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理论研究和社史工作座谈会，是我社在一个重要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去年和今年中共中央针对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制度建设以及人民政协工作颁布了两个5号文件，今年7月召开了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刚刚闭幕，昨天中共中央召开了纪念长征70周年大会，锦涛同志在大会上所作的重要讲话中再次强调了统一战线工作的意义。这些都说明，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统一战线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多党合作事业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时期。要在新形势下完成多党合作的历史使命，就必须加强参政党理论建设，没有理论上清醒，就没有行动上的坚定。在这种形势下召开理论研究和社史工作座谈会，对九三学社来说是一件大事，对于我社在新时期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以适应新形势对多党合作事业发展的新要求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此外，我们选择在重庆召开这个会议，也给会议增添了浓重的历史色彩。大家都知道，这里是九三学社、民盟、民建的发祥地和民革的发祥地之一。特别是九三学社，从一开始的雏形――民主科学座谈会，一直到筹备、到正式宣布成立，都是在这座美丽的山城。会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九三学社成立旧址纪念碑，那是当时前辈们经常集会讨论救国救亡之道的地方。在那里我们回顾历史，寻根溯源，缅怀前辈的光辉业绩，使本次会议具有了一种特别的意义。

关于我社理论研究和社史工作的基本情况，我看了邵鸿副主席在开幕会上的工作报告，他讲得非常全面，我想讲的内容，他基本上都讲到了，所以今天就不浪费大家太多时间，只想谈谈我自己的一些体会作为补充。我分两个部分讲，第一部分，谈谈我社理论研究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第二部分，强调一下社史工作的重要意义。

第一部分，我社理论研究应该注意几个问题

关于理论研究工作，我想谈三点：

第一、我社理论研究的根本任务就在于使九三学社能够牢牢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核心是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重点是正确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这一基本政治制度。

作为一个政党，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政治方向问题。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这个制度，否则，九三学社政治方向就会出现偏差，它直接关系到九三学社的生死存亡。我认为，其中最关键的是要加强政党理论建设，对参政党来说就是要加强参政党理论建设。执政党与参政党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加强政党理论建设是执政党与参政党共同的任务，这是推动我国多党合作事业发展的客观需要。现在有些年轻同志，一讲到政党，脑子里出现的就是西方的政党制度模式。因为政党最早产生于西方，至今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而我国现行政党制度的形成只有50多年历史。西方政党理论相对来说是比较成熟的、成体系的，大量现成的理论性的东西都来自西方政党理论。但是西方政党理论是适合认识西方政党活动和政党关系的一套理论，而我们不是西方，中国政治发展道路不是按照西方政治发展模式走的，产生政党的历史条件，无论是经济条件、政治条件和思想文化条件，中国与西方都有很大的差异，中国有自己特殊的国情，因此不能照搬西方政党理论。如果我们一谈到政党，满脑子都是西方政党理论的话，就必然会产生了一系列问题，比如，个别人对民主党派接受共产党领导表示不理解。有的同志给我写信就非常明确地谈到这个问题，他说，一个政党怎么可以领导另外一个政党呢？还有个别人提出“共产党领导的合法性”问题。我觉得，这些认识就是从西方政党理论中来的，因为按照西方政党的定义，成立政党的目的就是为了夺取政权。既然党与党之间是争夺政权的关系，为什么一个党还要领导另外一个党呢？按照西方政党理论那是说不通的。这是一个应该在理论上搞清楚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涉及到我们能不能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其核心问题就是一定要坚持走适合中国自己特点的政治发展道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握好正确的政治方向，这是我们的生命线，我们应该从这样的高度来认识加强参政党理论研究的重要性。

第二、我社理论研究一定要结合广大成员的思想实际和工作实际，要有的放矢，而不要就理论谈理论，为研究而研究。

首先，理论研究要结合广大成员的思想实际，解决成员实际存在的思想问题。去年和今年，为了准备这次会议，社中央研究室对全国13个省级组织和18个地市级或基层组织做了大量思想理论调研。在调查中了解到，我社成员思想状况总体上是好的，精神状态是健康向上的，但也的确存在着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些问题直接涉及对我国基本政治制度的认识，反映了一些成员在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上还不够清醒，也是长期以来困扰成员思想的症结。围绕这些问题有各种各样的议论和说法，及时研究和回答这些问题，解开这些思想“扣子”，就是我们理论研究的主要任务。

在调研中反映比较集中的是四个问题，一是刚才讲过的关于政党理论的问题，由此引出了一系列思想认识问题，比如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认识，对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认识，对西方政党制度的认识，等等，我刚才已经讲过，不再重复。

二是民主监督问题。有位同志给我写信，他说，你在很多场合的讲话我都看过，觉得很好，我很拥护，不过有一点我得与你商榷。你说现在民主监督主要是通过参政议政来实现的，这种说法不对。参政议政是不能代替民主监督的，参政议政重点是在执政党决策前以及决策过程中发现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而民主监督重点是在执政党执行决策过程中发现问题，提出批评、意见和建议。我认为，他讲的有道理，但我讲的也没错。因为我并没有说参政议政就是民主监督，而是说，参政议政是实现民主监督的一个主要形式。除了参政议政这种表现形式外，我们还可以通过高层政治协商、“两会”的提案议案、发挥民主党派中各类特约人员作用等方式来实现民主监督。比如参加高层政治协商，每次都是先谈目前存在的问题，然后提出意见和建议，这就是监督嘛。

去年3月，我在统一战线学习中共中央[2005]5号文件的座谈会上发言，专门谈了对民主监督问题的认识。这个问题不仅在九三学社，甚至在各民主党派中都普遍存在。调研中个别成员反映，民主党派的主要职能就是民主监督，这么多年我们根本就没发挥民主监督的作用；应该把民主监督变成“刚性”监督；应该给民主监督“立法”，等等。我认为，所有这些议论，根本症结就在于没有搞清楚民主监督的性质。做任何事情都一样，在做之前首先要了解它的性质是什么。如果做一件事情连它的性质都不知道，做起来就会很盲目，很糊涂，甚至做着的事情却不认为自己做了，这样做事怎么能做好？所以要谈民主监督，首先要搞清楚：它的性质是什么？它与其它性质的监督有什么区别？这种性质的监督以什么形式表现出来？为什么这种性质的监督不能变成“刚性”的？怎样才能使民主监督发挥更大的作用？只有把这几个有逻辑联系的问题解释清楚，大家对民主监督的疑问才有可能得到解决，在行动上也才能更加自觉。什么叫民主监督？民主监督就是一种政治监督、“柔性”监督。民主监督与人大的监督有什么不同？我觉得完全不一样。人大是最高权力机关，不仅要制定法律，而且还要监督执法，还有权任免政府工作人员。人大在执法检查后提出的监督意见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如果不按照人大的监督意见去解决问题，人大有权采取法律措施，“动真格的”，这种监督就是“刚性”监督。再比如舆论监督，它跟法律监督又不一样，但舆论监督很厉害，在实践中也起了很大作用。当然，舆论监督有比较随意的特点，如果有人写文章批评谁批评错了，造成了不良影响，被点名的人可以去告他损害了个人名誉权，但结果就很难说了。政协的监督是民主监督，民主党派也是民主监督。民主党派的监督不是个人对政党的监督，而是政党对政党的一种组织行为，是政治监督。这种性质的监督决定了它就应该是以互相协商、提批评、提建议等方式，起到督察、警示和鞭策作用，在实践中主要是通过政治协商和参政议政的途经来实现的。这种形式的监督当然不能变成“刚性”监督，不能要求党和政府一定得接受采纳我们提出的批评和建议。有人说要给民主监督“立法”，这在理论上就说不通，既然是民主监督，又要立一个法，那民主监督的性质也就变了，变成法律监督而不是民主监督了。说实在话，在实践中我们有时候提出的意见把握并不是很大，因为我们了解的情况和信息毕竟有限，这样提出的意见有时候也许与实际情况不符，但没关系，讲得不全面也不要紧，要使民主监督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我们可以把各种形式的监督有机地结合起来，加强制度化建设，强化监督的效力。在调研中，很多成员反映，这样来解释民主监督，感到很受启发，也很有收获。对于民主监督问题是很值得深入研究的。

三是民主与科学问题。这个问题，自从“八大”我当选主席以后，就不断听到各种各样的议论。提出要把民主与科学作为我社的传统写入社章，这是我社广大成员的心声。但是对民主与科学问题，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清醒的、正确的认识，而且需要不断深化认识，所以这个问题也是值得研究的。我们的认识越清楚，看法越一致，这个传统就越能够得到弘扬，越能够发挥最大的作用。这次会议上，海南的颜家安副主委写了一篇关于社史研究的文章，他提出了一个观点，我觉得很受启发。他说，社史研究既要突出九三学社从爱国主义到新民主主义，从新民主主义到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一条历史主线，但同时也要贯穿“科学”与“民主”这条主线。真正意义上的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不仅与民主科学相伴而生，而且与民主科学共命运。大家知道，清朝晚期国力日渐衰竭，特别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的侵略使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紧锁的国门被迫打开，国家主权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为救亡图存而上下求索的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睁眼看世界”，发现了西方世界的“德先生”和“赛先生”。五四运动把“德先生”和“赛先生”请进了国门，从此民主与科学就成了中国知识分子心中解不开的“情结”。尽管当时对于西学有各种各样的议论，有人认为应该全盘照搬，有人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还有人主张“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等等。但有识之士无不认为，中国要改变任人宰割的悲惨命运，就一定要弘扬民主与科学。在这一时代潮流中诞生的九三学社，作为以科技界中高级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民主党派举起民主与科学的旗帜是很自然的事情。当然，科学与民主的外延和内涵也在随着历史的进程不断地改变、丰富和充实，人们的认识也在不断地深化。九三学社《成立宣言》中所说的科学，主要指自然科学，指有系统的专门知识。而我们今天对科学的认识要比五四时期完善和深刻得多了。科学不仅是指一般的具体科学知识，更重要的是强调科学精神、科学思想、科学方法。五四时期，民主一般被理解为一种“人权”、“自由”、“个体解放”，九三学社《成立宣言》中所说的民主也是指“人权”、“人民的基本自由”。而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民主不仅仅是指人权、自由或一种社会政治制度，一种选举制度。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更应该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准则，是一种社会价值体系。在这里，科学与民主不再仅仅被理解为一种“政治诉求”，而是一种精神、一种文化、一种思想观念，是一种以人为本、体现社会发展根本目标的追求。我认为，这样阐述民主与科学问题就比较有深度。当然对这个问题我们还要继续探讨，特别是在中国当前的形势下，民主与科学的内涵和外延到底是什么，还需要不断深化认识。

四是关于民主党派“进步性和广泛性相统一”的问题。怎样把握好这两者的关系呢？我认为，应该从四个方面来把握：第一，进步性与广泛性的有机统一是民主党派的根本特征。如果没有广泛性，统一战线就没有存在和发展的根据；没有进步性，统一战线就没有存在和发展的保证，两者是有机结合、密不可分的。第二，进步性与广泛性都是与时俱进的。在不同历史时期，进步性与广泛性的含义是不同的。在现阶段，进步性集中体现在与共产党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上。广泛性则集中体现在它们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建设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上。广泛性比改革开放前更扩大了，不少新的社会阶层成员，只要是拥护社会主义和爱国，就可以包含在里面，因此广泛性也是在不断变化的。第三，进步性和广泛性都是在政治意义上使用的概念，也就是从政党关系上，从政党在推动中国社会前进中、在国家现实政治生活中所发挥作用上使用的概念，就是说要从政党的功能意义上来理解，而不仅仅是看党派的人员组成、知识结构、平均文化水平。准确地把握这一点，就要坚持民主党派进步性与广泛性相统一的特点，既反映成员对实现国家、民族整体利益的意见和要求，也反映所代表的阶层和群体的具体利益，将他们的意见和要求有效地疏导、整合、表达出来，成为执政党联系本界别群众的桥梁和纽带。第四，不能片面地强调进步性，也不能片面地强调广泛性，这两种片面性都会在实践中对民主党派健康发展造成不利影响。片面强调进步性，就不能团结尽可能多的人，这点与统一战线宗旨是相悖的，也会在认识上造成混乱，使一些人在枝节问题上纠缠不清，甚至把民主党派的进步性与共产党的先进性相混淆；如果片面强调广泛性，就容易把参政党与群众性组织相混淆，从而在组织发展中忽视质量标准。这是准确把握民主党派进步性与广泛性相统一的现实意义所在。

以上是讲我社理论研究要结合广大社员的思想实际，这是其一。

其二、理论研究也要结合九三学社工作实际，加强理论对实践的指导。我们在工作中经常会碰到很多问题，既有干部素质问题，也有现存体制和机制问题，这些都需要研究，需要理论的指导。如果我们把理论研究与工作实际结合起来的话，可以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同时也可以促进理论研究工作。比如，关于思想建设的机制、形式和有效性问题。在新形势下，九三学社如何加强思想工作？思想工作讲了很多年，思想调研做了无数次，我看这么多年进步还不够大。当然，要取得进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不断有新成员加入我们的队伍，年轻同志越来越多，他们的社会经历与老社员不同，不断有新的问题产生，思想也更加多元化，加上西方政治思想的影响，要真正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项很艰巨的任务。但是作为一个政党，有些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总是得不到比较彻底的解决，那怎么能说理论建设有成效呢？怎么能说思想工作有成效呢？因为我们还是没有找到最有效的途径。有了纲，有了路线，但是不知道怎么过河，桥在什么地方，这是迫切需要研究的问题。

我最近在思考一个问题，中共党员在入党宣誓的时候有非常明确的目标，就是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共产党是有纪律的，你要入党，就必须以共产主义事业为自己的终生奋斗目标，这是不能打折扣的。那么，民主党派呢？既然我们的政治原则是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要维护与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那么，加入参政党的重要前提应该是认同这个基本政治制度，不认同就不能加入，加入了以后，就必须做到，这是不是应该成为我们的政治纪律呢。参政党的政治纪律也应该是理论研究的一个课题。

再比如参政党的组织建设，这难道不是理论研究的问题吗？九三学社成立61年了，在实践中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组织原则，但这些组织原则是不是还适应新形势新任务对我们提出的要求呢？有些地方是不是需要改革呢？我认为，这也是需要理论研究的。拿领导班子来说，到底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形式最好。例如，现在省级组织的主委一般都是兼职的“旗帜性人物”，少数地方的主委成为政府官员，他们的业务工作或行政工作都极为繁忙，如何保证他们发挥“一把手”的作用，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此外，秘书长在实际工作中发挥什么作用与如何发挥作用也值得研究。还有，怎么发扬社内民主的问题。我们总是讲民主与科学是九三学社的光荣传统，但有些地方组织恰恰就在民主方面出现了问题。有个别地方已经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现象，比如在做重大事务决策时有意把不同意见者排除在外；选举时违反民主程序，甚至任人唯亲，搞小圈子等等。还有基层组织到底怎么发挥作用的问题，基层组织参政议政的任务到底是什么？怎样进行参政议政？等等。有些地方是以活动来带动工作，不管怎么样，先活动起来再说。但又有人说，这还叫参政党啊，都成了工会组织了。还有一个新社会阶层问题，这次统战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在需要的情况下，各民主党派可以根据自己的组织特点，发展新社会阶层成员加入组织。这其实是个很重要的问题。现在我国阶级阶层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新阶层成员不仅仅是企业老板与老总，还包括律师、会计师以及各种中介组织中从事各种职业的人士。民主党派在新时期、新形势下有必要吸收他们中的代表人士，这是统一战线的性质与任务决定的。因为我们需要最大限度地凝聚力量，凝聚人心。昨天锦涛同志在纪念长征70周年大会上又一次强调统一战线的重要意义，他说，要“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团结起来，把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让一切有利于社会发展进步的创造活力竞相迸发，一切有利于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这在十六大就已经提出过，现在又再次强调，我认为是有现实意义的。现在新社会阶层越来越多，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新社会阶层快速增加，而这部分人利益诉求是非常强烈的，也是非常有能量的，要建设和谐社会，就必须把一切力量都团结起来，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都能够充分涌流，民主党派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纽带，在这方面要多做工作。那么怎么来做呢？这些都是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也是参政党理论应该研究的问题。理论研究不是空的，不能从理论到理论，为研究而研究，理论研究要解决实际问题，才有价值，有意义。

第三、参政党理论研究必须解决学风和文风问题。

要宣传理论，要解决成员的思想问题，我们自己首先就要把理论搞清楚，要下功夫把理论学懂、弄通。自己都不明白，还要去给人家做工作，成员提出的问题我们回答不了，成员困惑，你比成员还困惑，“以其昏昏使人昭昭”那怎么行？现在很多人写理论文章，要么空话套话连篇，要么貌似高深莫测，自己似懂非懂，别人根本看不懂。这就涉及到学风问题。搞理论研究的人一定要注意理论联系实际，要深入下去搞调查研究，获得第一手资料，把情况了解清楚，知道成员心里到底在想什么、怎么想的，这样你讲的道理才有针对性，搞理论研究才不会脱离实际。

理论要人接受，不但要有内容，还需要好的文化，要有好的语言，让人听得进去。因此，我们要学会用自己的话讲道理，不要用大话套话压人。要讲真话、讲实话，这是基本品质。写文章要学会换位思考。一般来说，爱写空话套话的人，是因为对所说问题理解不透彻，自己讲不清楚，只能用套话说，离开套话就不知道怎么写文章了。如果你费很大力气、花很多功夫，写出来的东西人家根本看不进去，甚至很反感，你要表达的内容都被套话“淹掉”了，那你不是吃力不讨好吗？也许你认为，讲套话最简单，最保险，也最不容易犯错误，但是，你知道吗，用套话讲的道理，并没有解决人家的思想问题，大家还是昏昏然，这就是最大的错误。如果没有正确的思想作指导，九三学社上上下下都是昏昏然，这不是最大错误是什么？我还是建议大家读一读毛主席的文章，读读他的《反对党八股》。毛主席的文章有自己的风格，从他的文章中节一段话，不用告诉你是谁写的，读一下就知道是毛主席的话，这就是水平。毛主席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把革命的大道理讲得简单、朴实、透彻！农民为什么要跟共产党走？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共产党搞土地革命，解决了农民的根本问题，他当然跟共产党走！一张土地证，就把千千万万的农民发动起来了，多么了不起！这就理论的力量！理论研究要见成效，就必须解决学风和文风问题，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言之有物，把道理搞明白，说透彻，让人信服。在调研中有成员说，过去党派对机关干部有一个要求，就是每个机关干部都能回答社员提出的问题，这就要求机关干部对理论问题得有些基本常识，要学理论，在理论上要清楚，这样的党派干部才算称职。我非常赞成。社中央研究室也正准备就成员提出的一些理论问题，组织编写一本书，为社员释疑解惑，我希望对理论研究有兴趣的机关干部，无论是社中央机关的还是地方组织机关的干部都能参与进来，通过写理论文章，提高自己的政治和业务素质。

第二部分，谈谈社史工作的重要性

关于社史工作，邵鸿副主席在工作报告中讲得很全面，也有了非常好的工作思路和规划，我对社史工作很有信心。因为邵鸿副主席和社中央研究室副主任岳庆平同志都是史学专家，他们搞社史轻车熟路，而且也有兴趣，我觉得这很重要，我相信社史工作一定会迎来一个大好时期，我对此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主席办公会的意见也高度统一。接下来的关键是要下功夫，要舍得花钱，舍得花力气，舍得花时间。社中央决定把办公楼二层楼腾出来，办成九三学社博物馆、社史馆，这个工程比以前要大多了，但我觉得值，因为社史工作的确太重要了。

正如邵鸿副主席所总结的那样，我社的社史工作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都还是取得了一定成绩的。去年在社中央组织成立60周年的系列纪念活动中，大家看到了这些成绩的展示。目前大部分地方组织也都有了社志，有的省级组织还编纂出版了社史，这些情况，大家在会上都进行了交流，这里不再重复。成绩是一个方面，但也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一是对史料的搜集、整理、保管、使用还缺乏科学概念，对史料的挖掘整理工作比较粗糙。现在比较普遍的，是把现存的一些情况汇总一下，史料缺乏准确性、完整性，没有人做深入细致的考证。其实，历史事实是很复杂的，举例来说，今天我们在这里开了座谈会，会后出一个纪要，写明在会上邵鸿副主席作了报告，大家进行了深入讨论，讨论中提出了什么问题，最后韩启德说了什么话。如果不保有这个纪要，或没有人去重视这个纪要，5年以后在另一个文件里可能就变成了一句话，零几年几月几号在什么地方召开了一个座谈会；10年以后，也许就觉得这件事在整个史里不起什么作用，就不要了吧，于是就没有了，若干年以后也就不存在这段历史了。另外，今天会后把韩启德讲话整理成文字并未经我本人审阅，也许我没有这么讲，我也没有时间去纠正，于是文字就这么留下来了，然后以讹传讹，越说越离谱，以后我再怎么分辩也没用了，再过若干年我离世了，错误也就永远抹不掉了。社史工作需要认真、深入和细致，历史不是简单的资料汇总，要搞史学研究，对史料的搜集、整理、保管和使用都要讲究科学方法，在这方面，我觉得我们还做得很不够。

二是缺乏对史料征集整理工作的规划和组织，真正的研究和著述很少。

三是专职人员很少，有的地方组织甚至没人抓，没人管，或者没有专人抓，没有专人管，随意性很强，致使史料流失、断档，这是非常可惜的。在这方面北京市做了很多很好的工作。最近我听说，在北大医学部开了一个会，专门搞建档培训。档案工作确实要规范化，哪些东西必须要整理归档，九三学社应该有一个统一规范，我认为，这是一项基础性工作，现在做得还很不够。

四是很多老社员年事已高，抢救史料的任务越来越紧迫。如果不及时抢救的话，这些老社员脑子里活的历史，很多还没有见文字，许多宝贵的史料还没有留下来，他们一走就断了，这种损失无法弥补。因此口述史工作是当务之急。

五是组织社史学习不够。特别是年轻社员对社史还缺乏了解，有的连最基本的东西都不知道，比如，为什么叫九三学社？有些年轻社员真就不明白为什么，更不要说九三学社是怎么成立的，来历是什么。开“八大”的时候我曾经问过，为什么“八大”是选第十一届中央领导啊？很多同志回答不出来。如果这些最基本的社史常识都不清楚，那么谈九三学社的传统不是太空洞了吗？我认为，作为九三学社成员，起码在入社之前应该了解一些九三学社的历史，加入了以后，还要进一步组织社史学习，我觉得这一点我们做得也不够。

为什么会存在这些问题呢？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思想认识不到位，没有充分认识到社史工作的重要性。许多人把社史看作是可有可无的，对社史工作缺乏足够的重视。前人曾说过：“亡人之国者，必先亡其史。”日本当年侵占我国东北，禁止中小学学中国史；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后，法国人禁止越南人学越南史。日本近几年几次修改他们的历史教科书，有意掩盖二战时期侵略邻国的罪行。这些反面的例子却正好说明了史学的重要，它关系国家的存亡，是一个民族的命脉。有一句话说得很透彻：“经济落后就要挨打，文化落后不打自垮。”文化是在历史过程中积淀的，在很大程度上是要靠史学来传承的。正是在历史中我们找到了今天所处的历史方位，也是在历史中我们了解了自己的国情和社情，在总结历史中发现规律、汲取经验、把握现在、设计未来。我们一定要从这样的高度来认识社史工作的重要意义。

社史是九三学社的命脉，九三学社在长期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传统、文化、理念，是要靠社史来薪火相传的。割断九三学社的历史，就等于割断了九三学社的命脉。很多事实告诉我们，讲历史必然要讲传统，而传统的力量是无穷的。为什么很多成员说，我们加入九三学社就是冲着“民主与科学”来的？因为这是九三学社的历史源头，是我们在社史中找到的一条精神纽带，她可以凝聚人心。九三学社广大成员并不是把“民主与科学”当成一种政治手段或政治诉求，而是把她当成一种精神向往或信仰。信仰是一种很重要的支撑，撤掉这个支撑人心就会涣散，广大社员之所以对是不是要把“民主与科学”写入社章那么敏感，其中原因也在这里。这从一个侧面恰恰说明传统的作用是非常强大的。其他民主党派也是以中高级知识分子为主体，难道他们就不重视民主与科学吗？当然不是。但民主与科学却惟独成了九三学社的一面旗帜，而且是已经被全体成员认可的一个传统，甚至连没有加入九三学社的知识分子也认为这是九三学社的传统，这是非常宝贵的。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把这个传统的力量发挥到极致。但是弘扬传统不是盲目的，需要自觉，包括对民主与科学在认识上也要不断深化。传统有个特点，就是她不需要太多刻意强化，她是一种无形的力量，但也并不是说不需要花费力量去弘扬。要自觉地发挥传统的作用，就要把传统与我们的实际工作结合起来，比如，目前全社各级组织都在进行换届，怎么把这个传统与现实结合起来、体现出来，这是要花功夫的。这就是社史工作的重要性。

九三学社前辈们的爱国主义精神，也同样是我们的传统，这种传统的力量也是巨大的，对此我深有体会。我读社史，最关注的就是那些创始人，研究他们的经历，觉得每个人都非常不简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格魅力，每个人都是一本人生教科书。包括在“文革”那样的非常时期，我们许多成员仍在为国家科学事业默默无闻地耕耘，做出巨大贡献，历经磨难，却矢志不移，真是披肝沥胆。像邓稼先、王选，都是九三学社的骄傲。我最近参加过的一些社史人物的纪念活动，比如周培源、许德珩、梁希、朱家缙，等等。每参加一次活动，就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就增加一分对社史的了解，就增加一分对九三学社前辈们的景仰，就增加一份历史责任感。关于许德珩、周培源，我以前自认为了解比较多，但一参加活动就感到自己对他们了解实在是太少了，而对他们多一分了解，也就多了一分自勉。梁希是九三学社的发起人之一，以前我对他了解不够，通过参加纪念活动，我了解了很多关于他的感人事迹。朱家缙我就了解得更少，他把自己一辈子所有的收藏都无偿捐献给国家，自己却住在很简陋的地方。他病重的时候就住在北大医院，临终前他还叫人把他扶到窗口，说要最后看一看故宫。他对自己工作了一辈子的地方的那种情结，真是令人感动不已。我觉得这些纪念活动都是对社史的研究和宣传，从中可以受到生动而深刻的社史教育。最近，我看了一本关于邓稼先的画册，真的是感动得掉眼泪。看完后，我马上就给他的夫人许鹿希同志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九三学社的后来人都是在前辈们给我们种的大树下乘凉，我们实在没有道理不把九三学社的工作做好。我认为，这就是社史工作的重要性，应该说社史工作就是一种凝聚工程。

社史工作的意义还在于它对我社理论建设的基础性作用。我刚才所讲的很多理论问题，如果拿到社史中去做研究的话，很多问题就可以得到答案。比如民主与科学的问题；民主党派为什么要接受共产党领导的问题；我国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为什么是今天这种格局的问题；中国知识分子政党是怎么形成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是参政党理论建设的基本问题，如果说我们现在有一些糊涂认识的话，与我们对社史了解不够是有关系的，搞好社史工作的意义也在这里。我社理论研究应该结合社史来搞，社史工作要融入参政党理论建设，这样就容易把关系理顺，容易见效，也容易发动群众、教育群众。

对于怎样搞好社史工作，邵鸿副主席已经作了全面部署，有了很好的规划，这次会议讨论中大家也提出了很多非常好的建议。我相信，这次会议以后，社中央的后续工作也会跟上，关于具体工作我就不讲了。今天这次会议应该成为社史工作的一个动员会，成为社史工作的新起点。希望大家回去后，把这次会议的精神向自己所在的省级组织传达好，根据会议精神，做出工作规划，同时加强与社中央的沟通，将来无论是搞理论研究还是搞社史工作，都要像参政议政一样资源整合，要发挥整体力量，而不是中央搞中央的，地方搞地方的。当然要有分工，特别是每个地方组织都要做好地方社志和社史工作，但整个九三学社的工作是一盘棋，社中央责无旁贷要起组织协调作用，起领导和指导作用，但是地方组织要配合，互相合作，上下形成合力。我相信，这次会议将对九三学社的理论研究和社史工作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当然，这两项工作都要结合我社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中心工作，即平稳完成换届，顺利实现政治交接。任务非常艰巨，但是这两者并不冲突，搞好理论研究和社史工作，是基础性工作，也是换届和政治交接工作的迫切需要，希望大家对此有一个充分认识。

我今天就讲这些，提出的问题和意见，仅供大家参考，没有下结论的意思。不当之处，大家可以提出来共同讨论。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