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54年由上海南洋模范中学考入北大数学力学系。54级新生共200多人，在数学系历史上是空前的，新生的水平也是空前的。54级后来出了7个院士：张恭庆、周巢尘、胡文瑞、张景中、朱建士、刘宝镛和我。
　　同学们来自五湖四海，除西藏、新疆、台湾和香港外，内地各省区市和澳门均有学生。一二年级不分专业，200多人分成9个班，其中有两个班是考分高的，即6班和9班，但当时是保密的，学生均不知道自己的考分，也不知道哪个班是考分高的班。我被分配在6班，两年后我才知道这是考分高的班。
　　令人难忘的一年级基础课老师
　　尽管我们的学习成绩好，但大学一年级的三门基础课——解析几何、数学分析和高等代数把我们从中学数学一下子带进了高等数学的殿堂，这是一个很大的台阶，如果没有老师们的精心教导，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这一跨越的。解析几何由江泽涵先生讲授，他当时已年过半百，是北大的一级教授，由此可见当时北大对基础课教学的重视。江先生的教材是自编的油印讲义，因为当时尚无成熟的教材(包括苏联的)。教授数学分析这门主课的程民德先生，当时是37岁的正教授，他讲课循序渐进，十分严密，培养了我们严格思维的习惯。
　　教高等代数的先是聂灵昭先生，后是丁石孙先生。丁先生毕业于清华大学，北大数学系主任段学复表示不惜用6个人去换丁石孙一人来北大，可见他才华之出众。丁先生那时才27岁。当时年轻教师与学生的关系很融洽，丁先生对54级情有独钟，1956年时曾与54级同学一起划船游颐和园，并在石舫讲了话，他说，“现在的青年学生给我最深的印象是：大家都有理想”。我至今还保留当年游园的照片。
　　1958年丁石孙先生30岁刚出头，正处在创造的最高峰时却遭到了厄运，受到了批判和处分；“文革”中，他与一批“黑帮”和“牛鬼蛇神”一起排队劳动，只见他面色阴暗发黑，只有两只眼睛还炯炯有神，略显当年的神采。“文革”后，丁先生在教学和教材编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在担任北大数学系主任和校长期间大力推动了各方面的改革，可惜的是80年代正值北大经费最困难的时期，有些事情想办也办不成。他在任校长期间，对激光照排系统给予了大力支持，这一项目也是在丁石孙任校长期间从科研成果转化成产业的，但北大方正给北大的大量回报则是丁校长离任后的事情了。
　　解析几何习题课的老师是程庆民，他是年轻教师中的“三好”积极分子。他的习题很有特色，尤其是一学期末的一堂总结课，真是十分精彩。他深入浅出地把一学期的内容串在一起并加以提高，大家听后收获匪浅。我一年级阅读的第一篇文献是程先生提供的。当我按文献内容做完我一生中第一个学术报告后，程先生鼓励了一番，同时指出我的一个毛病：身体老挡住黑板，使大家看不见黑板上的字。
　　程先生曾担任过我所在班的班主任，工作很深入。一年级时，我所在班发展的第一个团员是康继鼎同学，程先生来参加了这次发展会，并作了发言，主题是“要经常总结和调整自己的思想，与党保持一致”。他的讲话给我印象很深，我觉得程先生作为一名党员，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工作很勤奋；但同时他又是具有很多独立思想的人。反右时程庆民被划成右派，在全系引起轰动，因为大家对他的印象一直很不错。四人帮倒台后，终于平反。上学时我就知道程庆民酷爱文学，他在我班聚会时介绍过苏联小说《茹尔宾一家》中的故事，想不到后来程庆民成了作家。
　　带领我们进入计算机领域的专业课老师
　　二年级下学期末开始分专业。计算数学专业那年刚成立，我因为看到了计算机的前景而选择了这一专业，当时的专业主任是徐献瑜先生。
　　徐献瑜先生教过我们两门课程：微分方程和程序设计。他讲课风趣生动。例如在讲授朗斯基行列式的特点，即“行列式内有一点为0，则统统为0”时，他打比方说，“好比学校内有一个人伤风，则全校所有人统统都伤风”。这使我至今仍记住朗斯基行列式的这一特点。
　　1960年我作为无线电系的教员到738厂搞技术革新，数学系的徐献瑜、吴文达先生也同时下到738厂。当时100多人睡在一个仓库的地板上，每人的铺盖只能占到身体宽度的1.5倍，非常拥挤。徐先生也和我们一样过这种艰苦生活。一次开会，有一位厂领导感慨地说：“听说北大一位年近半百的教授也睡在仓库的地板上，我们觉得很过意不去。”徐先生今已年过九旬，仍腰板挺直，这与他达观的性格是分不开的。
　　另一门专业课“电子计算机原理”则是张世龙先生讲授的。张先生是一位绝顶聪明和事业心很强的人，他于1956年开始独立设计一台电子数字计算机，所参考的资料只有十分简单的外文文献。他的这门课大部分内容就是他主持设计的这台完整的串行计算机，从逻辑到电路都很具体。他大概是中国第一个独立设计一台完整的电子数字计算机的人，但由于磁鼓存储器不过关，机器未能运行。而科学院计算所夏培肃先生主持设计的小型计算机，由于有计算所磁心存储器研制组的有力配合，后来居然率先运行，成为我国计算机发展史上真正的第一。
　　1959年反右倾时，张世龙刚满30岁，正是风华正茂之际，却被作为右倾的“党内专家”，受到了激烈的批判和处分。“文革”期间又因“特嫌”而隔离审查，因为他自知没有问题，所以泰然处之。张先生“敢为人先”的勇气影响了我后来的科研生涯。
　　4年的大学生活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但也经历了反右派“人斗人”的残酷场面。幸运的是，当我们40岁左右时，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许多人在后半辈子做出了新的成绩，当年的“右派”有的成了院士、劳动模范和单位的骨干。我们这一代人聚会时都毫无例外地谈到：数学力学系学生时代老师的辛勤教诲为我们后来的成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使我们终生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