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改实施已近四年，全面实施国家基本和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公共卫生服务和突发事件卫生应急处置能力不断增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水平有所提高，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取得明显成效。但是，仍然面临很多亟待解决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其中包括食品、空气、水、居住等在内的生活环境污染成为目前影响国民健康、威胁国民生命的主要因素之一。
根据医学原理，饮食平衡才有助于健康。但是，毒韭菜、毒豆芽、毒生姜、甲醛白菜、农药超标的蔬菜、…；瘦肉精猪肉、避孕药鱼、甲醛浸泡的海产品、人造鸡蛋，还有吃18种抗菌素的速生鸡、…；皮革奶、香精豆浆、色素果汁…；地沟油、硫磺馒头、镉大米、…；等等，食品问题时有发生。“我们还能吃什么？”俨然已成为国问。老百姓无从选择，只能是“以毒攻毒”。以至于蔬菜叶上找虫子眼、农村租地种菜等国人餐桌自救攻略、发有机食品成为单位福利、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禁肉令、运动队自己养猪等“新生事物”应运而生。
尽管近期政府十分重视食品安全问题，李克强副总理亲任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主任，食品安全作为重大的民生问题受到各级政府的重视，并采取行动，但是，即便是我们可以吃到安全的食品，可仍然存在严重的空气污染、水污染和居住环境污染。工厂排污、农田重金属污染、过度使用农药和化肥，不仅污染土壤，影响到食品安全，也影响到水安全；工业废气、汽车尾气、煤烟型污染等使空气质量持续恶化，近期各地的雾霾、PM2.5指数频频爆表、“北京咳”等敲响了环境的警钟；甲醛超标的家具和居室，还有毒校服；等等，应有尽有。可以说，我们的国民生活在一个不太安全的环境中！
我们公共卫生工作者时常教育国民要保持良好的生活方式，不吸烟、少饮酒、饮食结构平衡、多运动、…，这样才能保持健康。但是，如果我们仍然生活在空气、饮水和食物中含有有毒、有害物质的环境中，再好的生活方式又有何用？！
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发展理念问题。GDP至上的理念以及因此而带来的以高消耗、高污染为主的经济发展方式，导致在经济发展中人的健康变为了可有可无的东西。经济发展原本是为了人民生活的更好，但如果因此失去了健康甚至生命，又如何能够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这种GDP又有何用？
二是管理体制问题。食品、空气、水、居住安全等涉及到卫生、环保、药监、工商、住建、质监、农业、交通运输等多个政府管理部门。各部门各自为政，缺少部门间的有效协调和合作，甚至互相挚肘，同时，大家总是认为卫生和健康知识卫生部门之事，多数部门制定相关政策和措施时较少考虑、甚至根本不考虑健康。
三是制度和机制不健全。与食品安全、水和空气质量等有关的标准、法律法规和政策不完善，难以形成保护各类环境的长效机制和有效约束。各地区、各部门协调联动机制缺位，地区间、部门间的合作缺失，难以形成合力。有效的监督机制尚未形成，监督缺位，甚至出现执法真空，导致违规成本不高，制度效果难以实现。
产生问题的更深层原因是缺少公共卫生的顶层设计，即国家层面对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如何保护国民健康缺少长远的、前瞻性的系统考虑和设计，缺少解决问题的长效机制和高层协调机制。一旦遇到问题，社会反映强烈了，才采取“紧急”措施，结果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按下了葫芦又起瓢，只能是疲于应对不断出现的各类突发的不安全事件和危害健康问题，难以系统解决生活环境污染对国民健康全方位的、长期影响的问题。
改善各类环境是一项系统工程，为此，提出如下建议：
一是转变观念，提倡“大公共卫生”的理念。公共卫生问题远远不是卫生部门的事情，只靠卫生部门难以解决全部的公共卫生问题。公共卫生问题也远远超出了卫生范畴，涉及到社会、经济等领域、甚至是政治领域的相关问题。因此，应转变公共卫生就是卫生部门职责的观念，在更大范畴考虑公共卫生，提倡“大公共卫生”的理念，保障国民健康是政府的基本职责，需要多个政府相关部门参与和合作共同推进。
二是做好公共卫生的顶层设计。建议中央政府组织相关部门合作联合开展调查研究，立足于未来20-30年、甚至是更长期的考虑，以保护国民健康为前提，统筹设计未来以各类环境保护、保障国民健康为核心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模式，从源头化解积弊，提出全面控制食品、空气、水和居住环境中危害健康因素的总体思路和实施路径，全面、系统的推进“大公共卫生”工作，保障国民健康。
三是建立高层的公共卫生改革协调机制。鉴于“大公共卫生”涉及多个部门，又不可能将相关职能都整合到一个部门，因此，建立公共卫生改革的高层协调机制就十分重要。建议在做好公共卫生顶层设计的基础上，建立中央政府高层的改革协调机制，如成立国民健康安全委员会，由政府高层领导担任领导，领导和协调各部门按照“大公共卫生”的战略部署和计划有序推动相关改革和工作。
健康权是人的基本权利。我们期待着政府能够有所行动，让我们的国民能够呼吸到新鲜的空气、喝上干净的饮水、吃上放心的食物、住在安全的房屋中！让我们的国民、我们的子孙后代更加健康！让我们拥有一个健康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