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坠入深重国难。回望那段山河破碎的岁月，褚辅成这位历经辛亥革命、护法运动的爱国民主人士，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口，毅然投身抗日救亡的时代洪流。九一八事变消息传到上海后，寓居沪上、主持全浙公会的褚辅成即刻召集浙籍爱国人士集会，痛陈亡国危机，自此开启长达六年的救国奔走。面对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与对民间爱国运动的压制，他以在野民主人士的身份奔走呼吁、组建救亡团体、开展社会救援、呼吁结束独裁统治，书写了个人生命中浓墨重彩的救国篇章。

联结爱国人士

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初，褚辅成立足全浙公会，搭建起浙江籍爱国人士的救亡阵地。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出数日，他主持公会紧急会议，提出训练民兵、抵制日货、追责东北失守等救国主张，以公会主席名义通电浙江各界，号召士绅、教育、工商各界放下派系隔阂，共赴国难。彼时全国救亡力量分散，各地爱国人士纷纷致函恳请他牵头整合江南民间力量。1931年12月，褚辅成联合章太炎、张耀曾等十六省五百余名爱国人士发起成立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并当选理事，宣言直指时局弊病，呼吁解除党禁、实行制宪、保障民众集会结社权利，凝聚全民力量抵御外侮。与此同时，他推动成立浙江国难救济会，打通沪杭两地救亡联络，形成跨地域的抗日联动阵线。

褚辅成深刻认识到，单纯军事抗争不足以挽救危局，缺少民主开放的政治环境，全民抗战便无从谈起。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固守训政体制，寄望国联调停，压制民众爱国诉求。1932年初，国难救济会推举褚辅成、熊希龄、王造时等七人赴南京请愿，面见行政院长汪精卫。褚辅成直言进谏，反对借训政之名行专制之实，主张开放言论集会自由，结束一党专政、实行民主宪政，以此凝聚人心收复失地。在他的认知里，抗日御侮与民主宪政一体两面，对外御敌、对内兴民权，这一核心思想贯穿了1931年至1937年的全部救国实践，也是其区别于普通爱国人士的鲜明特质。

奔走援救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打响，褚辅成往返沪杭两地，全力统筹后方支援。他担任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上海东北义勇军后援会常务理事，募集钱款物资输送前线，又在浙江发动募捐、组织慰问团支援淞沪守军。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屈辱的结局令他痛心疾首。同年4月29日，韩国义士尹奉吉在韩国独立运动领袖金九的领导下实施虹口公园爆炸事件后，日军重金悬赏搜捕金九。褚辅成不顾自身安危，秘密将金九转移至嘉兴梅湾街家中避难，后又安置于南北湖山区，庇护其数年之久，促成中韩抗日力量患难携手，成为近代跨国反侵略斗争的重要史实。这并非褚辅成的一时义举，而是他团结一切反日力量的自觉抉择。

1933年至1935年华北局势日趋危急，“华北自治”暗流涌动，国内妥协论调甚嚣尘上。褚辅成没有消沉退缩，持续通过报刊、集会发声，痛斥对日妥协，声援东北抗日义勇军，同时利用社会声望营救遭受当局迫害的进步知识分子与革命者。针对“先安内、后攘外”的错误论调，他公开驳斥，直言内战消耗国力，只会助长日本侵略野心，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才是民族唯一出路。在嘉兴本地，他联络教育界推行爱国教育，向青年讲述东北沦陷的苦难，唤醒乡土青年民族意识，让嘉兴成为浙北民间救亡的重要策源地。

民族危亡愈发深重，褚辅成殉国报国之志愈发坚定。1936年初，他在家乡写下《鸳湖营圹记》，立下“备下最后牺牲之日，去赴汤蹈火”的誓言，尽显为国赴死的决绝。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团结御侮宣言，他联合上海两百余名社会贤达通电响应。“七君子事件”爆发后，沈钧儒等人被捕，他多方奔走斡旋，向国民政府施压，反对打压爱国救亡运动，与上海救国会群体紧密协作，壮大江南抗日民主力量。

国难之中的民主斗士

回望九一八事变到全面抗战爆发的六年，褚辅成的救国实践蕴含三重厚重的历史价值。

其一，搭建起民间救亡组织网络。依托全浙公会、国难救济会、各界救国会，打通沪浙爱国力量，打破地域壁垒，构建稳定的民间救国平台，广泛动员工商、文教、乡绅阶层投身抗日事业。

其二，坚守“抗日与民主并举”的政治立场。在举国聚焦军事抵抗的浪潮中，他清醒警示：没有民权开放，便没有真正的全民抗战，反对借国难强化独裁。将民族解放与民主进步相结合，为他日后在国民参政会呼吁团结、参与民主运动埋下思想根基。

其三，秉持开放包容的反侵略统一战线。他既团结国内各派爱国力量，又支援韩国独立运动，跨越国界联合一切反抗日本军国主义的力量。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全面抗战拉开大幕。上海沦陷后，褚辅成辗转奔赴大后方，开启参政救国的新历程。

褚辅成在国难危局中所展现的家国担当、民主追求与博大胸襟，时至今日仍值得我们铭记与传承。

（褚辅成为九三学社主要创始人之一。来源：2026年09月17日《团结报》，作者王天松为九三学社中央社史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