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新政协）在当时的北平召开,这是中国共产党发布“五一口号”后,各民主党派积极响应的结果。会上各民主党派、各民主人士和无党派人士紧密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为新中国的各项政治制度的确立起了积极作用,最终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

一、各民主党派对“中间路线”幻想破灭

中国各民主党派的社会基础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海外侨商和他们的知识分子,以及其他爱国知识分子。各民主党派是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反蒋”斗争、“九一八”事变后的“反蒋抗日”和“抗战”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和代表了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利益与要求。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各民主党派有着反帝爱国和追求民主的要求,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与中国共产党有过合作关系。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前的1944年9月24日,章伯钧在迂川大厦会议上大声疾呼,“要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就应该主张各党派会议,不要等亡国以后！中国今天有强有力的共产党,有强有力的民主同盟,只有立即召集国民会议,实行联合政府,才能挽救危机！”此外中国共产党很多领导人都对民主党派的主张和活动给予高度的重视。刘少奇曾经指出,“我国的民主党派主要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形成的,并且同我们党早就发生了合作的关系。”这些都为民主党派积极响应“五一口号”奠定了基础。

而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民族资产阶级提出了“中间路线”。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各个民主党派和它们的代表人物,纷纷发表声明,反对内战,呼吁和平,并陆续提出较为系统的主张,试图通过利用西方模式来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国民党当局不断地对各民主党派进行破坏,对民主人士进行迫害。1947年10月27日,国民党当局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迫使民盟解散并转入地下工作。随后各民主党派明确表示,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尤其在解放战争后期,国内形势急剧变化,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军事上逐渐取得优势,而国民党在丧失优势的同时,对国统区进行了残酷的法西斯统治。这不仅成为国民党在大陆丧失政权的前兆,而且使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更加认清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真实面目。各民主党派逐渐认识到“中间路线”在中国是行不通的。1948年在香港召开的民盟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独立的“中间路线”不符合中国的现实环境,是“行不通”的,并表示今后要与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这就是民主党派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公开与国民党当局分裂的直接原因。

二、“五一口号”的诞生

毛泽东在总结中国共产党成立18周年的经验时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中国反帝反封建任务的艰巨性、长期性,单靠一个革命阶级及其政党是不可能完成的,必须团结各革命阶级、各民主党派共同进行斗争。毛泽东指出:“中国无产阶级应该懂得:他们自己虽然是一个最有觉悟性和最有组织性的阶级,但是如果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胜利的。而要胜利,他们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实践证明统一战线是取得革命胜利的法宝。中国共产党制定的统一战线方针以及对各民主党派的主动团结态度为“五一”号召的提出提供了客观条件。

从遵义会议以后,中国共产党逐渐改变了王明的“左”倾关门主义思想,开始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总方针指导下,广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联合了抗日的各民主党派,建立了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共同合作迫使国民党政府在重庆政治协商会议上同意了和平建国的“五项政治协议”。这一成功归功于“各方面代表在会场上的努力”以及“各社会团体在会外的督促”。1946年1月,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为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长期携手合作,以及新政协的顺利召开提供了实践基础。而蒋介石破坏政协会议成果,撕毁停战协议,“这就暴露了蒋介石的反动面目,使全国广大人民和各民主党派在国共两大政党的对立斗争中,最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此后,各民主党派发动了和平运动、反对美军暴行和支持学生等爱国运动,但在国民党政府的压迫下,各民主党派被迫转移到香港或地下斗争。

三大战役开始之前,中国共产党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形势已经明朗。1948年4月25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指出:“邀请港、沪、平、津等地各中间派及民众团体的代表人物到解放区,商讨关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并成立临时中央政府问题。”4月3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庆祝“五一节”口号,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5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李济深、沈钧儒,指出:“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定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但欲实现这一步骤,必须先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一个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讨论并决定上述问题。此项会议似宜定名为政治协商会议。”[10]为具体落实“五一口号”,中共中央于1948年5月2日发出《关于邀请民主党派来解放区协商召开新政协问题给沪局的指示》,指示中涉及到了开会的内容、时间和地点。中国共产党“五一口号”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合作的结果。

“五一口号”的发表极大鼓舞了长期坚持斗争的各民主党派,他们纷纷发表通电、宣言、声明来响应,决意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拥护中国共产党。1948年5月5日,在港各民主党派与民主人士发表《响应中共“五一”号召致中共毛主席电》,指出各民主党派愿意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共同策进完成大业”。其后,各民主党派纷纷召开座谈会,围绕召开新政协问题贡献意见,并开展了新政协运动。中共的“五一”号召和新政协运动,指明了民主党派向着新中国胜利前进的具体道路。它也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真心实意实行统一战线政策和各民主党派彻底放弃了“中间路线”,承认中国共产党是新政协的当然领导者。

三、“五一口号”对新中国政党制度确立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发出的“五一口号“得到了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积极响应。伴随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新政协的召开提上日程。在他们的支持下,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召开了新政治协商会议,建立了新中国。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方式对新中国政治制度的确立产生了深远影响,并最终形成了中国多党合作制度。

1948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统治濒临全面崩溃。各民主党派在是否将革命进行到底方面,坚决与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共同驳斥美蒋反动派的和平阴谋。各民主党派指出:“我们对于美蒋所策动的虚伪的和平攻势必须加以毫不容情的摧毁”,并且“务使人民民主阵线之内,绝无反对派立足之余地,亦决不容许有所谓中间路线之存在”。各民主党派的态度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民族资产阶级和一些社会阶层。1949年8月23日民主同盟发表了《对美帝国白皮书的斥责》,文中指出:“我们相信,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必能在新民主主义旗帜下,来为彻底打倒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斗争。”8月24日,民建发言人在《加强内部团结和警惕,答告美帝好梦做不成》中指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也懂得了跟着中国共产党走,进行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斗争,终于获得解放”[14]。民建的公开声明是其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标志着民主党派放弃了“美苏平衡”的政策转入到反对美国侵略政策中来,从理论上阐明了民族资产阶级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可能性,在事实上也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对其他民主党派具有示范作用,为制定和接受政协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奠定了思想基础,同时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形成有着深远影响。

1948年秋,解放战争进入最后的战略决战阶段,并陆续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协的任务就提上了日程。8月1日,毛泽东致电香港李济深、何香凝等并转告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现在革命形势日益开展,一切民主力量亟宜加强团结,共同奋斗,以期早日消灭中国反动势力,制止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建立独立、自由、富强和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由此,筹备新政协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为了筹备新政协,各民主党派分六批进入解放区。他们的到来与中国共产党的亲密合作开启了新模式,这种合作方式为建国后的政治制度以及政党制度的确立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同时,各民主党派通过支前、策反和组织武装,直接参加了人民解放战争。这就加速了全国胜利的进程,开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的军事活动。如中国农工民主党在南方的部分省,如广东、江西等地,组织了若干武装,直接和间接地从事武装斗争。各民主党派也在接管城市、恢复生产、恢复社会秩序等方面起到了作用。1949年2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怎样对待各民主党派、团体的地方组织的指示》中指出,在“五一口号”以前即已成立并存在的各民主党派,“在被我人民解放军解放了的地方,并经过党派总部的证明,应一律承认他们的合法地位,加以保护。”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解放过程中保护并与其携手共同反蒋的重要文件资料。

伴随人民解放军在大陆的胜利,1949年9月21日至30日,经过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各民主团体和无党派人士的紧张筹备,新政协胜利召开。大会通过了《共同纲领》,确定了国名、国旗、首都等一系列问题。10月1日,毛泽东主席正式向全世界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新政协的召开和新中国的成立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共同奋斗的结果。民主党派在新政权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在与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中形成的。（马建伟 王秀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