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没有动笔写自己的父亲，因为感慨父亲一生的辛苦和艰难。欣逢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纪念，我决定还是写点文字，作为对父亲的追思和缅怀，对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感恩与纪念。
父亲出生在解放前，家中非常贫困。祖父秉性懦弱，家族中又没有兄弟，经常受外人的凌迫和欺侮，这让父亲从小就非常要强，个性也显得倔强甚至是暴躁。他个子不高，五短身材，在生产队双抢的时候，有一次终于无法忍受家族中的一个堂叔的再三挑衅，屈身向前，一把抱起那个比他年轻十几岁、身材要魁梧得多的堂叔，将他摔在稻田的泥水里。这很让大家惊异，实在想不到小小的个子里，竟然积蓄了那么大的力量和那么多的愤怒。从此那位堂叔不敢再去撩拔他，全村的人也多了层忌惮，而我们一家也由此获得了尊重和相对平静的生活。
为了改变门风、光耀门庭，祖母决定节衣缩食，勒紧裤腰带送父亲上私塾。一向老实、勤俭的祖父极力反对，祖母则将全家一天的米饭倒进猪槽，以此来表白送父亲读书的决心，祖父最终妥协。当时读个私塾也是异常艰难，村子小得请不起先生，只好每天吊着个腌菜罐子到邻村去合上。邻村也并不富裕，常常因为凑不满人数而中断私塾，所以今年到这个村，明年到那个村，读书就象要饭，颠沛流离四处奔波，断断续续终于读完了三年私塾。
二十多岁时恰逢国家解放，父亲经过短暂的培训后当上了中学教师，开始了半教半农的乡村教师生涯。
当时教学任务繁忙，工作抓得又紧，晚上还要集中备课、学习、开会，父亲只能更加起早贪黑地莳弄庄稼。每逢暑假，父亲就约好同村另外一名教师，天天去二十多里之外的深山老林砍伐树木，在储备了一年烧饭必需的柴火后，再将木柴送到砖窑厂去卖钱。进山所带干粮，也只是一碗冷饭加几块干菜。有的时候，竟然一天要往返四次，走近百里的路程，推两千多斤木材回家，常常累得吃不下晚饭，需要坐着喘上半个多小时，喝上一碗盐水方才恢复一些元气。近两个月的暑期天天如此，几乎不曾间断，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分田到户联产承包，家里的光景渐渐好了起来。而父亲肩上的负担则更加沉重。因为除了教书和种地外，还要耕田。但毕竟父亲从中看到了生活的希望，增添了致富的信心。耕田是个繁重活儿，播种、育秧、犁田、插秧、灌水、除草、打药、施肥，夏季的双抢，秋季的收割，简直不能让他有喘气的功夫。母亲说父亲有一个很好的习惯，中午一定要午休一会儿。而所谓的午休只是打个盹，只睡五分钟，五分钟以后就自然醒了，精神抖擞地下床、继续奔波忙碌。
1977年，中断了十年的中国高考制度得以恢复，中国由此重新迎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天。对于一直受着外人挤压和为生计忙碌奔波的父亲来说，最高兴的事情莫过于二哥寒窗十载，考上了大学，去南昌读取军校。当时在我们偏僻的山村，读大学几乎是闻所未闻的事情。就在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父亲的脊梁一下子就挺直了，说话的声音大了，脸上的笑容多了，但脚步更加匆忙和迫切了。生活给了他荣光的同时，也给了他更大的信心和期许。他的眼前一片光明，特别是在四年之后，他二儿子前脚从大学毕业，小儿子后脚又迈进了大学殿堂。
儿子给他挣了脸，他也决定要做一件盛事来作为回应。父亲在他退休之后的第二年，着手翻盖全村第一栋两层的小洋房了。这在四里八乡引起了轰动。人们实在想不通，一个穷教师，在培养了三个儿子读书之后，哪里还有那么大的财力来盖洋楼？这首先应当感谢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另外就是父亲的苦做，苦省以及过人的精明和划算。
将那间半是砖瓦半是茅草的旧房子推倒、拆卖，在更大的范围打下墙基，填高地面，买来砖瓦、钢筋、水泥，新楼房的建造轰轰烈烈地开始了。但这几乎累坏了父亲。父亲在六十岁那年患了重病，病根应该是建房时落下的。那时父亲几乎没有帮手，母亲要负责师傅们的一日四餐（午后半晌要给师傅加上一道点心，如面条、汤粉之类的食品），还要照顾襁褓里的孙子，自然不能帮父亲的忙；大哥大嫂都是老师，每天都要赶着去上班；二哥在军校，我在上高中。前面说了，父亲有着过人的精明和划算，舍不得请小工，做事又极仔细，就连拖来的红砖都要一一亲自过目、核实，这最终让他心力交瘁。每天是那么地操劳：今天到底能来几个师傅（那时的师傅忙，往往应承了要来的半路又被人截走了，只好又要到别处的村庄去临时请）；要用哪些设备哪些材料，需要早些去借去买；晚上收工时怕因多拌了水泥而产生浪费，需要精心计算着；晚上怕钢筋水泥被人偷走，要挣扎着夜起出门看个几次。一栋楼房前前后后做了整整一年，双层的楼房气派地矗立起来了，父亲却因此倒了下去。他在六十岁那年，被送进医院，检测出来是胆结石晚期，需要开刀。
出院以后，虽然并没有痊愈，他仍坚持劳作。他将老房子周边的碎砖碎石碎瓦一一清理干净，砌上了围墙，栽上了果树，套种了红薯、花生，在原来的瓦砾荒地中开辟出一方生机勃勃、郁郁葱葱的菜园来。他起早贪黑日以继夜，将耕种的范围延伸得更远，拥有了十多处菜地，甚至在离家十里之外的红茅岭都开垦荒地，种上了油菜、芝麻等高杆植物。那时的家里可谓富裕殷实：能收获十多斗豇豆、绿豆，几十斤油菜芝麻，上百斤大豆花生，收获的红薯整整堆满了一间房间。有一次都快晌午了，仍不见父亲从红茅岭劳作回来，母亲怕有什么意外，让我骑车去接应一下。阳光下，远远的，我看见父亲从坡地上走下来，肩上扛着锄头，腰杆挺得笔直，迈出的步幅很大，神采奕奕，完全看不出生病的情形。那时候的父亲对生活是感恩的，也充满了憧憬。闲暇时他经常感慨地对左邻右舍及我们说要感谢党的政策，感谢改革开放。
如果下雨，父亲就在楼上的房间看书。早些年因为忙碌，几乎没有看书的时间，现在有了空闲，他对古诗词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不但读，还抄写、做笔记。他的书桌从来都是整洁干净的，书籍、钢笔、纸张均整整齐齐地码放，床上的被褥也折成笔直的一长条，床单牵扯得非常平整，就连鞋子也整齐地摆放在床沿。他曾经写了一首小诗：天晴一张锄，天雨一本书，苟能长如此，此生复何求？可以看出他心态的从容和平和，对生活的热爱和珍惜。
可惜，上苍并没有过多地眷顾他。
小县城医院的手术做的并不成功，父亲因输血感染了其它疾病，导致了后来的糖尿病和肝硬化。生病后的十年，是父亲最感荣光，但也是最受病痛折磨的十年。生活在这么好的年代，他怎么舍得就此离开？他对康复的渴望也因此变得更加急切，听人说当时的红桃K对身体非常有益，他就让大哥赶快去买。因为有事稍微耽搁了一下，他就对大哥大发雷霆。他到处去求偏方，大口大口地喝着又浓又苦的中药。他不甘心，现在党的政策好了，生活好了，受人尊重了却要离开人世。就在他过世的前一天晚上，他仍挣扎着要母亲帮他收拾衣物，他要去省医院看病，看好了病再回来。第二天中午过世的时候，只有大姐在场，他的呼吸缓慢滞重，手脚渐渐冰凉。大姐抱住他大声地呼唤，父亲已经不能张嘴说话，连眼睛都睁不开了，只静静地流下两行眼泪，撒手人寰。
母亲和我们几个做子女的都清楚，那最后的两行眼泪，饱含着父亲不甘的情愫，不屈的意志，以及对美好人世深深的眷恋。
仅以此文祭奠我的父亲。
也以此文纪念让我父亲倍感荣光的改革开放。
（九三学社江西财经大学支社 张步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