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常委、同志们：

这次常委会就要闭幕了。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围绕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促进农民增收和推进医疗卫生事业改革这三个很重要的参政议政课题展开充分的互动式的讨论。第一天上午听浙江省委周书记和义乌市委楼书记作报告，第二天下午对义乌市的考察，也是这次会议的一个组成部分。大家对义乌市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印象深刻，并从中看到了义乌市在自主创新方面、在解决“三农”问题和进行医疗卫生事业改革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功经验。常委会这样的开法是第一次，这是一种尝试，我认为也是一种创新。最初大家都有点担心：到底结果会怎么样？现在看来是成功的，大家反映也很好。由于会前准备得比较充分，所以有相当一部分发言有一定深度，而且还有一些新的闪光点。同志们都有同样的感受，通过这样具体的参政议政，一方面，大家对这三个课题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为我们在这三个问题上进一步参政议政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另一方面，通过对具体问题的充分讨论，大家互相启发，因而从中学习到了很多东西，这将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中共中央的有关文件，认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的一些突出问题。我认为这是一种很好的学习方式。刘应明副主席在会上讲，中共的高级干部有机会到中共中央党校去学习，而我们作为参政党，也需要给常委们创造机会学习提高，我同意他的看法。但是目前我们的条件还不足，在这种情况下，现在这样的会议形式就是一个很好的学习过程，只是觉得时间短了一点，真正讨论的时间只有一天。今后我们应该创造机会，让我们的常委以及社的各级地方组织的主委、副主委，都能够采取多种形式进行学习，也包括这次会议的这种学习形式，围绕几个问题大家互相交流、探讨，以加深认识，这对于我们提高“四个能力”是非常有帮助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这次会议是成功的。

下面，我想就会议的情况做一个总结，主要是把大家的讨论意见做一个归纳，同时也谈谈我自己的一些看法。我主要谈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总结一下三个专题的研讨情况；第二个方面，谈谈对下一个阶段参政议政工作的几点补充意见。

第一个方面：关于三个专题的研讨

第一个专题：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实际上，关于自主创新的专题我们一直在做。去年我们把这个专题聚焦在两个主要问题上，一个是关于企业作为技术创新主体的问题，一个是关于自主创新土壤和环境的问题。2004年，我们把“企业作为技术创新主体的问题”作为重点调研课题，曾经到湖北做过调查，也调查过包括北京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和浙江等地的中小型企业，关于调研的情况，我们已在高层政治协商会和全国政协会上以发言、提案等形式，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建议。在去年的全会上，我们希望把下一阶段参政议政的焦点集中在营造自主创新土壤和环境的问题上，但这次常委会大家的兴奋点仍然比较集中在企业的自主创新上，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已经到了越来越依赖于科技自主创新的历史阶段，科技要能够直接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企业就必须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而我们的企业在这方面确确实实差距太大，所以大家非常关注这个问题也是必然的。

关于这个问题大家谈了很多，昨天陈抗甫副主席跟我谈到一个观点，我非常同意，他说要让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关键是动力问题。就是说，如果企业自己没有创新的愿望，那就什么都谈不上；反之，如果企业有了动力，它总是能够做出创新成果来的。我们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已经到了非依靠自主创新不可的阶段；而与此同时，现阶段我国企业的发展却并不一定非要依靠自主创新，这两者不平行。实际情况是，我们的很多企业没有创新的产品照样可以赚钱，甚至由于知识产权保护、税收等政策方面的诸多问题，还造成“谁创新谁倒霉”的情况。陕西一家民营企业和浙江一个厂家曾经专门找我来谈过这个问题。他们说，创新就要投入，投入了以后，研发成果得不到保护，通通被人拿走，人家不用投入就坐享其成，而我们投入了反而得到的少。反过来呢，只要企业会钻营，不创新一样可以赚钱。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为什么要创新呢？因此，现阶段很多企业的自主创新动力是不足的。尽管国家整体发展迫切需要自主创新，但是对企业来说却缺乏这种迫切愿望。比如说，现在国内家电第一位是青岛海信、海尔，第二位是广东，第三就是我的老家宁波慈溪。慈溪的书记和市长前几天来看我，说起他们的家电是全国第三，我说没听说过他们的产品。他们说，他们的产品主要是小家电，企业通通是小企业。我问有没有什么品牌，他们说没有，比较有名的就只有“方太”。他们主要靠的就是品种多，会打市场，因此他们的GDP上得很快。他们有多少自主创新？最多就是去改进一些产品，搞一些新产品，这是不是自主创新？我认为，这不是我们所说的真正意义上的科技自主创新。但目前阶段他们发展得还很快，所以他们就没有创新的动力。有的企业自身发展是需要自主创新的，比如海信、海尔已经到了不创新就不可能发展的地步，激烈的国际竞争，再加上国内小家电的无序竞争，它不创新就没有优势可言了，因此它一定要靠自主创新不断生产新产品，他们自主创新就有动力。

所以，目前关键的问题是要想尽办法增强企业自主创新的动力。那么这个动力在哪里呢？我认为，动力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主观方面的，就是要解决认识问题，即观念问题。使企业真正意识到，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创新已经成为整个时代的显著特征，成为社会整体的一种生存状态。处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不要说从国家的利益出发，就是从企业自身长远的发展来讲，也需要确立创新理念，要有一种危机意识和紧迫感，不创新企业就不可能做大做强，市场终归会萎缩，企业将难以为继，发展将不可持续。企业必须养成创新习惯，主动而不是被动地持续创新，才能持续发展。这是企业自主创新的内在动力。

另一个是客观方面的，我认为，政策环境最关键。政府要起主导作用，用政策引导企业自主创新。我们参政党现在要做的就是要给政府提建议，应该采取哪些措施，制定什么样的政策，让企业产生自主创新的动力。我归纳一下大家的意见，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政策的作用。要用好政策，这是最关键的。政策是国家制定的，现在的很多政策不但没有起到鼓励和促进的作用，甚至相反，还让企业减少动力。政策的作用主要有：

（一）财税政策。比如研发税收减免政策，企业有了自主创新的产品后，对这一产品的销售能不能给予税收的减免。增值税的改革我们讲了多年，依然步伐太慢。技术转让获奖所得到的税收能不能减免。在出口退税问题上，不应该对所有出口产品都给予退税，应该是对那些国家鼓励的、具有自主创新的产品出口才给予退税，而对那些耗费国家资源过多、造成环境污染的产品，也包括那些原材料半成品的出口，不仅不给予退税，还要多收税。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在税收上的差别，高科技园区、创业园区内的企业和园区外的企业在税收上的差别，我认为都应该取消。以什么来决定是否给予税收优惠呢？就是以有没有自主创新的产品来决定是否给予税收的优惠。同时我认为，对于引进设备应该增加税收，昨天我去参观过的“梦娜”袜业，它几千套设备全部是进口的，都是最先进的设备，一套设备引进以后干十几年都不会坏，根本不用做一点消化、吸收、再创新，企业就能赚钱，就能发展。而国产设备，常常由于质量问题反复维修，算起来反而不合算，谁还去想消化、吸收、再创新呢？那么从税收上讲，是否规定，如果单纯依靠进口设备生产，就应该增加进口税；而引进以后如果进行了消化吸收，再给予退税优惠；如有再创新，则再给奖励。我认为，这样的政策可以促进企业对引进技术进行消化、吸收、再创新，并控制不必要的设备引进。在税收政策方面我们可以再进一步提出一些比较具体的建议。

（二）企业人才与分配政策。我认为，应该坚持按劳分配和各种要素特别是技术要素参与分配的原则。我们前年去湖北调研的时候，有几家从科技研究所转制的企业，就实行了所谓“三七制”和“二八制”，他们说，这是在工资总额受限制的情况下没有办法的办法。什么意思呢？就是20％对企业有技术创新贡献的人拿80％的企业利润收入，或者30％对企业有技术创新贡献的人拿70％的企业利润收入，即政策要向有技术贡献的人员倾斜。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做法，就是对企业管理层和技术骨干的股权激励办法。国家曾经出台过一个股权激励政策，但因为门槛过高，要求企业连续3年利润超过原来的30％等等，直到现在几乎没有一家企业能够达到这个标准。所以要降低门槛，同时又要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现在的“配套政策”里还只提出在国有的高科技企业试行，我认为，不应仅限于这个范围，对这个问题我们也可以再做一些研究。

（三）金融政策。比如对中小型企业贷款抵押担保制度的改革。目前大型企业特别是国有大型企业贷款比较容易，但是中小型企业特别是民营中小型企业基本上没办法贷款，这是金融政策改革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还有就是起始做高科技的自主创新，创新性越强风险就越大，这就要靠风险投资资金。风险投资资金为什么一直做不好？关键的是退出机制有问题。只有让其能够方便地退出，才会有社会资本敢于去做风险投资事业。如果只能进不能出，风险太大，人家凭什么去做？我认为退出机制是个很关键的问题。当然还有股市，股市是个整体环境问题，对高科技企业来说，如果进入股市就大不一样了。像美国只要有了新技术，甚至一个好的概念，就可以进股市弄钱了。而我们呢？即使有了好的产品，都上不了市、融不来资。当然这需要有个过程，现在已经有了中小企业板，但是准入实在太难，监管太差，而创业板还没建立起来。企业自主创新需要的经费，主要不能靠国家财政资金的资助，还是要靠金融市场。因此在这方面我们也应该再做些研究。

（四）奖励政策。奖励政策其实就是一种激励，在这方面我们可以集中研究对国家奖励政策的改革。现在许多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的成果，绝大多数是堆在那里不能转化的，不能变成生产力的，对这种成果进行奖励，我认为是一种错误导向。像王选院士讲的，面向应用的科技成果必须拿到市场上去检验，能赚到钱才算好东西，或者把技术转让出去，赚到钱了，这本身就是一种奖励。基础研究需要国家奖励，对应用技术来说，只有市场才是最好的检验。所以我认为，国家评奖制度应该改变，可以考虑先取消科技进步奖。与此同时，是否可以考虑增加“科普奖”。这次科技大会上有人提出，我们应该设立“人民科学家”奖，以表彰为国家做出多方面、全方位贡献的科学家，就好像最高勋章一样。国家奖项太多，是造成目前科技成果主要集中在高校、科研机构，而大部分成果不能转化的重要原因，我们可以对国家奖励制度的改革提出一些具体建议。

第二、法制的作用。法制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其中最显著的作用就是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如果没有法律坚强的支撑，没有法律的贯彻执行，“谁创新谁倒霉”的情况就在所难免。而现在的法律对知识产权的保护非常不力，申请了专利，自己还没用就被人家拿走了，科技成果得不到保护，谁还想创新？另外，政府的投入和监管，也应该有法律规定，不能凭哪个领导人的意志来办事，这个领导重视就多投入，那个领导不重视就少投入，这是不行的。我认为，政府的投入和监管，必须有法律的保障。

第三、市场的作用。市场的需求是企业自主创新的导向，这一点是没有疑义的，必须尽快完善我们的市场。首先市场要规范，没有一个规范的市场，就是有了自主创新的产品，东西再好也赚不到钱。市场的规范最关键的问题是诚信。近几年一直在谈诚信的问题，我认为现在必须尽快建立全国诚信系统，企业和个人都应该有诚信记录，关于这一点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是现成的。比如在美国，每个人都有一个档案，谁有什么不光彩的事情，甚至交通事故都会记录在案，更不要说你做生意骗人，这种个人档案在全国是统一的，其惩罚和约束作用是相当强的。怎样建立起适合我国国情的全国诚信系统？我认为，这个问题现在应该下决心提上议事日程了。再就是上面说过的，要设法吸引社会资金投入风险投资市场。另外还有中介组织的发展，技术创新除了风险投资以外，一系列中介组织的发展和完善也都是要靠市场来进行的。

第四、高校和研究所的作用。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对高校、研究所要有一个明确的定位。且不说教育本身最主要的责任是什么，但是在科学研究方面，高校的主要责任应该是基础研究，这一点要明确，而且必须给予足够的地位；专门的研究所应该主要从事公用前沿技术的研究，我认为，这都与企业的自主创新有所差别。有差别、有定位，才不至于丧失其地位，才可能得到持续的支持。与此同时，应该鼓励高校和研究所为企业的自主创新服务，这里主要是产学研系统，而且非常明确，产学研一定要企业做主导，事实证明，凡是高校、研究所做主导的，大部分都不成功。目前大多数产学研并不是企业做主导，只有一些大型的比较成功的企业，开始到高校、到研究所去成立自己的研究所。我认为，必须让企业成为主导，这样从一开始就会与市场紧密结合，定位在市场需要的技术创新上，这一点要十分明确。

第五、政府的作用。上面所说的各种作用如何才能充分发挥出来呢？我认为，其中政府的作用最重要。政府的作用首先是投入，这是毫无疑义的，也是必须的。但是除了投入以外，政府还干些什么呢？我认为，冯培恩副主席对此研究得很深刻，他讲得很对，在制定科研创新的政策方面，政府应是资源过程的监督和验收部门，而不应是科研创新领域的人、财、物的集中调配、管理部门。现在的政府部门大量的是在做项目，而不是在做宏观管理和政策的制定，我们的政府应该从项目当中退出来。最近我们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建议，在财政科技资金分配中，政府要退出，而改为建立基金会制度。上周刚举行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成立20周年的庆祝活动，这项活动影响很大，为什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那么受大家的拥护？因为她是以依靠专家共同体来完成的一个分配系统，尽管她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基本上大家对她是满意的，她取得的成果是了不得的。既然如此，其他方面为什么不可以用基金会呢？16个国家重大专项可不可以？技术创新可不可以？我认为都可以用基金制度，只是运作方式上可以各具特点。无非就是用些人，花一点管理经费，比起每年浪费掉的钱不知道要省多少呢，而且关键是一个氛围的问题。我认为，应该在这方面对政府的作用再做一些深入的研究。

第六、文化的作用。昨天姚志彬同志提出这个问题，这的确是一个根本问题，只是这个问题很大，要谈开就需要列一个专题。我认为，文化是我们的基因，好也罢，坏也罢，都是没办法改变的，而且也没有一个绝对好的基因，绝对坏的基因，我们只能认识自己的基因，扬长避短。在我们的文化中确实有一些成分，比如“中庸”的思维方式就不利于自主创新，但是我们的文化中也有很多优秀的成分，比如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就应该弘扬，现在特别要强调恢复中华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什么东西都是外国的好，这是目前存在的一个很大的问题。上个世纪60年代我们大讲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艰苦奋斗，尽管带有一定的盲目性，但起码那种精神状态是我们现在应该特别提倡的。如果说汽车没有人家造得好，织袜子的机器没有人家造得好，还说得过去，但像肥皂、牙膏这样的小东西也用外国的实在是没有道理。还有吃什么东西，看什么电影，甚至连流行音乐都是外国的好，这就很成问题了。我认为，我们应该从教育开始就要树立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这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中华文化的兼容性，这绝对是我们的强项，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文化有这么强的兼容性，她能够把多种民族的文化吸收过来并很快地融入我们的文化，成为我们自己的东西，这是任何其他文化所不具有的，因此西方才会提出“文明的冲突”，而在我们的文化中是不可能提出这个概念的，只有“文化的融合”。为什么我们学外国的东西学得那么快？这是中华文化的特点，学得快是好事，但不要把自己的东西丢掉了，不要把自己都丧失掉了。我们要利用好“文化兼容”的这个特点，很快地学习人家先进的东西来发展自己。我认为文化的作用也应该再深入研究。

第七、教育的作用。这方面我不想多讲，但却是非常重要的，讲科技自主创新跟教育是绝对分不开的。创新靠人，创新型人才不够，这是最大的问题，所以必须进行教育改革。

以上是关于近一阶段我们对自主创新问题研究的总结。下一阶段，我建议，就在这个基础上重点研究下面几个问题：第一、怎么运用财税政策引导企业自主创新？这个问题是非常具体的，我看了一下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的60条配套政策，就是在这个问题上还有很多没有确定下来，虽然正在制定实施细则，但我认为，对全国要制定一个统一的、非常细的东西是有困难的，可能也不会有。政府在制定财税政策时，要消除部门利益很困难，而在这个问题上，恰恰是我们参政党应该发挥作用的时候，我们可以在这个问题上提出更加具体的建议。第二、怎样建立风险投资的退出机制？刚才我讲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在这个问题上，政府始终下不了决心，我认为这是个很关键的问题。第三、政府财政中科研经费的效益怎么提高？包括科研经费的分配，以及给了钱以后的后评估等等，不仅仅是钱不够的问题，还要解决投出去的钱怎么用才能减少浪费。第四、是与“第三”有关的，就是国家财政是不是应该支持企业的具体研发项目，如何支持？在山东调研的时候，科技部一位领导同志就提出，希望民主党派在这个问题上做些研究，为什么？政府部门间有分歧。财政部认为，政府财政主要支持基础研究、社会公益研究和技术的公用基础研究，不支持企业的研发，企业应该由社会去搞。但是科技部等部门却认为，企业有很多自主创新的东西，在转化的时候，也包括我们提出的“中试”阶段，企业没有钱就搞不成，社会资本投入机制又没有建立起来，这种时候政府应该扶持一下，企业才能上马，这对政府，对增强整个国家的实力都有好处。关于这个问题，60条配套措施的第三条和第四条似乎有些矛盾，所以我们应该做些研究，明确提出一些建议。第五、国家奖励制度怎么改革，怎么进一步发挥作用？以上我说的只是建议，不是要求大家都必须去做。

第二个专题：促进农民增收

关于这个问题这次会议讲了很多，平时我们参政议政也很多。我认为，对这个问题一定要抓住根本问题来参政议政，这是也大家的共识。农民增收的途径太多了，但根本问题是什么呢？我认为是这么几个问题，这也是我们今后要研究的：

第一、缩小城乡差别的根本途径是什么？我国城乡差别的形成有其历史必然性。这种差别一直延续至今，甚至还有扩大的趋势，这是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一个大问题。关键在于逐步缩小城乡差别应该采取什么途径，是以发展城市为主还是以发展农村为主？当然肯定城乡要同时发展，但是解决这个问题关键在城市还是在农村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同，做法也就不同。在会上大家谈了很多，谈日本是怎么做的，韩国是怎么做的，西方国家是怎么做的，但是我认为，中国有自己的国情，没有哪一个国家有我们今天这种城乡二元结构，也没有哪一个国家正处在我们这样一个发展阶段，这样多的人口，这样的科技发展水平和文化教育水平，这样的农民素质，因此不能简单地与别的国家比照，这些问题都需要认真研究。有人认为城市发展了，自然就会把农村经济带动起来了；也有人认为不可能，城镇问题太多，必须在农村办企业，办工业。我认为，这是个根本的方针政策问题，战略问题，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非常复杂的问题。但是似乎有一个事实：凡是农村现在发展好的地方，主要就是城市先发展起来了。就以义乌为例，由于义乌“以商建市”，这里商品经济发展起来了，有了财政了，农村就被带动起来了。我的老家宁波，还有绍兴，我都去看过，他们都是城市先发展起来了，工业化搞好了，有钱了，农村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反过来，我们看西部，城市都不发达，它拿什么来发展农村？这里是否有道理，值得研究。另外，对于城乡差别问题我们目前能够解决到什么程度？这也很重要。缩小城乡差别是个长期的、艰巨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如果我们在很多做法上期望值过高，我认为会带来不稳定，因为当所要求的期望达不到的时候，就会产生更多的社会矛盾，这个问题也是需要研究的。

第二，粮食主产区农民的出路到底在什么地方？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明摆着的，谁种粮食谁吃亏。河南的很多农业区、种粮区，土地不能说不好（当然淮河灌区除外），粮食亩产也很高，但农民还是很穷。陕西关中平原，我在那里呆了十几年，当年最富的800里秦川，现在反而比陕北还穷了，以前最穷的延安和榆林经济实力反倒成了第一、第二位了，因为那里有了煤，有了石油与天然气。国家有个粮食安全问题，必须要保证足够的地方来种粮食。我们可以规定某些地区必须种粮食，但不能看着种粮的农民过那么苦的日子。怎么办呢？那就必须给种粮的农民补贴，补贴不是一亩几十元钱的问题，而是一直补到种粮农民不吃亏为止。这方面我们是不是研究一下，提出一些具体建议。

第三、最根本的是农村的教育问题。这里有几个指导思想必须明确，农村教育分两块，一块就是农村义务教育，那是必须做的。义务教育法很快就要通过，它尽管没有解决全部问题，但至少解决了财政分担办法，中央承担什么，地方承担什么，规定得清清楚楚。我认为，这样就保证了投入。这是义务教育法的最突出的亮点。接下来的问题是，要研究怎样不折不扣地落实义务教育法，特别是西部地区和贫困地区。农村教育的另外一块就是职业教育，农村的职业教育跟城镇的职业教育一定要有所区别，职业教育是以农业技术为主还是以准备向城市转移的技术为主，我认为也要有一个明确的思想，当然这些都要因地制宜。昨天江西的李华栋同志提出了江西共产主义大学的经验，我认为是值得考虑的。江西“共大”是在计划经济时代产生的，其经验不可能完全照搬，但是其最根本的经验就是面向生产，紧密结合实际，校长、书记就由地方的行政长官来当，社来社去也是非常明确的。我认为这些宝贵的经验值得借鉴。

第四、新农村建设一定要有规划。我认为很多地方没有规划，义乌市的报告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们做了规划，而且是有根有据、有目标、有措施，非常好。既然做规划，就应该有不同地区的分类指导，不同的地区，不同的自然条件，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应该有不同的规划、不同的目标。

第五、怎样发挥科技在促进农民增收当中的作用？这个问题虽然在这次会议上大家没有提到，但我认为非常重要，特别是对我们九三学社来说，更不能忽视。有人认为，解决农民增收问题最关键的是减少农民，我同意这个观点。但是国家需要农产品，13亿人口的吃住穿都需要农产品，工业也需要农产品，而我们的可用土地又非常少，这里要解决的问题就不仅仅是促进农民增收了，还有一个国家安全问题，是一个整体发展的问题。农产品要有保证，当然产量越高越好，但农村劳动力转移以后，农业人口少了，如果农业科技程度不提高，效益仍然这么低，产量就上不去，还造成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所以我认为农业科技无论如何都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温总理在上周召开的科协大会上作形势报告时谈到，美国人写了本书叫“谁养活中国人？”他说，只有一句话，靠科技，靠中国人的智慧养活中国人。我们现在杂交水稻的大面积亩产可以达到600公斤了，近期还要达到800公斤，而且还要改善口味，其他包括畜牧、肥料的合理应用、新品种的育种、农机等等，这些都要靠科技。作为以科技界为主体的参政党，我们在这方面要加强研究。

第三个专题：推进医疗卫生事业改革

这个问题我认为大家谈的面比较窄，大多集中在社区卫生和农村合作医疗，还有药品问题上。其实医疗卫生改革是个系统工程，非常复杂。我认为，实际上它包涵了下面这样一些问题：

第一、对现状要有正确的评价，并避免过高的期望。目前我国的健康水平已经处在高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健康水平，这一点媒体都不谈，无论是平均寿命、婴幼儿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传染病发生率与死亡率，还是医疗卫生工作人员与机构数量，等等，我们都属于中等发达国家还偏高的水平。我们只用了世界上2％的资源使世界上20％人口达到中等以上的健康水平。这个成绩无论怎么讲都是巨大的，中国卫生事业的效益是高的，这些是应该强调的。那么，问题在什么地方呢？一是效益正在下降；二是正在变得不公平，这才是全面的评价。我国现在的经济实力还不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很不完善，政府职能有待进一步转换，医疗卫生队伍高层次的人才缺乏，全民素质低，根据这样的国情，我们对我国的健康卫生事业不能存不切实际的要求。不能期望我们在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却要求享受发达国家一样的医疗条件。我认为这是个非常根本的导向问题，现在应该强调。

第二、“三医”改革必须同时进行。医保、医疗、医药这三项改革，如果只在一个方面努力，或者各自分离地去做，哪一项改革都不可能成功。

第三、一定要贯彻广覆盖、低水平的医保政策。这个政策是明确的，也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的问题是不要停留在口头上，而是要加快速度，定出完整的计划，尽快扩大医保覆盖面。首先调查要准确，现在的覆盖面不要说农村，城市很多地方实际覆盖面到不了51％。其次，必须尽快把覆盖面扩大到70－80％，但是要说明这是初级保健，是低水平的，国家只能解决这点问题。有人算过如果全部覆盖每年需要2000亿元，而去年国家新增财政收入5000亿元，能不能做到全覆盖呢？我不是说国家要马上达到全覆盖，但要尽快扩大覆盖面，而且启动多种形式的医保，应该是可以做到的，关键是政府要下决心。

第四，农村合作医疗目前主要还只是在农村的一种医保形式，但是应该超出医保的范畴。不能把农村合作医疗筹到的钱只是用来起医保作用，我认为应该扩大范畴。目前很关键的是要做到：一要因地制宜。不同的地方不能千篇一律，一样要求，应该是有所不同的。在大多数地区仅仅搞大病统筹是不行的，我非常同意昨天刘淑莹同志讲的，不给农民解决小病的好处，那么他今年参加，明年参加，后年就不一定参加；年纪大的参加，年轻的就不一定参加；家庭有病人的参加，没病人的就不一定参加。农民自己交的钱基本上都能有点实实在在看得见的用处才行，然后加上政府的钱合起来保大病，这是很现实的问题，我认为目前在大多数地区必然是这样的。二要农民说了算。要广泛征求农民的意见，农民说这钱主要用于什么、怎么用，那就怎么用，尽管农民现在素质低，他说的有时候不一定对，做了以后不行，他自己会说不行，不行再改，不能由城里人代替农民作决定，农民没想通是不行的。三要同时解决医疗条件。乡镇卫生院没有好的医生不行，给农民再多钱他没有地方看病，都跑到县城去看，那就保不住这个费用，看病还是很难，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人才队伍问题。四要提高管理水平。把管理成本打进去，否则最后没人管或管不好，是不行的。

第五、要做好医疗救助。医疗救助是必须马上做的，这是社会公平的底线。对最贫困的人群要靠这一块来保障。一是政府要马上决定拿出多少钱来；二是确定谁来管，光有民政部门管是不行的，政府部门间如何协调；三是确立标准，什么样的人应该得到医疗救助；四是发放办法以及监管措施要尽快出台。

第六、要合理分配医疗资源。这是目前存在的一个很大的问题，首先，农村和城市医疗资源分布不合理，怎么解决？要靠国家的财政转移支付，把城市筹到的钱转移到农村去，来解决这个区域问题。其次，对于城市来讲关键是发展社区医疗的问题，我同意在城市就保留社区和医院这两级，再不要有一级、二级、三级医院。另外对民营医院和公立医院应该一视同仁，只要是非营利性的医疗机构一律对待，税收扶持，同时加强监管。对城市的社区医疗现在的主要问题是两个，一是发挥现有医疗资源的作用，要把三级医院的作用发挥出来；二是要给予明确的定位，一方面要明确，是不是将来由社区医疗担任“守门人”的责任，也就是说，是采取英国模式还是采取美国模式，是像英国那样，硬性规定必须先在社区看病，看完后觉得你需要转院才能到医院去看病；还是像美国那样自由选择。在现在的社区工作指导意见中似乎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的指导思想，要逐步实现社区“首诊制”。但是我觉得决心不大，配套措施也没有。另一方面对社区医疗的范围一定要有个明确规定，不能拿着政府的钱往高端医疗去发展，买高档仪器，然后去赚钱。上海在前一段时期把街道医院变成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好的做法，就是把所有像透析等这种过高的医疗全部收回，规定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不可以开展哪些业务，我认为这些规定是必要的。

第七、要遏止城市大医院的过度逐利行为。这其实就是一个国家对看病贵的宏观调控问题。我们国家现在7000多亿的医疗卫生费用2/3以上是通过医院花出去的，而其中大部分又是由大医院花出去的。因此把大医院这个闸口卡住，就可以达到宏观调控。我国经济可以实现宏观调控，在看病贵问题上也完全可以实现宏观调控，就是对大医院实行总量控制，结构调整。在具体实施中，不是不让医院生存，政府可以承认医院当前的业务收入水平，但是第二年只能增加5％。现在的很多大医院是以两位数的百分比在增长的，现在要控制增长，比如今年的流水收入是9亿元，明年只能增加到9.4亿元，这样，由于闸口控制住了，总费用就基本上控制住了。这是做得到的，关键是措施要硬。另外，“按病种付费”要尽快实现。按病种付费有两种方式，这个要非常明确。不能靠统计过去多年的平均费用来确定各病种应该收多少费，而是按照现在总量有多少钱可以花，然后按照各类病花费的相对权重计算得出。北京市这个课题做了几年，现在已经完成，结果显示是可能做得到的。

第八，要尽快确定国家药物政策。有效控制过高的药价，是一件非常复杂与艰难的事情。有人认为首先要实行医药分开；有人认为必须由政府确定药价；有人认为要改变当前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办法，等等，等等，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认为关键是政府必须尽快确定国家医药政策。这个政策的核心是依据基本的医疗需要、政府财政承担能力以及药物成本三个方面来确定基本药物（根据国际经验及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基本药物的数目应为300－400种）。对这些基本药物，由政府定价、集中采购、统一配送。对生产基本药物，又由于药物限价而无法赢利的医药企业由政府给足补贴。医保费用只能报销基本药物，对非基本药物，则通过政府严密监管下的市场竞争机制，以及发挥基本药物的主导作用，来达到控制药价的目的。此外，医院的药品收入要财务分列，透明、公开，并加强监督，加大打击商业贿赂的力度。

第九，要继续加强公共卫生工作。这个方面这次会议上大家也没有提到，但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预防为主的方针一定要得到贯彻，否则我们的医疗费用是下不来的。目前最关键的是加强基层的防病系统特别是农村防病系统的建设，着重解决三方面问题，一是要有明确的编制，二是要有日常的运行经费，三是加强人员培训。现在房子都盖起来了，里面没有人，没有运行经费，还是不顶用。至于基层防病系统和医疗系统的关系，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防病跟治病应该分开；一种认为应该合并，应该说两者各有利弊。从一个方面的实际情况来看，传染病一般都是由医院发现的，比如四川的猪链球菌感染，以及禽流感和非典等，都不是由防病系统发现的，加上防止重复建设，在基层是否两个系统合并更好一些。对于资源的整合，我认为不同地区可以有不同的做法。

第十、最关键的是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对政府，首先是一个认识和决心的问题，以人为本是要落实在行动上的，检验的标准首先就是看你舍不舍得拿出钱来以及拿出多少钱来。二是政府的协调作用，目前国务院有11个部门都参与管理卫生事业，协调很难。现在有人提出要建立中央卫生委员会，对此我是同意的。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要克服部门利益，真正转变政府职能，否则即使成立了工作委员会也不顶用。要放弃部门利益，这里关键就是政府部门不要去搞创收，政府要搞创收老百姓绝对遭殃，而且什么措施都出不了台。国务院的有些政策出不来，就是因为部门利益作梗，所以我认为这是最关键的。另外在宣传舆论方面，一定要正面宣传，目前就应该抓住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事情，让大家好好来论论理，宣传哪些是对的，哪些是不对的；医院承担什么责任，病家承担什么责任。我认为，我们的媒体应该到了提高素质的时候了。另外还要发挥行业协会与学术团体的作用，我们有医师学会、中华医学会等等，都应该发挥作用。中国一定要出台诊疗常规，没有诊疗常规官司都没办法打，以后一系列的麻烦都没法解决，所以这也是我们专业人士该起的作用。

对医疗卫生问题，下一阶段我建议重点研究五方面问题：第一，国家的药物政策，现在是个非常好的时机，因为分歧太大，政府还没拿定主意，我们可以明确地为国家的药物政策制定提出建议；第二，社区卫生服务人才的解决办法；第三，看病贵的宏观调控问题，大医院的总量控制、结构调整、按病种付费怎么来做，要敦促政府马上去做；第四，农村卫生基本建设的方针措施，这里就不仅仅是合作医疗问题了；第五，落实广覆盖、低水平医保政策的途径和措施。我认为，这五个方面是我们比较容易突破而且可以提出比较好的建议的。

以上是我讲的第一个方面的内容。

第二个方面：关于提高参政议政水平的几点补充意见

之所以说是补充意见，因为我的主要意见在以前多次会议上都已经说过了，今天我想补充几点:

第一，建议继续深入研究三个方面的课题，力求取得创新性的重点突破。我们这次会议只是完成了一次由上到下和由下到上的互动，下一步我们对这三个课题还要继续研究，最后的目标是什么呢？是要形成若干闪光点，提出具体的政策建议，不是面面俱到的，而是提出若干带有全局性的、创新性的、可行性的建议。

第二、建议进一步加强学习。加强学习我已讲过很多，这里我强调要学好中共中央和政府的文件，这一方面我们现在学习得不够。比如关于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现在已出台了60条配套政策，很快又要有实施细则。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共中央专门出了文件，非常细。关于医疗卫生方面，1997年召开了全国卫生工作会议，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1998年国务院作出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2000年国务院八部门作出《关于城镇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2001年国务院召开卫生改革工作会议。这些我们是不是都了解呢？会上大家提出的很多问题其实政府早已经考虑过了，对很多问题都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些，提出的问题就没有好的效果。所以了解政府是怎么考虑的，已经有了哪些规定，有助于我们有效地参政议政。

第三、建议了解一些复杂系统的规律。复杂系统有三个层次，最简单的是机械系统，第二个是生物系统，最复杂的是社会系统。从上个世纪90年代末开始，我在自己的科研领域做了一些复杂系统研究，有一点体会。研究生物体一个细胞的复杂系统就已经十分困难，更不要说社会这个最复杂的系统了。什么叫复杂系统？它是怎样一个自组织的体系？它有哪些运行规律？系统的各部分是怎样结成互相作用的网络的？我觉得九三学社科技界的成员那么多，科技素质高，要做好参政议政，有必要学一点复杂系统，很有好处。至少可以更好地理解，任何一个事物都不是孤立的，很多因素互相联系结成网络，在这个网络里的每一个结点并不是同等重要的，有时拉动很多结点时网络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但有的结点一拉整张网都会动，这个点就是关键的结点。我们参政议政的最后结果就是要找到能够带动整张网的关键结点。

第四、我们必须了解问题的由来。比如说医疗卫生，如果我们对问题的由来和历史不了解，看问题就会非常片面。回过头去，不要看远，就看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们是怎么提出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怎么会提出让医院自己经营的？了解了这些以后，再把当时的情况与现在的情况比较一下，看问题就会全面一些了。改革的确是把双刃剑，到底解决了多少问题？如果没有改革，也许现在看病还要难还要贵。到了目前这个阶段我们又发现了现阶段存在的问题，如果对这些问题的由来和历史沿革有了一定的了解，对问题的认识就会大不一样。知来龙才能断去脉，这种认识方法对提高参政议政能力很有帮助。

第五、参政议政是要下功夫的，要把它真正当成事业来做。这是我在实践当中深刻体会到的。不能说是兼职，就把参政议政当成份外事顺带搞搞，那样是一定不行的。既然我们是参政党的成员，就要有责任感，就一定要像对待自己的科研课题一样来对待参政议政，一定要深入实际，认真了解政府部门、干部群众的要求和意见，做认真的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由浅入深的研究，最后要找到问题的内核。

第六，要精心组织研究队伍。我认为这也重要。现在社中央有参政议政研究中心，还有专门委员会，各省市好像也有专门委员会，但我认为很不理想。比如说社中央医卫委员会的成员，都是好医生，但是好像基本上没有人在深入研究国家的卫生政策，不太了解医疗卫生事业的整体状况。我们确实要更精心地组织一支参政议政队伍，没有一支好的队伍是不行的，应该在这方面多下些功夫。

第七、建议编辑一本《企业自主创新范例》。我们是以科技界为主体的政党，关于科技自主创新的问题，我们将长期做下去。现在大家很关心企业作为自主创新主体的问题，我们前年去湖北、今年又去山东做了两次大调研，还到各地去做了一些考察，看到已经有相当多的企业取得了成功的经验。我最近又了解到邓中翰博士搞的“中华芯”，了不得。我们有时候挺悲观，也的确有很多情况不尽如人意，这是事实，但要鼓舞大家的信心，要摸索经验。所以我建议，我们能不能请各省级组织，在自己省的范围里各找几家自主创新做得好的企业，把他们的经验总结出来，然后把全国各地，不同单位的不同经验汇集起来，包括这些好的企业现在面临的一些问题和困境也可以在这里反映，编辑出版一本《企业自主创新范例》。我想这本书对企业自主创新会起到推动作用，似乎做起来也不太难，我希望各省的社组织能够抓紧进行。

最后我要顺便提一件事情。我们前年给温家宝总理写信，提出了一个关于提高企业离退休科技人员待遇的建议，后来得到了落实，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是平均每人只加了40元钱，并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大家还是不满意。后来我们又给总理交了第二封信，提出应该进一步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劳动社会保障部正在紧锣密鼓地做调研。5月 26日，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分配问题，我看到报道中提到了一句话：“要随着经济发展，适当提高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标准。”我估计解决这个问题还得需要一个过程，我们不能等，应该自己想办法做点事情。王选同志在世的时候跟我一样收到过不少九三学社离退休科技人员写的信，反映他们的困难，每次看完信他都非常伤感，经常跟他的夫人陈?忆M老师提起这件事。所以在他去世以后，陈?忆M老师拿出100万元捐给九三学社，我们商量就用这笔钱，为九三学社离退休的困难人员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我还说服她用王选的名字，成立一个“九三学社王选关怀基金”。当然这100万元用来做这个事实在是太少了，但是用它作启动资金，以王选同志的影响力，把基金滚大是可能的。社中央邵鸿副主席正在组织落实，章程草案已经拟定，准备在6月上旬召开一个成立会。基金暂时放在九三学社的财务上保管，但必须独立管理，基金的管理，一个是募钱，一个是花钱。基金要达到1000万元以上，我们才可能用利息来给大家解决一点问题。由于当前还很难成立公募基金会，所以不能向社会公募，但在九三学社内部采用合法的方式筹集资金还是可以的。九三学社的企业家比起其他党派要少得多，筹钱会有点困难，但是我们希望九三学社成员中的企业界人士都能够捐一点钱，包括有独立法人的一些团体，也都捐一点。当然从主席开始，副主席、常委们，我希望大家都能带头捐点钱，我觉得这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不仅能够解决离退休成员的困难，而且还可以通过这件事增强九三学社的组织凝聚力。此外筹款本身也可以成为向王选同志学习的一个过程，希望大家都在自己所在的省尽可能地采用合适的方式为“王选关怀基金”募点钱，我先在这里感谢大家的支持。

现在各省的换届工作已经开始，要在明年上半年完成，下一次再开主题常委会时，可能个别同志已经不再担任主委，到明年年底“九大”换届的时候，有些同志将不再担任常委，因此我非常珍惜和大家在一起的机会。但不管是继续担任还是即将离开岗位，我们大家仍然是“九三人”，无论在什么岗位上，我们都要继续为九三学社的事业而努力工作，为把九三学社建设成真正合格的新时期的参政党贡献我们的力量。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