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8月24日，毛泽东、邓小平等接见参加北京科学讨论会的中外科学家代表。

1956年，中共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得到全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的热烈响应。在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回顾梳理中共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号召与九三学社响应号召的历史进程，对于今天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推动统一战线事业高质量发展，坚持和完善新型政党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中共中央吹响“向科学进军”的号角

1953年，在国民经济获得迅速恢复的基础上，我国开始进行有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随着“一五”计划建设项目的全面铺开，大批新建工厂的陆续投产，科学技术水平的落后和人才的缺乏同国家工业化建设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敏锐地发现提出和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性。

1955年11月23日，毛泽东召集书记处全体成员和中央有关方面负责人开会。毛泽东认为，“应该先在党内很好讨论，然后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会议决定：在一九五六年一月召开一次大型会议，全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同时，决定成立由周恩来负责的中共中央研究知识分子问题10人小组，下设办公室，进行会议筹备工作。

1955年11月下旬，周恩来邀请中国科学院、北京市部分大学等具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多的一些单位的有关人员座谈，进行调查研究，并详细了解北京市26所大学中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各方面情况。同时，他指导10人小组对有关材料进行分析研究并写出专题报告。这些工作为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奠定了基础。

1956年1月14日至2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代表中央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指出知识分子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一部分，强调“我们必须急起直追，力求尽可能迅速地扩大和提高我国的科学文化力量，而在不太长的时间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这是我们党和全国知识界、全国人民的一个伟大的战斗任务”。毛泽东在会上指出：“现在是要革技术的命，叫技术革命”，全党应该“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会议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并且提出关于制定科学发展规划的问题。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知识分子问题和发展科学技术问题作为全党上下密切关注的重大工作，首次被郑重地予以提出。

这次会议之后，周恩来、陈毅、聂荣臻、李富春等主持制定了《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确定了“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科学技术发展方针，提出57项重大科技任务和616个中心课题，全国迅速掀起“向科学进军”的热潮。1963年, 中共中央又制定了第二个科技发展长远规划， 即《十年科学规划》（1963-1974），提出“自力更生、迎头赶上”的方针，指出要“形成自己的配套的科学技术队伍”。

“向科学进军”号召的提出和后续科学发展规划的制定，为党领导科学研究工作探索了经验。党中央领导人挂帅，研究部署制定科学发展的蓝图，从国家层面集中一切可能的力量, 调动各种资源开展科学研究，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基础科学研究体系，加快了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在这一号召和相关科技政策的指引下，我国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相继研制成功原子弹、导弹、氢弹、核潜艇、人造卫星等国防尖端科技，并在人工合成牛胰岛素、提取新型抗疟药青蒿素、杂交水稻研究等领域取得突破性成就，提升了我国在世界上的科技地位，维护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此后国家科技政策的持续创新创造了根本条件。

九三学社对“向科学进军”号召的响应

中共中央“向科学进军”号召提出后，极大鼓舞了九三学社各级组织和社员。

时任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著名林学家梁希表示，“我是一个从事科学工作的人，听到周恩来主席政治报告中关于制定我国科学发展远景计划的方针，尤其使我得到鼓舞。”九三学社社员、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王竹溪表示，“在过去，我也做过一些工作，但是没有像今天这样，对中国科学发展的光明前途看得这样清楚。”

1956年2月，在中共中央“向科学进军”号召提出后不到一个月，九三学社便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社员代表大会。许德珩在大会所作的社务报告中明确呼应了中共中央“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指出，“要使我国的科学文化能够满足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并使我国科学文化在3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接近世界先进水平，这就是我们知识分子当前一项艰巨的任务，同时也是一项光荣的任务。”许德珩指出，九三学社今后的主要任务可以分为四个方面：一是充分贡献力量；二是不断提高觉悟；三是协调各方关系；四是培养进步分子。他特别强调，“鼓励老年科学家和青年科学家互相帮助，一同前进，这些都是今后社的重要工作。”梁希在大会闭幕会的讲话中，进一步“号召社的各级组织和全体社员，积极向科学进军，争取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末期使我国最急需的科学部门能够接近世界的先进水平。”

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九三学社还修改了社的章程，将章程中“吸收社员主要的对象为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医药卫生工作者的中上层分子”修改为“吸收社员的主要对象为科学、文化、教育、卫生工作者的中上层分子”，认为这样修改是“符合国家建设的要求，符合社的政治任务，符合社的目前情况的”。

第一次全国社员代表大会召开后，为更好贯彻中共中央“向科学进军”号召和科学文教政策，九三学社中央专门成立了科学文教工作委员会，由科学家茅以升任主任委员，周培源、董渭川、袁翰青、游国恩、黄汲清、陈明绍等科学家或学者任副主任委员。有条件的地方组织也陆续设立了科学文教工作委员会或工作组。这是九三学社首次设立这样的工作机构。这一工作机构成立后，密切联系社员和科学工作者，在协助社中央推动社员及所联系科学工作者提高业务水平、大力向科学进军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在发出“向科学进军”号召不久，中共中央提出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明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要继续存在、发挥作用，从根本上解决了民主党派的发展前途问题。九三学社积极发动各级组织及时推动社员认真学习并坚决执行党的统一战线和各项科学文教政策。1956年9月，九三学社中央发出《关于组织社员学习“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向科学进军”“百家争鸣”方针的通知》，要求“各地方基层组织应组织社员，结合‘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向科学进军’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政策，联系实际，进行深入的座谈”“至少讨论三四次，并可根据具体情况适当增加。”《九三社讯》开辟了“在科学文教战线上”的专栏，宣传介绍各地方组织和社员在“向科学进军”中取得的成绩。11月，九三学社中央、北京分社科学文教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支社联合举行茶会，欢迎新近回国在科学院工作的科学家，并座谈如何推进“向科学进军”。在响应“向科学进军”号召的过程中，九三学社多名社员光荣当选为先进生产者和先进工作者，杨钟健、张光斗、王应睐等13名社员当选为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的代表；30多名社员出席全国第一次职工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积极分子大会。九三学社中央专门为参加这两个大会的社员举办了欢迎会，并在社刊上介绍了他们的事迹。

除了积极宣传贯彻党的统一战线和科学文教政策外，九三学社也经常搜集、分析、研究社员的思想情况，如实反映社员和所联系科技工作者在工作中的意见和合理要求。比如，九三学社在调研和座谈的基础上，先后形成《目前工程技术人员的几个问题》《在贯彻对知识分子政策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向科学进军的经验和问题》等报告，提出工程技术人员迫切需要技术进修、学习国外科学技术及进口图书资料、保证业务时间等建议，为党和政府制定完善有关政策提供了有益参考。

1956年，梁希、潘菽、周培源、严济慈、茅以升等60多名九三学社社员，同国务院和中国科学院召集的全国科学家一道，参加了全国长期科学规划的编制工作，研究国家建设最急需的科学部门如何在十二年内赶上国际先进科学水平问题。在约半年时间里，他们初步提出50多项自然科学技术方面的重要任务，其中包括计算技术的研究、半导体的研究、电子学和无线电技术的研究以及自动控制和远距离操纵等，光荣地完成了任务。

此外，九三学社各地方组织也都开展了响应“向科学进军”号召的活动。比如，九三学社北京分社举办“社员科学著作展览会”，参展社员182人，展出作品1465件，有些展出作品如杨钟健、黄汲清、孙云铸、裴文中、周培源等同志的科学著作已经接近或达到世界水平。九三学社北京分社还和民盟北京市委会联合举办了一系列的学术报告会。九三学社上海分社举办了系统的科学讲座，介绍世界科学的最新成就，宣传我国科学的发展情况。重庆、南京、西安、青岛、天津等地分社也举办了报告会、座谈会，宣传学习我国科学远景计划的重要性与科学工作者的责任。

九三学社界别特色形成的重要渊源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中国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在这个关键节点，中共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号召，九三学社积极响应，反映了社会主义建设之初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之间的良好互动，体现了党对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科技事业发展的探索有了一个良好开端，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显著优势。

在多党合作的框架下，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核心，通过提出号召、制定科学发展规划等举措，有效整合了社会各方面力量，充分调动了各民主党派的积极性、主动性，使大家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国家科技事业发展。九三学社通过响应号召，推动各级组织和社员及所联系科技工作者紧密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充分发挥自身力量，不断提高业务水平，在新中国科技事业发展历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比如，“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有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陈芳允、程开甲等九三学社社员的卓越贡献；黄汲清、谢家荣为摘掉我国“贫油”帽子实现石油自给，提供重要理论支撑；王应睐、邹承鲁领衔首次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在人类揭开生命奥秘的道路上取得重要突破。

中共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号召，也对九三学社界别特色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与科技界联系密切，是九三学社的重要界别特色。但这一界别特色并不是一开始就确定了，而是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九三学社的前身民主科学座谈会是由重庆的一批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界学者于1944年底发起成立。在潘菽的介绍下，自然科学座谈会的成员如梁希、金善宝、涂长望等科学家陆续加入民主科学座谈会。因此，科学工作者在民主科学座谈会和后来成立的九三学社中占有相当的比例。但在这个时期，九三学社更加强调和突出的是其学术性，而并非科技特色。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中央明确提出各民主党派组织发展应有所分工的主张。1952年，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民主党派工作的决定，九三学社主要以“学术界的较上层的分子为发展对象”。在组织发展的具体工作中，九三学社主要强调，应“注意文教与科学工作者并重的原则”“尊重社的学术性的传统，在自己所联系的文教科学工作者中，注意吸收有社会影响的和有一定学术才能的中上层人士”。

1956年，九三学社在章程修改中，首次把组织发展对象中的科学工作者由第三调整到第一，从而在实际上改变了文教与科学工作者并重的原则，转向更加重视对科学工作者的联系和发展。1956年至1957年，九三学社大力加强组织发展工作，一大批科学工作者陆续加入九三学社。师昌绪、邹承鲁、黄昆、谢家麟、谢家荣、刘瑞玉、严东生、王德宝、徐采栋、张钰哲、汤定元、杨槱等科学家，都是在这一时期加入九三学社的。九三学社对组织发展对象的调整和这个阶段的组织大发展，既适应了党的科技政策，符合党和国家推进工业化建设的需求，同时也加强了自身队伍，进一步推动了自身界别特色的形成。（乔发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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