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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监督具胆识
发布日期:2013-03-20来源:九三学社中央宣传部 【字体:】 【颜色:】 【打印页面】 【关闭页面

“泾溪石险人兢慎,终岁不闻倾履人。却是平流无石处,时时闻说有沉沦。”这是唐代诗人杜荀鹤所作的《泾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民生活总体逐步得到改善。然而,在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也积累了大量矛盾,产生了不少问题,不能只看到歌舞升平,还应兢慎暗流涌动。近年来,九三学社中央注重利用人民政协的舞台,通过大会发言和提案等形式提意见、做批评,努力发挥民主监督作用。

忠言逆耳是诤友

在刚刚闭幕的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上,九三学社中央提交的题为《关于进一步改进工作作风的建议》的大会发言,列举了官场上长期流行的套话连篇、空洞无物的文风,冠冕堂皇、排场阔气的会风,走马观花、蜻蜓点水的考察时弊:但凡总结汇报,“上级没有不重视的、工作没有不扎实的、成绩没有不显著的、基层没有不满意的”,说了上句,就知道下句,听完了后句,就忘了前句;常闻某地与另一地讲话稿如出一辙;某地级市编发各类信息简报近300种、50万份/年。开会流行开大会、开长会,借开会之名,行公款旅游、吃喝之实;从一天陪洗8次温泉的副县长,到一天跑5个会场的村支书,谄上希旨和以权谋私的花架子,让基层劳心费力,苦不堪言。逢年过节进京请客送礼车辆和人员骤增,各个高档场所人满为患,不仅成为腐败温床,更造成严重交通拥堵;不少城市广场大街光鲜亮丽,背街小巷却脏乱破败。

发言剖析了这些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指出文风话风不正,既有工作作风问题,也有工作方法问题,还有能力水平问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盛行的环境下,说套话保险,讲真话需要勇气。很多人明明看到问题的症结,却不愿直说,往往借助包装铺垫,绕一些弯子,把要点埋在一大堆套话里,把棱角打磨光光。写的人、说的人自己清楚,但看的人、听的人怎么知道?工作不紧密联系实际,不扎实深入调研,却把主要精力放在文件引证、遣词造句的雕琢上,怎么可能反映真实情况、解决实际问题?一些官员善于说套话,真要开门见山讲重点、谈问题,反而不知所措、不知所云。会风不正、考察难深入的根源在于眼睛盯着上面,把上级领导满意不满意作为衡量政绩标准,使基层干部整日陷在文山会海里,哪里还有什么时间和精力关心百姓的冷暖心酸?

指出问题、剖析原因的目的在于解决问题。发言建议:以“文约事丰”为原则,以“短、实、新”为要求,鼓励讲真话、讲短话、讲明白话、讲自己的话、允许讲错话,把改进文风作为领导干部能力考察的内容;认真落实“权为民所赋”的理念,转变执政行政理念,把改进会风作为检验效能的重要标准,进一步发挥人大、政协、媒体和群众的监督作用;埋头苦干、轻车简从,解民难,暖民心,办好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小事实事。

发言道出了百姓心声,引起了强烈反响。其实,这只是近年来九三学社中央对官场陋习敢于发声、直言不讳的一个缩影。

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经济刺激政策一揽子计划中4万亿元投资对提振市场信心、扩大内需、减少失业以及加强经济社会薄弱环节方面都发挥了很大作用。但是存在落实效果差,投资效益低的问题。如陕西省有103个农田水利中央投资项目存在越级审批、工程进度缓慢、投资长时间滞留、甚至挪用专项经费、贪污腐败等问题。

针对这种情况,九三学社中央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上提出提案,建议明确人大对公共财政支出预算和使用的监督权限,建立垂直审计、监察体系,向社会公开公共财政支出预算,健全公共财政效绩考评机制,强化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网络监管与行政复议相结合。

我国预算监督形式上是以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为主,辅之以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监督,但由于法律过于笼统,使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权难以落到实处,大量预算外资金特别是“土地财政”和政府负债在体外循环;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未明确事权与财权范畴,导致多头管理、重复安排、扯皮推诿,标准不统一、支出随意性大、整体效益低;人大预算审查时间短,事前事中监督不够;预算起算点与人大审批预算时间无法衔接,导致人大监督有形无实;预算信息详略不当,仅到“类”,具体“款”、“项”则无从得知,此外政府预算编制缺乏透明度;现行《预算法》惩处形式单一且力度过轻,大量违反预算违法的行为未作规定。

为了把“看不见的政府”变为“看得见的政府”,九三学社中央向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提交的提案提出四点建议。建议修改预算法。明确人大预算监督权的范围、内容、实施程序和操作方法,以及与之相应的机构设置和人员配置;明确复式预算制度,确立编制财政综合预算的法律地位;明确“预算收入”和“非预算收入”范围;明确人大预算委为唯一预算草案初审主体,负责提出预算草案审查意见;出台《财政转移支付法》,明确规定资金使用方向、用途及下级政府配套资金;采用因素法确定额度标准,确保转移支付客观公正和可预见。建议完善预算审批程序。科学设计预算编制程序,适当延长编制和审核期限;将政府大政方针体现于预算,避免政策与预算脱节;明确人大预算审查中辩论、听证、修改、宣读、投票等环节,增强可操作性。建议细化预算管理。将预算扩展至“款”和“项”级,对于重要的、社会关注的预算支出安排(如行政成本等)扩展至“目”级;实行零基预算、据实预算和安排支出基数;将历年制预算改为跨年制,消除时间差;明确预算作为政务信息公开内容,增强预算透明度。建议对在预算编制和执行过程中有过错或重大过失并造成重大损害的,除经济责任外,还应追究刑事责任。

着眼钱用在哪、怎么花!九三学社中央紧盯“人民的钱袋子”。

管住吃喝破顽疾

去年底,中央政治局出台了《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前不久,习近平同志在新华社一份内参上作出批示:从文章反映的情况看,餐饮环节上的浪费现象触目惊心。广大干部群众对餐饮浪费等各种浪费行为特别是公款浪费行为反映强烈。联想到我国还有为数众多的困难群众,各种浪费现象的严重存在令人十分痛心。浪费之风务必狠刹……;中共中央办公厅也发出通知,对遏制公款吃喝之风提出明确要求。

几年前就有不少专家学者指出,我国的行政成本不但远高于欧美发达国家,而且高出世界平均水平的25%。这是因为我国不仅有着庞大的行政机构,还有着令世人瞠目的公款吃喝。
近年来,公款吃喝呈现愈演愈烈之势,花样越来越多,档次越吃越高。安徽三义镇政府公款吃喝欠债17年未还。债主刘梦夫先后向蒙城县及亳州市法院起诉。2011年,亳州市中级法院判决镇政府在判决书生效后30日内,偿还欠款21.5248万元及利息。随后,双方“达成和解”,首次偿还14059元,余款按每年3万元“分期还清”。照此计算,刘梦夫于2019年才能拿到全部欠款。无独有偶,成都市双流县教育局超豪华公款吃喝一事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

中国农业大学选取大中小三类城市,共对2700台不同规模的餐桌进行分析测算,保守推算,全国每年仅餐饮浪费的蛋白质和脂肪就高达800万吨和300万吨,相当于倒掉了2亿人1年的口粮。

“公款吃喝泛滥成灾,不仅影响和干扰了正常工作,吃坏了党和政府形象,吃掉了党和政府公信力,而且还吃出了一批官员的‘富贵病’,严重威胁他们的身体健康。况且,公款吃喝攀比之风愈演愈烈,使得地方政府财政不堪重负,甚至滋生一连串腐败事件,害得一些官员身败名裂。” 去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常委、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冯培恩提交的《着力加强制度建设 努力遏制公款吃喝》的提案直指问题的要害。

说起这个提案的缘起要把时光倒回5年前。2007年,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上,冯培恩在九三学社和农工党联组会上有一个以个人名义的发言,题目是《加强节约型政府建设刻不容缓》。当时联组会共安排了10位委员发言,其中,九三学社5位,冯培恩是最后一位。那天,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和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参加联组会亲自听取发言。联组会一散,就传出消息,冯培恩的发言被推荐到政协全体会议上,将临时增加一个口头发言。第二天,新华社两名记者专程找到冯培恩核实发言中提及的事实和数据来源。又过了两天,冯培恩在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第一个作口头发言。

5年来,遏制“三公”浪费不断取得进展,特别是2011年开始向社会公开“三公”经费,“三公”经费不透明、公款接待铺张浪费等问题,有望改观。2012年,冯培恩觉得有必要再次就加强节约型政府建设提出建议,并决定进一步聚焦,抓住公款吃喝这一顽疾深入剖析,提出更具操作性的建议。

随后,冯培恩与九三学社浙江大学参政议政委员会副主任、浙江大学教授范伯乃一起讨论了材料思路和框架,组织力量对近年来美、英、法、日、韩以及加拿大等国家的“三公”经费支出及其占财政支出比重,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历年“三公”经费支出及其占财政支出比重进行了数据收集、资料汇总和认真研究。

他们发现,目前全国一年公款吃喝的开销达到3000亿元。如此庞大的公款吃喝数额加重了政府财政负担,挤占了科技、教育、文化、卫生、医疗和社会保障等民生支出。世界其他国家行政管理费用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大多低于10%。如日本是2.38%、英国是4.19%、韩国是5.06%、法国是6.5%、加拿大是7.1%、美国是9.9%。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包括一般公共服务、外交和公共安全支出)改革开放之初仅占财政支出的5%左右,2009年攀升到18.6%。与此同时,我国教育、科技、文体与传媒、社保和就业、保障性住房、医疗卫生、环境保护支出分别只财政总支出的13.7%、3.60%、1.83%、9.97%、0.95%、5.23%和2.53%,用于上述民生支出比重不足38%。而同年美国联邦、州和地方三级政府财政6.5万亿美元,用于医疗保健17%;教育保障16%;养老保障15%;社会福利11%,用于上述民生支出高达60%。

不论是横向比,还是纵向看,我国的公款吃喝问题都可谓令人触目惊心。参政党成员心中沉甸甸的责任感,为国家发展、社会进步和民生改善做贡献的历史使命感,驱使冯培恩为破解这一顽疾思考办法、寻找对策、提出措施。

他们深入政府部门、国有企业听取情况介绍,召开不同层次、不同部门公务人员和专家学者座谈会,收集相关信息、了解意见反映、碰撞思想观点、启迪思路智慧。与此同时,充分借鉴世界其他国家在制度建设和体外监督方面的成功经验,结合中国国情为我所用。如此再经过十几遍的反复修改、推敲、核对、评估和提炼,形成提案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九三学社中央主席韩启德主持召开九三学社中央主席会议进行专题研究,认为该提案问题切中时弊、数据资料翔实、分析说理透彻、建议切实可行,决定以九三学社中央名义(冯培恩领衔)提交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

该提案为破解公款吃喝提出了6项建议。一是制定严格的公务接待制度,规定公款招待的范围、规格、审批和报销程序等。要求在接待前一周填写全国统一的申请单,并经本单位党、政、工领导共签认可;餐饮业开具统一的公款招待税务发票,详细写明用餐内容、人数及原因;报销凭证需经财务部门多位分管人员审核。超规格消费一律由个人承担,并公示屡犯者。二是公示公款接待菜单、账单及参与人员,接受监督。三是强化群众监督特别是媒体监督。四是把行政成本纳入政绩考核范畴。因为不讲成本的政府是一个效率不高的政府,不讲成本的官员是一个不能干的官员。五是把“三公”浪费问题纳入法治轨道,用法律来规范公务行为,让浪费有罪深入人心,让惩治各种浪费行为有法可依。最后一点是惩治小金库。现在公款消费统计数字之所以不准确,一部分原因是各单位小金库的存在。最黑的吃喝,最难入账。这6点建议共同构成一个多维度立体式制度体系。

长期以来,对公款吃喝的处理最多就是批评而已,只有其中个别涉及贪污受贿者,才可能影响其职务甚至饭碗。如何建立起遏制公款吃喝歪风的长效机制?一些法律专家认为,界定公款吃喝的“罪与非罪”是核心问题。毛泽东早就断言:“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1980年,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指出:“最大的问题还是要杜绝各种浪费”。可是 “贪污”在我国《刑法》中已经明确属于犯罪行为,而公款吃喝等浪费问题,不仅没有列入犯罪之列,甚至还得到了放纵和鼓励,这也是我国长期以来公款吃喝等政府浪费不能得到有效遏制的重要原因。

冯培恩认为,严管公款吃喝不过是遏制浪费的一个方面。他关注的其实是所有三公浪费行为。反贪污、反腐败,但没有把浪费和这两个一起反。反过来说,由于可能存在利益交换的需要,公款大吃大喝又是难以自制的,于是需要法律。比如对付酒驾,过去也只是罚钱,但现在进入法治范围了,除了罚款外,对于情节恶劣、后果严重者可以处以拘留,甚至判处徒刑,因此酒驾大大减少。依法处理“三公”浪费,也是一样,并不是公款吃喝一次就要坐牢,而是按照有效的法律法规条款,什么情节给什么处罚。通过依法处理“三公”浪费,让想吃的和不想吃的都吃不成,就会有助于把不愿意参与“三公”消费、被动参与“三公”消费的大多数人,包括他本人从“三公”消费的环境中解放出来。使得不请客也能办成事,请了客也办不成不合规的事。

客观地说,指望用一个提案解决一个老大难问题是不现实的。不过,这个提案至今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可以说是非常令人欣慰。

关注民情秉直言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是关系公众健康和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近年来,阜阳劣质奶粉、三鹿奶粉等恶性食品安全事故屡有发生,苏丹红鸭蛋、地沟油、瘦肉精、染色馒头以及农产品中农药、兽药残留、塑化剂及豆制品等添加剂超标问题日益突出,导致百姓对食品安全缺乏信心,甚至舍近求远跑到港澳和海外抢购奶粉。

九三学社中央经过调研后感到,我国食品安全之所以存在这么多问题,既有国家药监局、农业部、卫生部、公安部、商务部、国家质检总局、国家工商总局、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等多个部门之间职责交叉重叠,甚至相互掣肘的监管机制原因,也有食品技术标准体系不健全、内容陈旧、存在“盲区”的软肋,还有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社会责任的严重缺失,更有政府监管不力的难辞其咎。

九三学社中央向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提交提案,建议加强立法,完善食品安全监管机制、食品安全技术标准和技术支撑体系,提高食品生产企业社会责任意识,加强食品生产基地建设,实现食品安全全程跟踪预警。

2009年2月28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七次常委会审议通过《食品安全法》。当年7月8日,国务院第73次常务会议公布《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使食品安全纳入法治化轨道。

人大立了法,执行的如何?九三学社中央跟踪不放。通过调研,九三学社中央发现,《食品安全法》出台以后,食品安全总体形势有所好转,但是仍然存在大量隐患。一是食品生产企业数量庞大,规模普遍较小,经营管理方式落后,100多万家食品生产企业近七成是10人以下小作坊;大米、小麦、肉制品、饮料、罐头等15大类10万多家食品加工企业中,60%不具备基本生产条件;70%食品流通企业缺乏检验能力,极易形成后续污染;价格恶性竞争,忽视食品质量。二是多环节执法不严、监管不力,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三是消费者食品安全意识低,缺乏相关知识,鉴别能力非常有限;部分食品生产者不了解食品添加剂的限制、农药化肥安全使用标准,出现非故意的食品安全问题。四是分段监管为主、品种监管为辅的监管模式,导致遇到好处抢、遇到难题推的弊端,造成不少漏洞。

针对上述问题,九三学社中央2010年全国“两会”期间提交关于食品安全要长抓不懈的提案,建议将食品安全作为重大的民生问题,纳入各级政府政绩考核目标;实施品牌战略,鼓励优势企业做大做强;严格执法、形成强大震慑力,追究监管不力责任;针对《食品安全法》中的 “十倍赔偿”条款,对小额商品设立最低赔偿限额,解决处罚力度不够的问题;探索国家全程监管、地方重点监管和民间参与监管的模式;加强舆论监督,发动群众参与监督;对违法案件及时曝光。

可喜的是,正在召开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根据“方案”,将组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统一生产、流通、消费环节的食品安全监管。这是高层审时度势的决策,也是多方呼吁包括九三学社中央助推的结果。

习近平同志在今年党外人士迎春座谈会上指出:“要继续加强民主监督。对中国共产党而言,要容得下尖锐批评,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对党外人士而言,要敢于讲真话,敢于讲逆耳之言,真实反映群众心声,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对参政党既是勉励,也是要求。

强化民主监督作用,对具有民主科学优良传统的九三学社来说,是精神弘扬,是责任担当,是使命使然……(穆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