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世界第一草原大国，草原面积近4亿公顷，约占世界草原总面积的12%，我国陆地国土面积的41%。草原兴衰直接关系国家生态安全、边疆长治久安和少数民族群众安居乐业。中共十八大以来，各部门、各地区积极落实党和国家部署，推进草原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明显效果，但草原环境局部改善、整体恶化的趋势还未从根本上发生好转。调研注意到，除受全球气候变化、鼠害猖獗等自然因素和人口增加、超载过牧等人为因素影响，培育改良工程力度不足，也是影响草原保护建设效果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国降雨量小于300mm区域的草原约占草原总面积的78%，生态系统较为脆弱，自然恢复时间长，生产力提升缓慢。如北方草原占草原总面积48%，典型草原自然恢复需5～18年，草甸草原需7～20年。草原培育改良对促进草原生态修复和生产力提升效果明显。首先，显著提高生物量。荒漠草原、典型草原、草甸草原的生物量分别可增加5%～25%、54%、489%，一些地区草原植被覆盖率由不足70%提高到95%以上。其次，直接提升草原生产力，增产又增收。部分地区牧草亩产量提升4倍，牧草亩均效益提高3倍。最重要的是，可起到置换保护天然草原的作用。有数据显示，我国初级生产力较高、具有改良潜力的草地面积约占总面积的15%，如能全部补播改良，可使全国75%～90%的自然草原得到置换保护。

目前，由于草原培育工程重视不够，草原保护建设的支撑力度不足。

一是工程手段单一。现有工程多以围栏封育为主、补播改良为辅，不利于草原生态修复和生产力恢复水平的持续提升。封育年限与草原地上生物增加量并不一直成正比，达到适宜时间后，生物量将下降或保持相对稳定，长时间围栏封育达不到生态质量持续改善的效果。由于缺乏适度放牧，草原土壤氮素逐渐贫化，无法建立生物系统的良性循环，导致生物多样性降低，生态环境稳定性变差，稍有不当利用就有可能再次退化。

二是科技支撑力度不强。基础研究数量不足，研究力量不强，草原生态环境保护缺少系统的调查、检测数据和基础研究支撑，草地监测数据在不同监测点之间、不同季节之间缺乏系统分析比较，研究也多以短期项目为主，草地生态系统演化规律不清，尚未形成科学系统的培育改良机制。从1960年至2016年，与草原培育改良研究相关的文献仅280篇，平均每年5篇，且仅集中在两家科研院所。

三是投入严重不足。2016年，新一轮草原补奖政策资金达到187.6亿元，但相对于国家每年2万亿元的大农业口径投入和近60亿亩草原面积，可谓杯水车薪，激励效果不明显；且投入结构不尽合理，每年用于草原生态保护和修复资金90亿元，仅占总投入37.5%，每亩草原仅1.5元。草原执法等经费保障不足，草原监理和草原建设经费多年没有增加。

为此，建议：

一是加强基础研究。有条件的大专院校可成立草学院或增设草学科，健全完善现代草业育种体系，建设草类种质资源库。强化草原生态系统演化规律研究的支持力度，形成科学系统的长效培育改良机制。

二是加强技术支撑。在退牧还草、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已取得一定效果基础上，加大对草原补播改良技术及相关机械装备制造技术、高产优质牧草新品种研发应用等支持力度，推动开展草原补播改良工程，促进草原生态保护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三是加大资金投入。在继续实施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政策、退牧还草等重点草原生态保护建设工程的基础上，合理提高禁牧补助和草畜平衡奖励标准，促进补助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相适应。加大直接用于草原生态修复和生产力恢复的资金投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创新投入方式，提升生态修复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