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成就，经得起实践的检验。”
1991年10月18日中午，谭其骧和学生葛剑雄在电话里讨论了工作，两人约定，第二天还要在谭其骧家中见面。电话放下不久，谭其骧突然在餐桌上晕倒，被送往医院。此后，他无法再完整地说一句话，也无法再写下一个字。
1992年8月28日，被脑出血病情折磨多日的谭其骧逝世，享年82岁。
作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科的创始人之一，谭其骧的名字不算家喻户晓，他研究的领域也被视为“冷门”。但事实上，历史地理，是对当今地理地貌的古代溯源与分析，小到美食、方言、民俗、建筑，大到高铁修建、城市规划、防洪抗震，都与历史地理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早在20世纪30年代，谭其骧就开始深耕这一领域。新中国成立后，由他担任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历时数十年时间集体创作，描绘了中国各个朝代的疆域图，包含8册、20组图、304幅图、7万余个地名。这部巨著，被评价为“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界最有成绩的工作之一”。
2026年7月，作为谭其骧生前珍贵史料记录的《谭其骧日记》再版，其中收录了他亲历土改、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经历，以及与学界名家的交游，还有特殊时期的遭遇。谭其骧晚年，在他身边担任学术助理的复旦大学文科特聘资深教授葛剑雄，正是这本《谭其骧日记》的编者。
葛剑雄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谭其骧最让后辈敬佩的地方，便是能够将科学原理与中国的传统史料完美结合。“他的成就，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在他看来，他的老师，是一个“愿意为国家奉献”的人。
谭其骧晚年
投入“半辈子”的地图
葛剑雄对谭其骧日记的关注，始于40多年前。1981年5月，他第一次作为谭其骧的学术助手陪他外出开会，就发现他每天睡前要在笔记本上记日记。谭其骧对待日记相当认真，如果突然生病或有事，还会事后补记。他对葛剑雄说，自己记的都是些“流水账”，等去世后，可以给他看。
在谭其骧身边待了十几年，葛剑雄却从未看过这些日记的内容。后来，他计划着要为老师撰写一部传记，也征得了谭其骧的同意。为此，谭其骧还叮嘱他说，写传记要实事求是，不能因为我是老师，有些东西就不写。到了1992年，谭其骧去世后，葛剑雄征得谭其骧家人的同意，拿到了他所有的日记材料，通过这些记录，开始为他的传记做准备。
这些日记始于1946年9月，结束于1991年10月17日——谭其骧病倒的前一天。日记并不连贯，很多内容也早已损毁、遗失。早年，葛剑雄曾整理了日记中一些能够公开的日记内容，在《史学理论研究》杂志发表。1997年，他又将这些日记中1951年到1972年的部分内容进行汇编，隐去涉及隐私的事件和人名，交付出版。这就是如今人们读到的《谭其骧日记》的主要内容。
《谭其骧日记》 葛剑雄编
不够完整的日记，已经能勾勒出谭其骧人生中的一些重要节点。1955年2月11日，是他人生中尤为特别的一天。当天，谭其骧在日记本上写下了“自沪动身”四个字。他从复旦大学出发，登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领取一项重要的学术任务。而这个任务，直接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1954年秋，毛泽东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无意中和吴晗聊起了《资治通鉴》。当时，毛泽东感慨，自己读史书时，手头没有一本适用的历史地图，无法随时查阅书中古代地名在今天的位置。吴晗当即向他推荐了清末民初学者杨守敬编纂的《历代舆地图》。
不过，《历代舆地图》有三十多册，还是线装书，不便翻阅。于是，吴晗又建议，可以把《历代舆地图》加以改编，用现代的版式重新出版。这个建议征得了毛泽东的同意。很快，吴晗召集历史学家范文澜、尹达、翦伯赞，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等人，组成“重编改绘杨守敬《历代舆地图》改编委员会”。吴晗还想到了在复旦大学工作的老友谭其骧，很快，当时的高等教育部向复旦借调，让谭其骧前往北京，担任《历代舆地图》改编版的主编和具体执行人。
谭其骧确实是学界公认的杰出人才。20世纪30年代，他和老师顾颉刚共同创立《禹贡》半月刊，并协助建立禹贡学会。他也成为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奠基人之一。抗战期间和胜利后，他在位于大后方遵义的浙江大学就职，当时就曾试图自己绘制历史疆域图，但也半途搁浅。新中国成立后，地图出版社曾邀请谭其骧编绘历代疆域图，也未能成功执行。
接到任务的谭其骧虽然兴奋，却也感觉无比烦恼。制作一组完整的历代疆域图是他的梦想，但他也明白，这项工作所需的人力、物力和科学技术条件相当之高。很快，吴晗提出，改编版的《历代舆地图》最好一年内就能完工。但谭其骧一听就知道绝无可能，因为《历代舆地图》是清代地图，所用的“底图”还是18世纪的测绘资料，所绘的疆域和新中国疆域相距甚远，很多地名资料也早已发生错误，他不想让这样不精确的资料流传后世。
尽管面临压力，谭其骧还是直言不讳地建议，抛弃古代框架，用现代地图作为“底图”，重新编写。一开始，委员会并未同意这个建议。但在执行过程中，他们发现，按照原计划编绘，确实会出现谭其骧所说的问题和错误。此外，谭其骧还发现，他光是绘制一张西汉的郡国草图，都花费了几十天时间，还要核对地图上的无数信息，一年时间绝对不可能完成。
1956年，一年工作时间已到，绘图工作远远没有完成。1957年，他带着两位年轻学者回到复旦，并在上海本地增加人手，继续工作。1959年，委员会同意彻底抛弃《历代舆地图》的框架。7月，复旦历史系为此成立历史地理研究室，召集人才，力图争分夺秒完成这一国家任务。后来，这一计划逐步更名为《中国历史地图集》。
没人能想到，《中国历史地图集》是一项内容不断扩张的工作。随着工作展开，对古今边疆疆域的定义，对从古到今数万个古地名的一一考证，都成为绘图者必须研究的话题。1962年，经谭其骧提出建议，委员会开始召集全国高校和研究所的学者，划分地区和专题，编写地图。但由于要使用最新的当代地图，他们还要等待最新的地图测绘成果，边画边等。也是在1962年，谭其骧致信吴晗感叹：“‘底图’（当代地图信息）今年又搞不出来。”他还预计，《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出版不会早于1967年。
1966年，“文革”开始，谭其骧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已经完成大部分初稿的地图编绘彻底停工。1969年复工后，后续工作举步维艰。直到1973年，《中国历史地图集》成稿，1974年进行内部发行，到1978年，8册《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内部版本才最终出齐。
谭其骧与学生周振鹤、葛剑雄合照
天才学者
初次翻开《谭其骧日记》的人，会感到，这确实是一本“流水账”。日记的格式通常都是几月几号，和谁在一起，参与了什么活动，内容简洁精准，几乎没有长篇大论。偶尔，谭其骧也会透露一些业余生活。20世纪50年代在北京时，他爱吃美食，喜欢看戏。在1955年4月24日的日记中，他提到，他在北京鲜鱼口看周信芳的《乌龙院》和李玉茹的《拾玉镯》。看后，他忍不住在日记中“吐槽”：“周演此戏不合适。”
这样平实中略带幽默的表达，也是谭其骧真实性格的折射。作为一位历史研究者，他更擅长的，是对事件的记录、分析和评论，而非文学式的、浪漫感性的抒情。而这样的性格，也是他能成为一名历史地理学者的原因。
从出生开始，谭其骧就和地理结下不解之缘。1911年2月25日，谭其骧在沈阳皇姑屯火车站的站长宿舍里出生。他的家族是浙江嘉兴的一个书香门第，祖父谭日森是举人，父亲谭新润是秀才。科举废除后，父子二人一起赴日本留学，毕业后，学习铁道管理的谭新润应聘成为皇姑屯火车站的站长。
后来，因为谭新润生病，谭其骧全家又迁回了嘉兴。谭新润是留学生，教育思想比较开明，对于谭其骧的学业没有特别的要求。在这样的环境下，谭其骧自由发展，对古文、历史和新文学都有涉猎。而在火车站宿舍生活的经历，留给他一项特殊的家族遗传：记地名。小时候，他常和兄弟们玩“报地名”的游戏，看谁报得多。长大之后，很多人也惊叹他对地名“过目不忘”的本事。
1926年，15岁的谭其骧已经在嘉兴当地的中学就读高二，他聪明伶俐，课业常常能提前完成。同时，他的性格也相当叛逆，充满热血与激情。当时，五卅惨案刚刚过去一年，很多年轻人在进行反帝斗争，谭其骧不满自己所在高中的保守氛围，坚持退学。退学后，他考入上海大学，边读书边参与社会活动，还加入了共青团组织。
当时，谭其骧以为，自己会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但命运的大船却突然掉转了航线。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很多革命者被杀、被捕，上海大学被查封，谭其骧也短暂入狱。出狱后，他就和组织失去了联系。找不到出路的他只能重新考学，进入上海暨南大学，就读中文系。
在暨南大学，谭其骧依旧叛逆，他对喜欢的老师和课程全情投入，对不喜欢的老师直言不满。一开始，他和中文系主任夏丏尊成了忘年交，兴致勃勃参与新文学创作，但后来，中文系换了一位与他风格不合的老师，他就立刻转到了外文系。很快，他又转到了新开的历史社会系。那时他意识到，自己的形象思维能力有限，更擅长逻辑推理，这样的性格可能不适合搞文学，更适合研究历史。
在社会历史系，他从古代史老师程憬那里，接触到了顾颉刚的“疑古派”思想，也被社会人口学家潘光旦的课程深深吸引，很快完成了大学学业。1930年9月，他被燕京大学研究生院录取。来到北京，他第一件事就是拜访顾颉刚，并选修了他的中国上古史研究。就这样，鼓励年轻人放胆质疑的顾颉刚和喜欢挑战的谭其骧，一拍即合。
1931年，顾颉刚开《尚书》研究课程，谭其骧前去旁听。一次，顾颉刚讲到，《尚书·尧典》篇中提到，虞舜时“肇十有二州”，而西汉汉武帝时设置“十三刺史部”，其中十二部以“某州”为名，从此才有“十二州”的说法。听完后，谭其骧提出异议，认为“十二州”应该是东汉的制度而不是西汉。顾颉刚大为惊喜，鼓励他把口头表达变成文字探讨，两人就这个问题多次书信往来。后来，顾颉刚把两人的探讨四封信加附说，印成讲义。
这场讨论，激发了谭其骧对历史地理的终身兴趣。与顾颉刚通信的过程中，他也学会了规范研究的方法。晚年，在回顾这段经历时，谭其骧还对顾颉刚念念不忘。他提到，自己二十出头时，就能直言不讳地向大师提问，摸索出一个学术问题的答案，完全得益于顾颉刚的谦虚、气度和教诲。
此后，谭其骧在学术上如鱼得水。1932年，他提前半年完成了硕士论文《中国内地移民史·湖南篇》，还在亲人介绍下找到了北平图书馆的工作。因为解决了生计问题，他没有选择留洋深造。抗战前，在北平，他曾在辅仁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兼任讲师，业余时间淘书、看戏、下馆子，度过了一段惬意的时光。
学术之外的豁达宽容
在多年的交往中，葛剑雄感受到，学术之外的谭其骧，是一个相当随和、豁达的人。他性格独立，最害怕的是给别人添麻烦。晚年他身体变差，即使身边有保姆，也尽量不去麻烦对方。有一次，葛剑雄发现谭其骧总是睡得很晚，就问他原因。他说自己的手表停掉了，因为手不灵活，没法上发条，也不好意思问别人。于是，葛剑雄就帮他买了一块带指针的电子表，提醒他一年换一次电池。他很喜欢这块表，一直戴着。
对于学术，谭其骧敢于批评，爱“较真”，爱提新观点，但对人，他还是有一颗包容、仗义的心。抗战爆发之后，谭其骧辗转广州学海书院等地任职，1940年又受聘于浙江大学，在浙大贵州遵义校区任副教授。当时，他的学术助手吕东明是地下党员，谭其骧就曾为其打掩护。而当时，浙江大学史地系主任张其昀和谭其骧立场完全不同，但他们却能欣赏对方的学术能力，相处融洽。
新中国成立后，谭其骧加入了民主党派。1950年，浙江大学历史系取消，谭其骧转到复旦大学工作，当年加入九三学社，成为九三学社第一批社员。1952年秋，他被九三学社上海分社第三届理事会增选为委员。1952年12月，他参与了九三学社复旦大学支社的组建工作。这也是九三学社在上海的第一个基层组织。
因为学术成果的突出和《中国历史地图集》的重要性，在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之前，谭其骧幸运地保有了较高的社会地位。1963年1月28日，谭其骧以九三学社成员、复旦大学教授的身份出席“民主党派和知名人士座谈会”，周恩来在会上发表了鼓励知识分子的讲话。这是一个相当大的荣誉。1964年9月，谭其骧被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其后连任第四、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1983年6月28日，他以72岁高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78年之后，历尽艰辛完成《中国历史地图集》内部出版工作的谭其骧，身体日渐孱弱。当年2月，他突发脑血栓，半身不遂住进医院，从此行动不便。但他的研究生面试，部分课程和论文修改工作，都是在医院内完成的。作为谭其骧的第一批研究生，葛剑雄记得，有一次，他到上海龙华医院找谭其骧看论文，发现谭其骧头上扎着十几根银针。他吓了一跳，谭其骧却神色平静。
晚年，谭其骧继续对《中国历史地图集》公开版本进行修订，以及对全新的《国家历史地图集》进行规划。工作到半夜对他而言是家常便饭。过去，为国家“画地图”，影响了他个人的学术创作，导致有些年份，他的学术生涯出现空白，没有发表任何新的论文。此外，《中国历史地图集》在特殊时期也不能署名，直至20世纪80年代，他的身份才恢复。对这一切，他都毫无怨言。
比起一些学术大师琴瑟和鸣的夫妻关系，谭其骧的婚姻多了不少烦恼和琐碎。他和夫人李永藩相识两个月便结婚，婚后才发现性格严重不合。李永藩性格外向热情，却对学问没有兴趣，也不能理解谭其骧繁忙的学术工作，总因为家庭琐事与他吵闹。因为顾及儿女和家庭，他们没有离婚。
然而，经历了特殊年代，两个个性迥异的人，在艰难环境下反而学会了相濡以沫。在特殊时期里，李永藩泼辣的性格，成为谭其骧研究成果的保护伞。“文革”期间，只要有人来“抄家”，她会对对方说：“你们敢动？毛主席叫他画地图，要是影响了他画地图，你们担得了责任吗？”谭其骧家中的一些图书因此得以保留。谭其骧也曾提到，他的文章《元朝的水达达路和开元路》，索引就是李永藩帮忙做的。
1990年，谭其骧又一次中风入院，康复后，女儿谭德玮担心他的身体健康，多次劝他早睡。第二年，谭德玮又劝他早点住院，他并未执行，还说“我的时间不多了”。
1993年8月28日，谭其骧去世一年后，他的骨灰被撒入长江。这位花去一生时间，考证山川湖海、城市变迁的学者，最终也得偿所愿，将身体融入大海，与山河共存。
（谭其骧为九三学社社员，1950年加入九三学社。发于2026.9.21总第1253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谭其骧：画地图的人 记者：仇广宇 参考资料：《悠悠长水：谭其骧传》，2025年12月，广东人民出版社·万有引力出版，作者葛剑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