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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的烈士陵园往事


我的家乡在湖北省红安县,红安曾叫黄安,1930年被当时的红色政权改名红安。新中国建立后,1953年经当时的政务院正式改名为“红安县”。她是全国知名的将军县,从这里走出了200多位将军。每一位将军都有一部个人成长史、革命史,在200多位将军背后,还有许多可歌可泣、平凡而又伟大的烈士及其革命故事。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生活着许许多多平凡的家庭和平凡的人们,在历史的长河中,他们也许没有涟漪,没有浪花,却成就和汇入了历史的河流。

我在红安度过了童年时光。儿时的记忆里,我家的厅堂端端正正地摆放着一块方形的木牌,长约60厘米,宽约12厘米,整块牌子粉刷着红漆,正中用金水收写着“光荣烈属”四个红色的字,木牌右下方落款为“黄安县人民政府赠 一九五三年”。木牌并不大,也显得有些老旧、斑驳了,那四个大字也随着岁月的流逝失掉了金水的原色,但它始终是鲜红的。我问母亲,那几个字是什么意思,母亲文化不高,又忙于家务和照顾年幼的我和妹妹,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我又问了在武汉工作、一年才回两次红安的父亲,他似乎并不愿多说什么,只说那块木牌同我的曾祖父有关。

追寻先烈的足迹

家乡红安有一座烈士陵园,环境十分幽静,童年的我时常去陵园内独自安静地坐着,一坐便是大半天。孤独的童年也为我后来从事写作埋下了伏笔。12岁那年,我们全家搬迁到了省城武汉。临别之际,我又去拜谒了烈士陵园。陵园里陈列着许多遗像,在多数遗像面前我只是走马观花,但当我走到一位名叫“徐书宏”的烈士面前时,我的脚步再也无法往前挪移,心也狂跳着。后来,我一字一句地读他的介绍,才发现他竟是我的同乡,26岁时光荣就义,生前曾担任红军团政委。再看他的遗像,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他像极了我的祖父。

后来,我随全家人一起来到武汉,直到一年后重返红安县、重游烈士陵园,才想起始终有一个未解的谜团。父亲告诉我,我所见到的徐书宏,正是我的曾祖父。曾祖父是1930年牺牲的,那时,我的祖父年仅一岁。曾祖父生前没有留下一张照片,他的遗像也是依照我的祖父的容貌来画的。那天,我望着照片上的陌生而又熟悉的曾祖父,泪流满面。自那时起,一颗文学的种子便悄然种在了我的生命里。冥冥之中有一种使命,推动着我将湮没在历史尘埃中的曾祖父、祖父等长辈的故事记录下来。只有将他们写下来,他们便一直活着。

爱的守护

曾祖母带着一岁的祖父开始守寡,孤儿寡母的,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她将祖父培养成才,没有父爱的祖父,同祖母结婚后,生下我的伯父和父亲,父亲不足10岁,祖父便和祖母离了婚。我在一个老式的木柜里见过一张手写的白纸黑字的离婚证书。8岁便同祖母一起生活的父亲,同样缺少父爱,他同我的母亲结婚后,生下我们三姊妹,我是老二。父爱一直是我们徐家四代人最缺乏的东西,这是历史造成的遗憾。所幸我有一支笔,可以将这些历史变成文字,弥补生命中的一些缺憾。

父亲是恢复高考后,从我的老家红安县觅儿寺镇考出来的第一位大学生,念的是某师范大学中文系,也是一位中共党员。他念完初中后就辍了学,在广阔天地里摸爬滚打了十年,县里多个水利设施建设留下了他的足迹和汗水,村里百十亩地都有他劳作的身影。他还短暂当过代课老师、赤脚医生。我出生不久,他便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父亲后来告诉我,他们班上的同学年龄参差不齐,最大的30多岁,最小的不到18岁,父亲就是那个年纪偏大的。父亲去武汉读书、工作时,母亲便带着我们在觅儿寺镇生活,后来又照顾中风的祖母,直到我12岁时,全家人才团聚。因此而造成了父女感情的疏离,萦绕了我终生。直到我开始写作后,才渐渐理解父亲的不易,也懂得了他为什么不愿意提起祖父和曾祖父。

我有幸成为一名作家后,父亲将我看成他的骄傲,向所有的亲朋展示我出版的书,也主动同我交流,我才因此得知曾祖父的故事,这距离我第一次知晓曾祖父已经过去20年了。

历史的传承

红安人董必武创办了武汉中学,在学校宣传马列主义思想,培养许多青年才俊,我的曾祖父徐书宏正是武汉中学的学生。曾祖父是个奇人。他出生于1904年,长得一表人才,不仅文采斐然,而且身手了得。1927年底参加了著名的黄麻起义后,随起义队伍转战黄陂木兰山,当时撤退木兰山的队伍号称“红七军”。曾祖父的职务是红军团政委。老家黄安县觅儿寺镇离木兰山距离不过30公里。次年初,驻扎黄安的当时国民党保安团派人到曾祖父的驻地侦察,得知曾祖父因眼疾未随部队一起同行,便派出大批保安团对他围追堵截,因眼疾影响了他的行动,他被保安团团团围困,眼看无法脱身,他机智地撒下一大把现大洋,起先那些士兵纷纷哄抢地上的钱,为他留出了一些脱逃的时间,后来保安团长官鸣枪命令士兵不许抢钱,曾祖父才被抓捕。曾祖父被押解到八里湾当时的保安团一个营部驻地,营长见他是一个青年才俊,不忍对他下手并反复威逼利诱。曾祖父英勇不屈,慷慨赴死。他牺牲后,那帮匪徒甚至想把他的头颅挂在城头示众,这位营长极力阻挠,他们才未能得逞。父亲讲述这些故事的时候,语气是平静的,而我却再一次泪流满面。

我的祖父也是一位党员,1957年他作为湖北省的十个代表之一,前往北京参加中央手工业干部培训学校,他本该有大好的前程,后来由于历史的原因,他的命运骤转直下。关于他的事,我知道得不多,父亲也不愿多说,祖父的事,便成为又一个谜团。

父亲1981年参加工作,一进单位,便用娟秀的字体、一笔一画工整地写下三千多字的“入党申请书”,受祖父成分的影响,直到5年后才获得批准,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事隔40年,当我手捧父亲字帖般的“入党申请书”复印件时,百感交集。

这些历史,不是虚实掺半的小说,而是发生在我祖辈身上活生生的事实。这段历史不偏不倚地落在我身上,沉甸甸的。我曾去烈士陵园的曾祖父墓前拜祭,我知道,这只是一座空空的坟墓,它甚至不是一个衣冠冢。曾祖父一直活在这里,他是一位光荣的革命先驱。

作为一名政协委员,作为一名光荣的九三人,作为一名作家,我有责任牢记自己的使命,做一个大写的人,用手中的拙笔,记录下这段红色历史,书写新征程上有筋骨、有温度的故事。

(本文作者徐向群系南宁市政协常务委员,九三学社南宁市青秀区委主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