃小灶了。我家与学校仅仅一墙之隔，班主任陈老师常常要求我吃完午饭就返回学校，给我讲题或看着我做篇子。那时，只有复习大纲，没有系统的复习题，老师就满世界给学生找题做，或为应考猜题。远在山东德州工作的父亲也为我找各种时事政治题寄回来。我的文科还可以，但数学极差，老是想不明白那些定理定义是为什么，就常常去邻居在一所中学教物理王阿姨那儿请教。那时地震的余波还未散，她家在另一个院搭的地震棚，她忙了一天，晚上要做家务，照顾孩子，就这样我还常常去打扰，偏偏我脑子又笨，不会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但王阿姨从来没有不耐烦。
晚上我在家复习，到夜里12点左右，母亲就给我煮碗挂面，有时卧个鸡蛋，好像那时鸡蛋还凭本供应呢。她从来也不督促我读书，也没埋怨过我考上中专不去。母亲没啥知识，只上过一阵子扫盲班，粗识些字。但我觉得她非常有文化，很智慧。她非常尊重我的选择,在我想报考的学校里有吉林大学,但我关节不太好,她就悄悄地踢我准备了一床狗皮褥子。
7月，经过七八九三天的煎熬，我以 332 分的成绩，第二志愿被南开大学录取。后来知道，当年有约468.5万人参加高考，录取28.4万人，录取率为6.1%.
以我的努力和智力，能考上大学，很大程度是上述众人帮助的结果。至今我仍心存感激。
魂牵梦绕马蹄湖
在此之前，虽然在天津生活了十几年，但从没去过南开，也没什么了解。
入学后发现一些挺有趣的事：我们中文79级有91位同学，年龄参差不齐，最小的16岁，最大的27岁。那年我19岁，属最小一拨里最大的。同学中有三分之一是应届毕业生，三分之二来自工厂、部队、学校、下乡回城待业青年。年轻漂亮的辅导员年龄比大哥大姐还小，她主要负责管理班上的纪律和同学的生活；另派一位老师做班导师，指导同学们的学习。
上学没有什么费用，生活困难的学生还可享受助学金。那时大家生活水平差不多，除了个别同学，大多数人都有助学金，我好像开始十五，后来姐姐结婚，家里人均生活费下降后，助学金又提高了一档，达到十八元。这些钱用于一个月的生活费，加上买书，偶尔买件衣服都够啦！大人们挣得少，但物价也便宜，我至今还留着一本书《苏东坡词选》，才0.27元。
1979年的十月，恰逢南开大学建校60周年，学校举办了一系列纪念活动，其中在马蹄湖湖心岛上建了一个杰出校友周恩来纪念碑，碑上刻有周恩来的头像和他的手迹“我是爱南开的”。后来才听说好多同学第一志愿报的南开，就是因为要做他的校友！而我是入校以后，逐渐才了解到：周恩来毕业于南开中学，五四期间组织了觉悟社，天津学生联合会，是南大首届学生，注册后又去留学。他的话代表了南开人的心声。课余同学们在这里流连忘返，当一池荷花溢清香时节，同学们还会争论是粉荷漂亮还是白荷高洁。对周恩来校友的崇敬和对南开的爱随着岁月的流逝与日剧增。
2009年8月22日，为纪念入校30周年，同学从天南海北回到母校，我来得太早，一个人在校园里游荡，在周恩来纪念碑前，商学院的一个小男生让我帮忙给他和女友拍照，还很认真地叮嘱我，一定要把“我是爱南开的”那几个字收进来。我无言笑笑：小学弟，南开在我心中珍藏了三十年啦，它早已化为我的心声，怕是比你的年龄都长啊！
没齿难忘是师恩
大俗大雅的薛宝琨先生——大俗说他研究的课题，大雅则是他的为人。初次见到先生是在主楼111阶梯教室听他的讲座。那时他刚从日本讲学访问归来，讲座的具体内容记不太清了，但他坦诚的态度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自己是讲师，出国访问戴上了顶副教授的头衔，回来后又自动恢复到讲师。听着直觉得这是现实版的黑色幽默。我很好奇这位北京大学的高材生何以能不顾世俗的偏见研究来自民间的曲艺？因着这份好奇，我去听薛先生为77和78级学生合开的民间文学选修课。教室里坐得满满腾腾，因是听蹭课，不好意思占师哥师姐的位置，常常是自己找把椅子坐在讲台前听课。薛先生讲课声音不高，但很有磁性，好像也没见他拿过教案。所讲内容烂熟于心，不疾不徐，侃侃而谈极具魅力。虽然我不要学分，但薛先生批改我的作业却极认真，这让我很感动。到些毕业论文时，我自选《略论中国古典悲剧的大团圆结局》，请薛先生做我的指导老师，先生欣然同意。因是自选题，实际上是给老师找了不少麻烦。从先生指导我做论文的过程中，我既学到了做学问的方法，更从他身上学到了做人的大学问，师从良师，受益良多！毕业时，先生力主我去市政协工作，他说那儿有个文史办公室，工作很有意思，适合我。他是文史委员会委员，并亲笔替我写了封举荐信。他说我性格太内向，别人不大容易了解，但他相信我走到哪儿都不会给南开丢脸。先生的话是点拨也是激励，至今我仍心存感激。
才情四溢的宁宗一先生——华发早生的宁先生是不少女生的心中偶像，他讲课激情无限，听他讲元杂剧真是一种享受。每当下课铃响起就觉得格外刺耳，别的同学也说老以为是打错铃啦。除了课堂授课外,宁先生先生还带我们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小剧场看话剧《绝对信号》，到天津劝业场天华景剧场欣赏著名河北梆子女老生王玉磬的《太白醉写》等。有一阵子很想考先生的研究生，先生非常认真地为我准备参考书目，送到女生宿舍楼下（无论是男老师还是男同学都不得进女生宿舍），那红条信纸上的钢笔字潇洒飘逸，我珍藏了很长时间。后来对十几年的校园生活有些厌倦了，便轻易地放弃了努力，这是我大学时代不多的几件憾事之一。毕业后请先生为我供职的《天津文史资料选辑》赐稿，怕先生不肯，就说我们刊物质量和声誉都很好，只是经费所限，稿酬较低，先生听罢爽朗地大笑起来，并开玩笑说：“只要你不管我要版面费，我就有一种当上帝的感觉啦！”很快先生为我刊撰写了回忆他的老师、著名戏曲教育家华粹深的文章。后来先生得知我加入了九三学社，遂告诉我华先生也是九三社员，是你的前辈，论师承，你该叫华先生为师爷的。华先生的老师是俞平伯先生。因着先生的点拨，我看了一些材料和文章，先后撰写了《著名戏曲教育家华粹深的唱片收藏》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俞平伯先生》，刊发在《团结报》上，《俞》稿还被团结网和社中央网站转载。
感谢那记录这我们青葱岁月、无悔年华的南开岁月。过往的点点滴滴，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明年就是我入学40周年的纪念日啦!不过老实说，对母校的爱，是在走出校园之后的事，日积月累终成一种浓得化不开挥之不去的南开情结。她所给予我的“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教诲，导引着我踏踏实实地为国家为社会做出自己的努力。
（九三学社天津市委 张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