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金融市场存在“宽货币”与“紧信用”并存现象，疏通货币传导机制成为监管部门着力破解的难题。虽然央行加大基础货币投放，但流动性却仍然过度淤积于银行间市场，并未有效传导至实体经济，主要表现在银行备付金走高、信贷投放意愿偏低、存放同业活期增加等，隔夜拆借等市场利率与同期央行公开市场操作（OMO）、中期借贷便利（MLF）价差较小。

为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促使资金流向实体经济，监管层陆续出台了许多政策。但社会融资表现低于预期，总信用增长仍不容乐观，流动性还难以有效传导到实体经济，特别是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2018年10月金融数据显示，新增人民币贷款 6970亿元，同比多增338亿元，但主要来自票据冲量和居民短期贷款增加，企业短期和中长期贷款大幅低于上年同期；社会融资规模增量7288亿元，同比少增4716亿元，创2016年7月以来新低。虽然10月数据受一定季节性因素影响，但当前货币政策传导仍不通畅。

究其原因，一是资金供给端，投资者特别是金融机构风险偏好下降，导致资金供给持续萎缩。我国信贷市场存在一定程度的所有制歧视或者流动性分层，资管新规出台后，表内难以承接表外的信用供给，导致广义流动性收缩，贷款利率、非标利率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根据央行货币政策执行报告，2018年9月非金融企业及其他部门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5.94%，较2017年12月上升0.20%，其中，9月一般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6.19%，较2017年12月上升0.39%。弱信用的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因为紧缩压力不对称影响，受到更大冲击。当前流动性宽松无法有效恢复金融机构的风险偏好和信用市场融资功能，导致行业、企业间结构性信用紧缩问题持续发酵，特别是国有企业对民营企业、大型企业对小微企业的挤出效应。

二是资金需求端，实体经济企业经营负担较重，优质资产缺乏，导致企业有效信贷需求不足。从银行资产配置的角度，地方政府融资、房地产融资和国企融资是优质资产。2018年以来，地方政府融资、房地产融资和国企融资受监管约束趋严，优质资产供给有限，直接表现为信用债市场信用利差分化加剧。截至2018年9月底，1、3、5年期AAA级中短期票据收益率与同久期的AA-级中短期票据收益率的信用利差分别较年初扩大1.28%、1.22%和1.43%。在此情况下，经营良好的企业主动收缩，经营困难的企业缺乏有支付能力的有效需求。融资市场已从供给收缩向需求收缩传导，转变为供给和需求双收缩，融资供需萎缩负反馈机制已经形成。

为此，建议：

一是从资金供给端，加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信贷政策的统筹协调。财税政策进一步发力，稳健货币政策保持松紧适度，在资本充足率、不良贷款率、信贷规模和流动性方面给予一定政策优惠，鼓励和引导商业银行改革内部转移定价和服务机制，加大信贷投放力度，重点扶持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通过担保增信、风险补偿等方式支持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发债融资，推动保险资金、公募理财产品等投资优质上市公司，优化企业融资结构。

二是从资金需求侧，为企业经营创造良好的技术创新和市场营商环境。落实并加大科研投入加计扣除政策，降低税费负担；加强产权保护，推动企业加强技术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时，在放管服改革基础上从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三方面入手，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通过放宽准入限制、提高政务效率、降低企业成本、优化企业服务，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吸引外资和各类高端资源要素集聚。构建法治化的营商环境制度体系，赋予国资、外资、民资公平竞争的机会和权利，着力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加强同国际标准和经贸规则的对接，主动对标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提升国际竞争力和对国外投资者的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