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一个长期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和科技管理工作的民主党派成员，在改革开放4年后光荣地走上了贵州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的领导岗位，这是党长期教育培养的结果，是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一个具体体现。我想谈一谈作为一名知识分子、民主党派成员到省政府工作后的一些思想变化和感想。
（一）
我是1983年1月开始到贵州省政府工作的，当时我64岁。1982年年底，我作为贵州科学院院长到日本讲学和参观1个月，刚一回来，贵州科学院就接到中共贵州省委的通知，要我到省委去谈一谈。过完元旦节，1月3号我就到省委去了。省委书记苏纲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问了我到日本讲学的情况后，他拿出了一份传真电报给我看，内容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中共贵州省委和贵州省政府机构改革的决定，其中决定我到省政府工作，担任副省长职务。苏纲同志对我说：“今天找你来，一是把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告诉你；二是征求你个人的意见”。当然，这对我来说是很突然的，我刚从日本讲学回来，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但既然中央政治局作了决定，我没有什么好说的。我也知道任何一级领导部门的人选都要经过很久的酝酿和考察，是很不容易的。当时我简单地表了态就离开了。
其实，我对当副省长在思想上是有想法的。当时，还处在改革开放之初，民主党派成员到政府部门任职的还不多，我认为民主党派成员到省政府工作只不过是挂个名，做做陪衬。因为在这之前省政府有一个副省长，是起义将领民革的陈铁先生，在他担任副省长期间，既不管人，又不管钱，没有多少具体工作。由此我估计今后我可能就是顶他这一角。另外，我原来在贵州工学院担任副院长和在贵州科学院担任院长期间，也是既不管人，也不管财和物的，连办公室人员的任免也不经过我。实际上我不管是当院长也好，当所长也好，在学校我还是教我的书，在研究机构我还是搞我的研究和实验。所以，我听了要我到省政府工作的决定之后，产生了以上的想法。
1月6号，省政府党组开会，请我列席，研究拟任的几个副省长的分工问题。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王朝文同志根据省委的意见，提出一个初步方案，确定了各人的分工，决定由我分管教育和科技工作。教育分为三部分，即全日制教育、职工教育和业余教育。管教育要从大学、中学、小学一直管到幼儿园。当征求我的意见时，我提出恐怕管不了，特别是中小学不好管。另外，党的方针政策我不熟悉，党内文件也很少看到，叫我怎么去领导呢？王朝文同志说不要紧，我们现在都是实职，没有虚职，一个萝卜一个坑，每个人都要做事，文件都给你看，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也请你参加。后来，实际上凡是研究教育和科技工作的省政府党组会议和中共贵州省委常委会议都通知我列席的。
越来越多的事实否定了我最初的想法，担任副省长后我是有职有权，当然也有责。王朝文省长支持我大胆去干，还说如果出问题，由他来替我承担责任。我知道他这样讲是对我的支持和鼓舞。这说明党对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成员的确是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所以说这是中国共产党和我们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没上来，爱国统一战线不断扩大的表现。我们要振兴中华，只有大团结、大统一，才会有大振兴，这就是一个象征。这是我到省政府工作以后的第一个思想变化。
（二）
我过去长期在实验室工作，无所谓上下班。到省政府后是坐班制，工作比较紧张，我过去没有搞过管理工作，不知道怎样开展工作。来找我办事情的都是不好解决的问题，或是要钱，或是要物，或是要协调几个单位的关系，所以工作一段时间后，我感到很苦恼。苦恼的是管理工作不好做，而且也没有时间去实验室了，学术活动也不能参加了。有些朋友为我惋惜，他们对我说：“老徐，你这个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经常去植树，到幼儿园跟小朋友一起唱歌，这是浪费人才嘛，你在科学院工作可能对国家的贡献还要更大一些”。这同我自己的想法不谋而合。我搞了几十年的科学研究，现在把它都丢了，去搞管理工作，可半年过去了还没有搞出什么成绩，我有些不安心了。
于是，我就去找中共贵州省委和中共贵州省顾问委员会的老同志谈心。我把自己的苦恼讲给他们听，他们对我说：“我们相处30多年了，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动不动就只讲专业。当然专业是需要的，我们不仅需要科学家，而且需要大批的科技管理人员。但是，我们国家的管理工作还比较落后，更需要大批懂行的管理人员。你说不会做省长，我们哪个会做？都是在学嘛。你们考虑自己的专业过多，却没有考虑到国家的管理工作如何跟上飞跃发展的形势。老徐，你还得安心啊！”我听后感到也很有道理，我们平常不是说要听党的话，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吗？现在这不就是对我的考验吗。这些老同志对我的确是肝胆相照，使我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和教育。以后，我便就安下心来做副省长工作了。这大致是我的第二个思想变化。
（三）
第三个思想变化就是安心下来了，还得做好工作。安心很重要，否则就搞不好工作，但是光安心还不够，还要会做工作。作为一个分管教育和科技方面工作的副省长，怎样开展工作我还不清楚，有时候省委书记问我一些问题我都答不上来。比如说教育是基础，但教育经费投入太少，于是我就向中共贵州省委第一书记池必卿同志反映，要求增加投入。他说：“好啊！你看钱用在哪里？”我说：“当然是用在刀刃上”。他又问：“刀刃在哪里呢？”我便答不出来了。于是我就去请教搞经济政策研究的一些同志，他们说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一样，都需要搞调查研究，做到心中有数。
这样，我就进行了一些调查研究。原来我以为在教育方面大头是大学，但从贵州的发展来看，基础教育却很重要，中小学更是关键。在贵州当时的三千万人口中，中小学生就占了五百万；根据人口普查的资料统计，婴幼儿及学龄前儿童又占了五百万，这样就是一千万人了。这一千万人在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将成为贵州的主要劳动力，贵州的振兴将靠他们。如果他们连字都不认得，怎样去振兴呢？当时贵州有九百万文盲，全国有二亿三千万文盲，这个问题再也不能忽视了。我摸了一下底，贵州省小学毕业生合格率很低，全国是“三六九”，即30％的合格率、60％的巩固率、90％的入学率。贵州的合格率只有百分之十几，有的地方只有百分之几。这些不合格的学生“毕业”后进入中学，其中一部分又从中学进入大学或师范学校，“毕业”后又去做老师，这样的“原材料”质量就会越来越低，在教育界内部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另一方面，当时升入大学的人很有限，百分之九十的人考不上大学就将成为劳动后备大军，不少人将到企事业单位工作。但他们的文化素质很差，到工作单位后，还要花钱补习文化技术。工厂不提高技术和工人的文化素质就很难盈利，但教育部门送给它们的人文化素养太差，将严重影响企业的发展。这样就在教育界外部又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所以，关键的问题就是要抓基础教育。万丈高楼平地起，就是说要从中小学抓起！
抓中小学教育关键又在老师。当时我们对全省十几万中小学教师进行“过教材关”考试，教什么课的就考什么，内容就是书上的，不另出难题，事先还搞了许多辅导、补习和培训。但考下来的结果，十几万中小学教师，语文合格率只有15%，数学合格率只有9%。不是说“名师出高徒”、“师高弟子强吗”？教师自己都不合格，怎么教人呢？为了摸这个底，我们花了两百多万元。我把这个结果告诉省委第一书记池必卿同志，他说，“这个结果好，这些钱没有白花，现在我们心中有数了，这就是刀刃。”教师不行，投资再多，也教不好学生。事实教育了我们，要把基础教育抓上去，关键在于提高教师本身的质量。
（四）
我讲以上这些事情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搞管理工作，是党帮助我，引导我往前走。最初，我做副省长工作不安心，党帮助我安下心；我不会做管埋工作，党帮助我逐步学会做管理工作。这不仅体现在我一个人身上，也体现在当时的许多党外同志身上。有时星期六或星期天，中共贵州省委的一些同志来找我聊天，问我有什么问题，他们不是站在一旁等着看笑话，而是尽量帮助我工作。所以，我到任后不久就真正体会到了民主党派成员和知识分子进入政府机关工作不是做“陪衬”的，党信任我们，关怀我们，帮助我们，引导我们前进。所以我们要在党的领导下，努力做好本职工作。我在贵州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任上几年的工作，也就是这样一路走过来的。
我当副省长的经历说明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党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方针不是空的，具体就体现在我的身上，也同样体现在其他许许多多党外同志的身上。我衷心感谢党的教育、培养、关怀和帮助。当然，作为一个1956年入社的九三学社成员，我也十分感谢社组织对我长期以来的关心、培养和支持，这已经成为我的一笔难得的精神财富，永志不忘。 （作者：徐采栋 2009年7月九三学社贵州省委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