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就九三学社创建的历史分期及相关问题，提出一些认识和看法。

一、四个重要时间节点

从1944年11月发起民主科学座谈会，到1946年5月4日召开成立大会，九三学社的创建前后历时19个月，其中有4个至关重要的时间节点。

第一个重要时间节点：1944年11月，九三学社前辈发起民主科学座谈会

1944年4月至12月，日军对我国豫湘桂地区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豫湘桂战役”，国民党军队出现不应有的大溃败，这引起九三学社前辈们对时局的极大焦虑。同年8月，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得到各党派、各阶层人士的热烈响应。在此之前，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恩来就曾向各爱国党派指出，妥协投降、分裂内战的危机极端严重，号召大家团结斗争，挽救祖国危亡。在豫湘桂大溃败的刺激下，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主张的感召下，民主科学座谈会应运而生。

许德珩先生回忆：“1944年11月间，我们召开了一个座谈会，讨论了民主与抗战问题，这座谈会的结果，认识要抗战获得胜利必须坚持政治的民主。”许德珩先生晚年有诗记之：“寇军到独山，蒋氏不抵抗。人心很惶惑，深有亡国感。邀集知识界，组织来呼喊。”卢于道先生也回忆：“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大西南发动进攻，桂林失陷，川黔吃紧，蒋介石集团中投降气氛浓厚，法西斯统治变本加厉。”为应对危机、团结抗日、推动民主，在重庆的一批文化教育、科技界知识分子认为有必要组织起来，因而于1944年11月发起成立民主科学座谈会。

第二个重要时间节点：1945年9月3日，民主科学座谈会更名为九三座谈会

抗战胜利后，中国面临“两条道路”“两种前途”的抉择。1945年9 月3日，是日本无条件投降签字生效的日期，全国都在庆祝这个伟大的胜利日。当天，民主科学座谈会成员也进行了聚会。九三学社中央保存的手稿《九三学社》（1946年）明确记载，“三十四年九月三日，也召开了一次谈话会。为纪念国际的民主胜利，在谈话会上有人提议取名为‘九三座谈会’，这提议为大家所赞成，于是就从这一次起，这个谈话会就叫作‘九三座谈会’”。许德珩先生晚年亦有诗记其事：“民主科学社，召开庆祝会。庆祝日投降，时为九月三。”

另据税西恒的学生孙恭顺先生回忆：“一九四五年九月三日是日本无条件投降签字生效的日期，当日上午一早，座谈会的人士就去康川兴业公司聚会欢庆，到会共十一人。中午，西恒师在重庆黄家垭口中苏文化协会餐厅设宴招待……最后褚辅成说：今天是九月三日，是日本投降签字生效的日期，为了纪念这个日子是否取名九三座谈会，当时大家一致赞成。”

可以确定的是，在9月3日这次聚会上，民主科学座谈会更名为九三座谈会，九三学社由此与9月3日结下不解之缘。之后，九三学社经常围绕这一天开展相关纪念活动。特别是1985年9月2日，九三学社中央隆重召开建社40周年纪念大会。从此，9月3日就成为九三学社唯一的社庆纪念日。

第三个重要时间节点：1946年1月6日，九三座谈会决定成立九三学社筹备会，筹组九三学社

在国共两党商定的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前夕，1946年1月6日，九三座谈会再次举行。9日《新华日报》报道了这一消息（以下简称“9日消息稿”）：

褚辅成、许德珩、税西恒、张西曼诸氏，邀请重庆学术界人士举行九三座谈会。出席何鲁、刘及辰、潘菽、吴藻溪等二十余人。……最后决定推褚辅成、许德珩、张西曼等筹组九三学社。

1月7日《时事新报》也报道了这一消息（以下简称“7日消息稿”）：

渝文化界组九三学社【本报讯】重庆文化界人士，筹备创立‘九三学社’以响应民主建设，昨日上午九时假中苏文化协会召开筹备委员会，到褚辅成、许德珩、沙学浚、张西曼、潘菽等二十余人，讨论筹备组织事宜，并推褚辅成、张西曼起草对国是问题宣言。

综合两篇消息稿可知，1月6日所开会议，既是九三座谈会，同时也是九三学社筹备委员会（即九三学社筹备会），九三学社筹备会由九三座谈会发展演进而来。此次集会，使九三座谈会、九三学社筹备会和九三学社的名称首次通过报纸公之于众。

第四个重要时间节点：1946年5月4日，召开九三学社成立大会，九三学社正式成立

经过3个多月的认真筹备，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成立大会在重庆青年大厦举行，共有50多人到会。大会一致通过了《九三学社缘起》《成立宣言》《基本主张》《对时局主张》及致美国国会电文。《成立宣言》明确提出九三学社同仁的奋斗目标，即“为民主与科学之实现而努力，始终不懈”。

大会选举潘菽、张雪岩、褚辅成、许德珩、税西恒、吴藻溪、黄国璋、彭饬三、王卓然、孟宪章、张西曼、涂长望、李士豪、笪移今、张迦陵、严希纯等16人为理事，卢于道、詹熊来、刘及辰、何鲁、侯外庐、黎锦熙、梁希、陈剑翛等8人为监事。这24位理监事是九三学社产生的第一个领导集体。

二、创建的三个阶段

根据前述四个重要时间节点，可把九三学社的创建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民主科学座谈会时期，时间从1944年11月至1945年9月3日前，这一阶段可看作九三学社的萌芽期。民主科学座谈会“采取一种非定期的不拘形式的谈话会”，不对外公开，“每次都要吃饭，在吃饭前后相互谈谈”。政治上“主张‘团结民主，抗战到底’，发扬‘五四’反帝反封建的精神，为实现人民民主与发展人民科学而奋斗。这个座谈会经常举行，不断发展”。

第二个阶段是九三座谈会时期，时间从1945年9月3日至1946年1月6日前，这一阶段可看作九三学社的生长期。与民主科学座谈会时期相比，九三座谈会时期的组织有了正式的固定名称，聚会的频次明显增多，参加人员也有所增加。根据手稿《九三学社》（1946年），自1945年9月3日至1946年1月6日间，九三座谈会大概“开了总计七八次大会”，平均每半月召开一次。座谈会的政治主张也随着形势变化特别是抗战胜利而发生变化，由原来的“团结民主，抗战到底”发展为“反对独裁，反对内战，和平团结建设民主的科学的新中国”“力促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声援政协各代表完成历史任务”。

其间，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赴重庆与国民党进行谈判，于9月10日接见了许德珩和劳君展夫妇，并勉励他们“要把座谈会搞成一个永久性的政治组织”。此外，毛泽东还会见了褚辅成、张西曼、梁希、潘菽、金善宝、涂长望等九三座谈会成员。毛泽东的接见和鼓励，对九三座谈会成员认清时局起到了极大的指导帮助作用，有力推动了九三学社的成立进程。

第三个阶段是九三学社筹备会时期，时间从1946年1月6日至1946年5月4日前，这一阶段可看作九三学社的筹备期。在这个阶段，九三学社筹备会成员“发展到了五十多人，分配在南京、上海、苏州、北平、兰州、成都、汉口、长沙、桂林、伦敦各地”，而且推出了筹备委员负责具体筹备事宜。大家聚会更加频繁，同时还向外公开提出了筹备会的政治主张。首份文件《对政治协商会议之意见》于1946年1月18日形成，发表于23日重庆《新华日报》，强调政治协商会议“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明确提出“开放中央及地方政权”“大量裁兵”“废除保甲制度”等主张，剑指国民党的反动独裁统治。次份文件《对东北问题的意见》发表于4月10日重庆《新华日报》，强调“东北政权自应由东北人民，用民主方式，自行决定”。这两份文件是九三学社首次以组织名义（前者署名九三学社筹备会，后者署名九三学社）公开的政治宣言，不仅向社会和群众表明了自身政治立场，同时也彰显了九三学社为争取国内和平民主作出的积极努力。

三、九三学社早期组织的特点

综上，可梳理出九三学社创建的基本脉络，即：民主科学座谈会—九三座谈会—九三学社筹备会—九三学社成立大会。目前，大家一般把民主科学座谈会称作九三学社的前身。那么，九三座谈会、九三学社筹备会与九三学社又是什么关系呢？笔者认为，既然九三座谈会、九三学社筹备会是由民主科学座谈会发展演进而来，那么，它们和民主科学座谈会一样，都应是九三学社的前身，可统称为九三学社早期组织。

九三学社早期组织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思想上高度认同爱国、民主、科学。九三学社早期组织成员，都是五四运动的亲历者和积极参加者，如许德珩、潘菽、陈剑翛、施复亮、黎锦熙、黄国璋、孟宪章、初大告等人，与五四运动有着深厚的渊源。其中许德珩、潘菽、初大告3人，更是因“五四”当天参加游行被逮捕。“五四”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及它所高举的民主、科学两面大旗，是他们心目中根深蒂固的目标。可以说，正是对爱国、民主、科学的高度认同，促使他们走到了一起，发起和参加九三学社早期组织。

手稿《九三学社》（1946年）对为什么采用九三学社这个名称作了解释：“因为本社的精神在发展中国的科学与民主。‘九三’用以纪念国际的民主之胜利，‘学社’则为学术研究的精神也。”潘菽先生晚年回忆：“在讨论中有一种意见认为，可以考虑到9月3日这个纪念日的重要意义，同时这个组织的性质应该确定为一个学术性的政治团体而不是寻常意义的一个政党较好，以便照顾到所要团结文教科技界的许多人不愿参加政治活动这个特点，因此这个组织可以定名为九三学社。”由此可见，从民主科学座谈会，到九三座谈会，再到九三学社筹备会及九三学社，这几个名称在精神上始终是一致的。为爱国而追求民主与科学，既是九三学社名称的由来，也是九三学社的创建缘起和精神旗帜。

第二，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较密切的联系，在重大问题上保持一致。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对九三学社的创建，给予了支持、鼓励和帮助。徐冰、华岗等共产党人对九三学社的具体筹备工作给予了指导。一些中共党员，如严希纯、陈乃昌、何思敬等，更是直接参与了九三学社的创建工作。在政治主张上，九三学社强调要以“政治的民主化，谋军队的国家化”“肃清贪污，反对官僚政治”“完成国家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反对官僚买办资本及一切为私人或派系谋利益的经济关系”“奖励科学研究”“普及国民教育”“提高人民文化水准”等。这些政治主张与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基本一致，有力声援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民主运动。

第三，发起人大多是学术界人士，且有一些知名的科学家。无论是从民主科学座谈会的发起人看，还是从成立大会选出的24位理监事看，九三学社发起人大多具有高等院校执教和海外留学的经历，基本都是文化教育界、科学技术界学有专长、有所成就的专家学者。24位理监事中，留学归国人员20人，占总数的83.3%，只有黎锦熙、笪移今、严希纯、詹熊来未查到有出国留学经历；具有自然科学背景的共有10人，占比42%；是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发起人的有8人，占比33%。褚辅成先生在参加1月6日召开的九三学社筹备会时，特别声明是以“前任上海法学院院长”身份出席，这里的“院长”是一个学术身份，而不是政治身份。何鲁先生说：“郑重忠告马歇尔元帅和国共两党及民主同盟各党派领袖，如果要想真正把中国搞好，就必须亲自采访中国在野真正专家学者的公正意见。”在这里，何鲁先生强调的也是学术身份。这充分证明，九三学社在筹建过程中，就带有强烈的学术性或者说科学性特征。

第四，组织较为松散。九三学社早期组织主要以聚餐形式讨论，没有召集人，也没有相应的组织机制。座谈会一开始在许德珩先生居住的雅园，之后因税西恒先生加入而迁移到重庆自来水厂和两路口新村5号。座谈会有时也在张西曼先生所在的中苏文化协会或者都邮街广东酒家。每次开会座谈的人员并不固定，而且参加人员有进有出。许德珩先生晚年诗稿《九三学社》写道：“发起人不多，行动有困难。有人入复出，组织亦散漫。”如施复亮、曹靖华、钟复光等人因各种原因先后退出了座谈会。施复亮夫人钟复光女士曾专门回忆了施复亮为何退出，她说：“1945年9月3日民主科学社成立时，他是参加者之一。该社是9月3日成立的，所以后改名为‘九三学社’。当时正是毛泽东主席亲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毛主席、周副主席约见各方面人士时，复亮也应邀参加。复亮亲聆他们的教导……他受到很大启发。这样就不去‘九三学社’而参加了黄炎培、胡厥文、章乃器、杨卫玉、孙起孟等已在酝酿的民主建国会的发起。”此外，潘怀素、何思敬、吴泽等人也未见后续参与九三学社的活动，应也是先后退出。

四、值得深入讨论的几个问题

关于九三学社的创建，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深入探讨：

第一个问题：关于民主科学座谈会是否存在及名称的争议

近些年来，对民主科学座谈会的质疑之声一直存在，有观点甚至认为，九三学社历史上从来没有成立过所谓的“民主科学座谈会”。实际上，根据九三学社中央保存的早期文件，如手稿《九三学社》（1946年）、《九三学社概要》（1949年）、《解放前九三学社斗争史及其文献》（1949年），以及多位九三学社创始人的回忆文章，座谈会的存在可以说毋庸置疑，只是这些文献或回忆文章对座谈会的称呼略有差异。

最早总结九三学社创建和发展历程的手稿《九三学社》（1946年）明确记载：“九三学社是战时由在重庆的一部分文化教育界、金融工商界朋友以及其他的自由职业者以一种座谈式的集会演进而成立的”。这份手稿非常有力地证明，在抗战胜利之前，九三学社前辈们就已经召开了多次“座谈式的集会”或者“谈话会”。

《九三学社概要》（1949年）记载：“本社是对日抗战结束前一年，在重庆一部分民主的文化界、教育界、自由职业者由一种座谈式的集合，演进而成的一种学术性的政治团体，原为‘民主科学社’”。这里，首次提及的称呼为“民主科学社”。

《解放前九三学社斗争史及其文献》（1949年）记载：“九三学社是抗战期间由在重庆的一部分进步的文化教育科学界、金融工商界的朋友们以及其他的自由职业者们所组织的一种座谈式集会，初名民主与科学座谈会。”这里，首次提及的称呼为“民主与科学座谈会”。

1950年12月，在九三学社第一次全国工作会议预备会上，许德珩先生在回顾社史时说，“这些朋友们要争取民主，而民主与科学又是五四运动以来所揭举的两面极有意义的旗帜”，“所以这一座谈会就取名为‘民主科学座谈会’，又称之为‘民主科学社’”。这里，首次提及座谈会有两个称呼，一是“民主科学座谈会”，二是“民主科学社”。

1953年，黎锦熙先生在其所写纪念文章中指出，“九三学社当1946年成立之初，本来就是叫做民主与科学社的，这就标志本社跟五四有着更密切的关系”。这里，黎锦熙先生使用的称呼是“民主与科学社”。此外，潘菽、税西恒、初大告、卢于道、袁翰青、金善宝、谢立惠等创始人在回忆文章中也都曾论及座谈会，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概括起来，上述早期文件和回忆对座谈会的称呼共有四种，即“民主科学社”“民主与科学座谈会”“民主科学座谈会”以及“民主与科学社”。

为什么会出现多种称呼？潘菽先生和许德珩先生的回忆有助于解开这个谜团。潘菽先生说：“这时已接近抗战胜利的日子，这时有一部分同志感觉到这个会应该有一个名称。许老曾提议可以名‘民主与科学座谈会’。大家对此没有提出不同的意见。这个名称也没有向外公开用过。”许德珩先生回忆：“后来就把民主科学社的名称取消了，因此有一个时期，座谈会是没有名称的。”正因为座谈会一开始没有名称，后来虽然有了名称，但又没有向外公开和发表，也没有当时的文字记录，再加上有一段时间取消了名称，所以大家对座谈会称呼的回忆产生模糊和差异，就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此外，还有必要解释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成立大会通过的《九三学社缘起》（以下简称《缘起》）对座谈会只字未提？其实，仔细阅读《缘起》可以发现，《缘起》不仅只字未提“民主科学座谈会”，它同样也只字未提“九三座谈会”和“九三学社筹备会”。《缘起》的重点在于阐述九三学社思想上的源头，即发扬民主与科学精神，纪念九月三日这个抗战胜利日，进而说明“九三人”为了实现什么样的目标和任务而奋斗。因此，它未对九三学社早期组织发展演进的过程展开具体论述。但绝不能因为《缘起》未提及，就武断认定民主科学座谈会、九三座谈会和九三学社筹备会皆不存在。

1985年，九三学社中央召开建社40周年纪念大会，明确称座谈会为“民主科学座谈会”，未再提及“民主科学社”“民主与科学社”和“民主与科学座谈会”。此后，九三学社中央一直延续40周年纪念大会提法，统一称其为“民主科学座谈会”，许德珩、潘菽、初大告、袁翰青、金善宝、谢立惠等当时在世的九三学社创始人对这一称呼均予以认可。因此，民主科学座谈会是九三学社中央综合各种文献和创始人回忆后予以确认的名称。

第二个问题：关于民主科学座谈会的发起人员和组成人员

民主科学座谈会的发起，不是一两个人的个人意愿，而是当时一批进步知识分子的群体性选择。潘菽先生曾在《难忘的重庆岁月》（1985年6月）中对民主科学座谈会的发起作过详细描述：“已故的黄国璋同志和我很熟。他原来是在重庆的北碚工作。在抗战中期稍后，他来到重庆市区工作。他和劳君展同志的老兄是亲密的同学，因而也熟识劳君展同志。由于这个关系，大概他常去许老那时的寓所谈谈。”“没有经过多次以后，我又介绍税西恒同志也来参加。”

根据潘菽先生上述回忆，可知许德珩、潘菽、黄国璋、税西恒、劳君展5人是发起民主科学座谈会的最初骨干成员，而且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一目了然。黄国璋是劳君展之兄的同学，与许德珩夫妇相熟，经常一起座谈时局。后来黄国璋介绍前同事和朋友潘菽加入座谈，潘菽又介绍朋友税西恒加入座谈。这种密切关系也体现在他们共同参与的社会活动上。比如，1945年5月，许德珩、黄国璋、税西恒3人就曾共同参与国民政府教育部高等教育视察团，赴成都“详细调查各大学教授学生实际生活情况”，“以便制成报告书，供当局改革教育之参考”。另据孙恭顺先生回忆，“在视察中，他们便结识了许多进步的大学教授和进步人士，日后便经常在西恒师家中座谈时局”。通过共同参与视察活动，民主科学座谈会的前辈们进一步密切了关系，扩大了组织成员。

潘菽先生还回忆，过了不久，经他介绍，梁希、金善宝、涂长望、干铎、李士豪、谢立惠等自然科学座谈会成员也陆续加入民主科学座谈会。这批自然科学学者的加入，为九三学社后来发展成为一个以科技界为主要界别特色的政党奠定了重要基础。

初大告先生也回忆了他受邀参加民主科学座谈会的经过：“那是在日军向同盟军投降的第二天，许德珩同志到重庆沙坪坝中央大学宿舍叩我的房门……许老开始说明来意，他说，我们有一个政治性的群众组织——民主科学座谈会，目的是发扬民主和科学，组织对象是上层知识分子。争取我参加，大意如此。我当时基本同意。”“见到潘老后，我们三人略谈发展方向，酌定学校方面以中央大学为重点，社会方面由许老多负责联系。”根据初大告先生这段回忆，可推断初大告大约于1945年8月加入民主科学座谈会。

除了许德珩、潘菽、黄国璋、税西恒、劳君展、梁希、金善宝、涂长望、干铎、李士豪、谢立惠、初大告等12人外，民主科学座谈会还有哪些发起人和成员呢？下面以文献产生和亲历者回忆的时间为顺序，进行一个初步梳理。

1.手稿《九三学社》（1946年）记载：“发起这个座谈会的人是：许德珩、潘菽、黄国璋、涂长望、税西恒、笪移今、初大告、吴藻溪、何鲁、褚辅成、张西曼、孟宪章、张雪岩、彭饬三、劳君展、刘及辰等人。”该名单共16人。在前述12人名单基础上，增加笪移今、吴藻溪、何鲁、褚辅成、张西曼、孟宪章、张雪岩、彭饬三、刘及辰等9人。

2.《解放前九三学社斗争史及其文献》（1949年）记载：“发起这个座谈会的人是许德珩、潘菽、黄国璋、涂长望、劳君展、税西恒、笪移今、初大告、吴藻溪、何鲁、褚辅成、张西曼、孟宪章、张雪岩、彭饬三、刘及辰、张迦陵等人。”在前述名单基础上，增加张迦陵1人。

3.《九三学社略述》（1950年底或1951年）记载：“乃由许德珩、潘菽、税西恒等发起组织‘民主科学座谈会’（又名‘民主科学社’）”。该名单共3人，均在前述名单范围内。

4.《九三学社简述》（1952年）（目前发现两个版本，分别是1952年6月22日版和1952年6月29日版），其中22日版记载：“乃由许德珩、潘菽、税西恒、褚辅成、黄国璋、张雪岩、孟宪章、涂长望、初大告、劳君展、笪移今、彭饬三等发起组织‘民主科学座谈会’（又名‘民主科学社’）”。该名单共12人，均在前述名单范围内。29日版记载：“乃由许德珩、潘菽、税西恒、褚辅成等发起组织‘民主科学座谈会’（又名民主科学社）”。该名单共4人，也均在前述名单范围内。

5.《九三学社简史》（1957年）记载：“乃由许德珩、潘菽、张雪岩、税西恒、褚辅成等发起组织‘民主科学座谈会’（又名民主科学社）”。该名单共5人，均在前述名单范围内。

6.袁翰青在《袁翰青同志的回忆——解放前九三学社在北平的活动》（1978年11月）中，说：“记得是一九四五年的春夏之交……大约在五月间，黄国璋同志谈到在重庆的一些文教界朋友，组织了一个‘民主科学社’，是一个进步的学术性团体，希望黎老和我参加，我同黎老都答应参加了。虽然没有填表，但当面就讲定了。”根据袁翰青回忆，他和黎锦熙大约于1945年5月加入民主科学座谈会。在前述名单基础上，增加黎锦熙、袁翰青等2人。

7.卢于道在《党引导我走向光明》（1985年12月）中回忆：“我和复旦大学的同事张志让、潘震亚、吴泽教授也经常参加民主科学座谈会的活动”。在前述名单基础上，增加卢于道、张志让、潘震亚、吴泽等4人。

8.《为了民主与科学——许德珩回忆录》（1987年）中，关于民主科学座谈会发起人的记载有两处：

我们在重庆的一部分文教、科学技术界人士：许德珩、潘菽、梁希、黎锦熙、劳君展、涂长望、张雪岩、黄国璋、叶鼎彝、税西恒等，……后来就发起组织了‘民主科学座谈会’。

发起民主科学座谈会的有许德珩、梁希、褚辅成、黎锦熙、潘菽、税西恒、劳君展、张雪岩、张西曼、孟宪章、涂长望、吴藻溪、笪移今、侯外庐、施复亮、曹靖华、潘怀素、彭饬三、董渭川、刘及辰、何鲁、钟复光等。

许德珩晚年诗稿《九三学社》还有一个名单：

我们少数人（许德珩、潘菽、梁希、税西恒、劳君展、黄国璋、涂长望、张雪岩、张西曼、褚辅成、笪移今、施复亮、潘怀素、孟宪章、黎锦熙、彭饬三、刘及辰、钟复亮、侯外庐、李公朴、曹靖华、吴藻溪、何思敬、董渭川），聚集屡商量。立意救中国，抗日要反蒋。民主科学社，成立在秋间。

这三份名单相比前述名单，增加叶鼎彝、侯外庐、施复亮、曹靖华、潘怀素、董渭川、钟复光、李公朴、何思敬等9人。

9.高觉敷在《自传》（1991年）中回忆：他受潘菽的启发，“提高了认识，参加了科学与民主的座谈会，成为民主科学社的一个成员了”。在前述名单基础上，增加高觉敷1人。

综合上述统计，民主科学座谈会的发起人和成员共38人，具体名单如下：许德珩、潘菽、黄国璋、税西恒、劳君展、梁希、金善宝、涂长望、干铎、李士豪、谢立惠、初大告、笪移今、吴藻溪、何鲁、褚辅成、张西曼、孟宪章、张雪岩、彭饬三、刘及辰、张迦陵、黎锦熙、袁翰青、叶鼎彝、侯外庐、施复亮、曹靖华、潘怀素、董渭川、钟复光、李公朴、何思敬、卢于道、张志让、潘震亚、吴泽、高觉敷。

需要强调的是，民主科学座谈会究竟包括哪些人，是一个看起来简单，细究起来却很复杂、争议很多的难题。因为各种主客观因素，相关文献和回忆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误差甚至错误，不能排除其中有些同仁是在后来的九三座谈会甚至九三学社筹备会期间加入。所以，上述38人名单只是一个粗略和较为宽泛的统计。

第三个问题：关于九三学社筹备会的筹备委员或者说主要筹备人员

前面讨论了民主科学座谈会的发起人员和参加人员，那么，作为民主科学座谈会和九三座谈会的承继者，九三学社筹备会又有哪些主要筹备人员呢？

“9日消息稿”中，有“推褚辅成、许德珩、张西曼等筹组九三学社”之语，很多人据此认为，褚辅成、许德珩、张西曼3人是九三学社的主要筹组人。这里值得思考和细究的一个问题是，负责筹组九三学社的是否只有褚辅成、许德珩、张西曼？此处的“等”字表示列举未尽还是列举煞尾？

1946年1月17日《新华日报》的一篇消息稿《九三学社将向政协提供确保自由权利等问题方案》（以下简称“17日消息稿”）提供了重要线索，其全文如下：

九三学社经发起人推定褚辅成、许德珩、税西恒、何鲁、黄国璋、孟宪章、潘菽、张雪崖、张西曼等九人积极筹备，现拟开会讨论，开放中央和地方政权，大量裁兵，废除保甲，确保言论、集会、结社等自由，以及经济民主化等问题，制定具体方案，贡献政治协商会议，以资参考。

“17日消息稿”明确指出，“推定褚辅成、许德珩、税西恒、何鲁、黄国璋、孟宪章、潘菽、张雪崖、张西曼等九人积极筹备”。由此可基本确定：“9日消息稿”中的“等”字应表示列举未尽。九三学社筹备会期间，共推出9名主要筹备人员，或者叫筹备委员，分别是：褚辅成、许德珩、税西恒、何鲁、黄国璋、孟宪章、潘菽、张雪岩、张西曼。其中，褚辅成、许德珩时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税西恒曾任重庆大学工学院院长，何鲁曾任重庆大学理学院院长，黄国璋是著名地理学家，孟宪章是冯玉祥将军的重要幕僚，潘菽是中央大学心理学教授，张雪岩是宗教界知名人士，张西曼是国民政府立法委员、中苏文化协会常务理事。这9人都是有较高社会声望的爱国民主人士，推举他们担任筹备委员，可起到有力的号召和引领作用。

当然，九三学社筹备会的成员并不止上述9人。从组织的延续性上看，民主科学座谈会和九三座谈会的所有参加人员，比如沙学浚等人，也都应算作九三学社筹备会成员（中途退出民主科学座谈会和九三座谈会的除外）。

第四个问题：关于九三学社筹备会的筹备工作

九三学社筹备会成立后，褚辅成、许德珩、税西恒、何鲁、黄国璋、孟宪章、潘菽、张雪岩、张西曼等人立即投入紧张的筹备事务之中。其中最为关键的筹备工作，就是围绕国是问题开展讨论、交换意见，并形成纲领性文件。

手稿《九三学社》（1946年）写道：“三十五年一月十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九三学社同人渴望和平团结之实现，曾开会数次，归结大家意见，于十五日的集会中提出‘对政治协商会议之意见’一文，共分十点，十八日重庆各报均有登载。”“三十五年三四月间，东北问题极端严重，国内和平，千钧一发，本社曾开会讨论，发表如下之意见，登载四月十日重庆各报。”两份纲领性文件的形成和发表过程，既是交流意见、凝聚共识的过程，也是推进筹备工作、奠定组织基础的过程。经由这一过程，九三学社创始人群体从思想联合迈向组织联合，更加紧密地团结和组织起来。

除形成和发表纲领性文件外，九三学社筹备会的筹备委员和成员还积极参与各种民主集会和活动。比如，较场口事件发生后，许德珩先生立即以九三学社筹备会名义去医院看望受伤的李公朴、施复亮，并到天关府街慰问郭沫若；张西曼、许德珩、孟宪章、吴藻溪、何思敬等人发起成立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许德珩、张西曼、吴藻溪等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周恩来，悼念“四八”烈士，许德珩还作为发起人之一参加了追悼“四八”烈士大会，等等。

根据上述史实，结合“17日消息稿”，可作出一个基本判断，褚辅成、许德珩、税西恒、何鲁、黄国璋、孟宪章、潘菽、张雪岩、张西曼9名筹备委员在九三学社筹备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九三学社成立大会上，正是由褚辅成、许德珩、税西恒3人组成主席团，褚辅成宣布开会并致辞，许德珩报告筹备经过，税西恒报告社费收支账目，由此不难看出他们3人在筹备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而他们3人也恰好排在9名筹备委员的前三位。再比如，九三学社成立大会原本于1946年4月25日举行，但因筹备委员之一的黄国璋先生赴兰州出差，因此推迟至5月4日召开，这也从侧面印证了黄国璋先生在筹备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九三学社创始人的回忆和当时进行的通信，提供了筹备会工作的一些细节。

据吴藻溪先生回忆，1946年春季的某一天（大约在2月），许德珩到山王庙访晤吴藻溪。双方漫谈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意义、中国的时局以及发起政治性学术团体的问题。之后，吴藻溪又去雅园回访了许德珩。而且吴藻溪在回访许德珩前，还向中共南方局文化宣传委员会秘书兼文化组组长徐冰请示了相关筹备工作。许德珩、吴藻溪两人具体商谈了怎样发起这个组织，而且分别提出了一些发起人选。为开好九三学社成立大会，吴藻溪先生还介绍南泉实用会计高级补习学校部分教职员工和学生参与进来，做了不少具体筹备工作。此外，九三学社成立大会所发表的几个文件初稿，也是由吴藻溪先生所起草。

许德珩先生在1946年4月致笪移今先生的信中说：

此间与兄留渝时无什差异，九三曾开会数次，月之八日对东北问题发表意见载当（日）《新华》，留渝人数渐少，大家拟二十五日成立，沪上拟推兄负责进行。陈乃昌君晤谈后情形如何？望多多见面。

马夷初先生极好，此间友人拟请其为社员，望得信后专访马先生，并速回信，以便成立时选举。文应兄闻来沪，烦代致意，并约为社员如何？

由信可知，许德珩不仅嘱托笪移今负责九三学社在上海的具体工作，同时还请他访问马叙伦，并积极联络彭文应和陈乃昌等人，邀请他们参与九三学社的发起。虽然马叙伦先生因正在筹建中国民主促进会、彭文应先生因已加入中国民主同盟而婉拒邀请，但陈乃昌先生却积极响应，参加了九三学社并在后来担任九三学社上海分社理事。

根据上述史实可知，吴藻溪和笪移今两位先生也在筹备过程中做了大量具体工作，在筹备会中发挥了较为重要的作用。

1946年5月2日下午，九三学社筹备会举行末次会议，决定于5月4日召开正式成立大会。5月3日重庆《民主报》以“九三学社五四正式成立”为题，对这次会议作了报道：

褚辅成、许德珩、张西曼、张雪岩、税西恒、严希纯、吴藻溪、潘菽、黄国璋等为纪念抗战胜利，及拟根据抗战时期艰苦的精神，研究并发扬学术，推进建国工作，曾筹组九三学社，昨日下午举行末次筹备会，定于五月四日正式成立。

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成立大会在重庆青年大厦召开，九三学社筹备会也由此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作者乔发进为九三学社中央研究室副主任，本文发表于《民主与科学》202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