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惠光委员、潘贵玉委员、戴秀英委员、尚绍华委员、李兰委员……”联名提案人签名页上是一长串来自九三学社、民革、民进、农工党、民盟、民建等各民主党派政协女委员的签名。

是什么提案建议让如此多的民主党派政协女委员们共同关注？

签名的背后是一份聚焦于民主党派中女性成员参政议政比例问题的建议。记者采访时，该建议的牵头人全国政协常委、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印红正准备将这份名为《关于在民主党派换届中推动女性成员参政比例提高的建议》提交本次政协大会。

女性成员数量的增长与决策层女性比例偏低形成反差

“理性，善思善学，受教育程度高，独立性强，职业地位社会地位、决策参与和影响力等都相对较高”，是公众眼中民主党派女性成员的集体画像。

民主党派女性成员历来都是女性参政的重要人才资源，在国家公共事务管理、政治参与和经济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那么，作为高层次知识女性相对集中的群体，她们在民主党派中参政比例又如何呢？

采访中，印红为记者提供了一份详尽的数据，数据显示，从1990年到2012年的22年间，民主党派女性成员的数量从9.7万增加到42.1万，增长了3.3倍，在党派中的相应占比从29.4％上升到了44.0%，提升了14.8个百分点，女性已日益成为民主党派中的重要力量。

“在实际工作中，这些民主党派女性成员与男性相比，无论是在组织协调方面，还是在参与党派活动的积极性、工作态度方面也都毫不逊色。”印红介绍道。

但在民主党派女性成员数量较快增长的同时，与之形成反差的是，民主党派中央委员会中女性成员比例的增长明显偏低。

记者注意到，在印红提供的数据中，近三届民主党派女性成员在中央委员会中的比例基本保持在20%～25%之间，而且组织内决策层越高，女性占比越低。以2012年（届）为例，八个民主党派女性成员平均占比44.0%，代表大会中女代表占比26.8％，女中央委员占24.3%，女常委比例则降低至16.1%。

“这从某种意义上说明，与民主党派男性成员相比，女性成员更多地沉淀在了组织底层；女性进入民主党派领导决策层的空间逐渐收缩、上升通道狭窄。” 印红表示，这种格局直接影响了女性成员在民主党派建设中作用的充分发挥，并间接地阻碍了民主党派女性成员在国家与社会层面参政作用的发挥。

建议明确提出民主党派女性成员参政的具体比例要求

是什么原因造成民主党派女性成员的“高位缺席”呢？

印红认为，除了社会文化的制约外，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政策制度方面的欠缺”，“比如领导决策层中女性缺位，影响了女性获得决策领导层的认同和支持；对女性成员发展中特殊困难的认识不足，导致了专门鼓励女性成员的支持性政策措施的缺乏等等，”印红说，这些都导致女性在成长发展中遭遇比男性更多的障碍，越到高层，优秀女性成员越难以脱颖而出。

困局又该如何破解？ “建立制度保障女性参政比例提高，并将其作为贯彻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国家优先行动。”印红委员的回答干脆而直接。

借鉴联合国提出的社会性别主流化策略和国内外有关推动女性参政的相关研究和成功经验，印红建议，国家顶层应设定推进女性参政的战略目标，明确并逐步提高女性参政的配额。参照人大、政协经验，实施民主党派女性参政配额制，逐步推进女性成员进入党派领导决策层的比例与党派成员女性比例趋近平衡。

“今年是民主党派换届年。在换届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中，如果明确提出女性成员具体比例要求，将切实改变民主党派中央委员会中女性比例偏低的现状。”印红说。

“在当下中国文化里，女性所面临的工作挑战和家庭责任与男性不同，所需要的成长环境也不尽相同。”印红表示，如果要从根本上推动民主党派女性成员参政比例的提高，就要增强民主党派内部特别是党派各级领导的社会性别意识，应该根据女性的具体情况，进行分性别人才性别统计、制定针对女性人才的专项培养计划，构建女性成员良好的成长发展环境。（乔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