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最好的年华，经历了改革开放40年，更幸运的是，始终有一些闪亮的语言照耀着前行的道路。
九十年代偶然的机会加入九三学社，介绍我入社的汪工和我同专业同企业，是小镇上非常纯粹的知识分子，有着文革前学者的涵养，常常会为解决一个技术问题而欢喜雀跃。我信任他，喜欢和这样的人交往，而对于这个传说中有些神秘的组织并不了解，只是一种归类于知识分子的小小欣喜，直到有一天，我才真正有了一种内心的崇敬。
那是一次换届大会，九三学社省委会叶育林副主委来湖州给我们讲社史。叶先生面容亲切和蔼，说话不用稿子，从九三学社的缘起、发展以及成就，讲到前辈先人、精神宗旨和追求目标，如涓涓细流般娓娓道来，讲了两小时还是三小时不记得了，因为我们完全沉湎其中。让我知道的不仅是党派的伟大历程，还知道讲话可以这样的方式，政治也能如此动听，从此有了民主与科学的信念。也是奇怪，之后几十年中，一想起叶老，脑子里还是那坐在讲台上，亲切温和与我们交流的形象。
后来知道，叶先生是位学有专长的主任医师，虽然工作需要做着党派机关工作，却未放弃专业，退休后，还常受邀来湖师院讲座指导，这也源于他对湖州家乡的热爱。去年，我关于家乡菱湖的几篇散文，在网上偶然与叶老相逢，勾起他的回忆并给予点评鼓励，令我感动。我想，原来九三学社的机关工作也可以做得很有知识分子趣味。
在我也进入九三学社机关，这样的体会便愈加深了。工作不仅仅是事务，仿佛时时与老友相会，融进一种志同道合的氛围。记得那天去看望老主委罗家庆先生，在他的书斋里我们自由地聊着天。他略显瘦小的个子，却目光炯炯充满热情，他谈论自己的所思所想，并都及时的记下来，他说平时爱琢磨，对一个问题怎么想的怎么说的就怎么把它写下来，收集起来就自费出书，已经出了好多本小册子一样的书。他亲切坦诚的回答我这个小同志的问题，还送我一本他的文集。读他的文章，就像面对面聊天一样，是一种最朴实的有思想内涵的记录。那是一个没有微信、自媒体、公众号的年代，假如是在今天，说不定又是一个网红。近两年我也尝试着写一些小文章，总感觉写作的起意、方式是受了罗主委的影响。
当然，党派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是参政议政，刚到机关感觉很缺乏经验，我的前任领导钱源副主委跟我说：“要记得多说真话，少说空话，不说假话违心话。”钱老师充满智慧，总是能洞悉世俗的一切，并加以准确判断。这样的个性也让他充分享受着快乐幸福的退休生活。而我每次在工作中遇到困难、碰到问题，都能从他简洁的哲语中得到化解。
在多年与同志们的交往中，感受最深切的是他们的人格魅力。每年春节，都会去看望老同志老领导，而北大才女、师院退休老教授徐越化先生每次都做很隆重的准备，早早的在屋里等候迎接。独居的她又坐着轮椅行动不便，所以请阿姨打点好一切。她和我们的见面无关慰问，而是一种思想交流，每次都让我们心有触动。冬日暖阳里，坐在轮椅上的徐先生脸色干净而显苍白，她面带微笑的谈着自己的近况和家人，亲切的认一认机关新来的同志，仿佛邻家阿姨般随和。房子不大，陈设简单，除了一张四方桌一张床和几个凳子，就是堆满了资料书籍的书架。她指着小小的收音机说：这是我们同志送我的，我不看电视也不上网，思想来源都是这些书和这个收音机。她总是亲切的称“我们同志”，骨子里也最认同这样的关系，对于曾经身处“五四运动”中心的她来说，民主与科学是她永远的追求。当她神情严肃高亢激昂地谈道：“那滚滚的民主大潮…”时，我很难想象轮椅上这么弱小的身躯竟有如此大的能量。那次市委会高主委去看望她，得知高主委是环保局领导，她毫不客气地呼吁：“主委呀，我们市里空气和水的环境问题，你们可要负起责任来啊。”那种直言不讳、那种为民请命的态度不由使人肃然起敬，这才是民主与科学的精神。
而每次去老主委蔡一平教授家，永远都是那么宁静和温馨，寒冷的冬季为我们沏好热茶，有一种促膝长谈的感觉。他平和的语言中透着赞许和探究：哦，是吗？那挺好的。一起聊天的还有陈义璋老副主委，虽然沉默少言，但微笑的神态让人踏实安定。我们聊聊老朋友说说时政谈谈生活，时光就在美好中度过。
80多岁的蔡老师笑起来有一种童稚般的纯真，仿佛不食人间烟火。问起春节怎么过，蔡老师说：“我们家没有过年的概念，年夜饭都和平常一样。”几十年不变的是看书、研究、写作，生活简朴也极有规律。为了工作，70岁了开始学习和使用电脑，近年主编了《元代茶文化史料汇辑》，在送我的扉页上写道：“陈洁同仁惠存，这是我花了五年心血纂辑而成的一部茶书，暇时不妨翻阅一过。”浅浅的一句带过，而这部厚厚的书籍考据极详极细，内容丰富广博，实在不可多得。这是我现实中接触到最典型的知识分子的生活和态度。
一天晚上，老领导邵阳老师突然从上海打来电话，这位我心目中的女强人焦急悲伤，为徐重庆先生的突发病情感到深深忧虑，这是一种绵延几十年同志间的情谊。这个电话也令我想起一段往事。八十年代作为机关唯一的专职干部，邵阳老师为了纪念湖州籍九三学社创始人之一的梁希先生，亲赴北京，奔走呼吁，请求发起全国社员捐款在湖州建梁希森林公园。如今，重建后的梁希公园和纪念馆已成为九三学社全国首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她这种对工作的激情和对组织的挚爱一直感染着我们。我第一次认识他们是在一次晚餐。邵阳老师是新月派重要人物邵洵美的女儿，去上海之前任湖州九三市委会秘书长，那次特意赶来看望九三老友，其中就有市文化名人、九三社员徐重庆先生。席间洋溢着老朋友相见的亲切和谐。邵阳老师热情健谈，徐重庆先生则淡定博学，谈论他参与的一些文化事件。这样的畅谈，海阔天空自由随意，却充满高尚和学养，甚至令我想起九三学社创始之初的民主与科学座谈会，那些先生们也是这样交流，并在交流中升华。我真希望能常常接触他们，时时学习他们。
每每想到便伤心的是欧阳国钧老师。园林专业出身的他是老的梁希森林公园的主设计师，公园重建时，我多次拜访请教于他，设计方案和图纸都得到他认真仔细的研究和建议，还亲自参加评审研讨，完全不计报酬倾力而为。然而，他患病后的一次支社活动，为了不让我们知道病情，执意拒绝我们送他回家。其实他已经是住在医院了，这一次冬日里的回程更加重了他的病情，那份用心良苦，就是为了不给组织添麻烦，而我却没有特别关注那次活动中、晚餐时，欧阳老师说过些什么？怎样的神态？或许也过去跟他说话了，或许他也欲言又止……回想起来，那次看到他脸色有些暗沉，目送他离开湖州大厦的的身影显得孤单而执着，那竟是我最后一次见他，他也没能看一眼建成后新的梁希森林公园。他曾在回忆文章里寄语：“不久的将来，新梁希森林公园开放之日，我定会拄杖前往，再次瞻仰梁先生汉白玉塑像，眺望那片青山绿水，回首展望属于我们九三人的气度和风流。”这是怎样一种崇高的境界啊！
回想这些真真实实发生在身边的点点滴滴，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我，这些语言温婉、生动、朴实，没有高大上的口号，不是中外经典，而于我，却句句闪着真善美的光辉，是我人生最宝贵的财富。
“道同气合志相感，虽旷百世如同僚。”加入九三学社的二十多年，借用我十分敬佩、从山城出来而集大成者的书画篆刻大师洪亮先生的口头禅：“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九三学社湖州市直属一支社 陈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