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新长征”。这次“长征”比第一次长征任务更加艰巨和复杂，时间更加漫长，迄今还在继续。要成功地走好这次“新长征”，不仅要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还必须有能够顺利达到预期目标的周密的行动路线图。

长征之路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改革之河”的石头是一脚一脚探出来的。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有着自己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改革开放阶段论”，其大体经历了4个大的阶段：

第一阶段是1978年12月至1984年9月，即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到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前夕，这是改革的起步阶段。其间，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有企业进行了扩大自主权试点和第一、第二步利改税；实行了基本建设资金的“拨改贷”；建立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开放了14个沿海城市。在经济发展方面提出了“两步走”的战略方针，即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20世纪末，前1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基本解决人民温饱问题；后10年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农村改革的巨大成功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和国民基石，而国有企业扩大自主权试点则为下一步改革的重点破题开辟出新的战场。

第二阶段是1984年10月至1992年1月，即从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到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前夕，这是改革的全面展开阶段。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立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7年中共十三大提出了“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改革的重点从农村全面转向城市，提出增强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的活力；发挥中心城市作用，开放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洲地带，建立了海南经济特区和浦东开发区；乡镇企业突飞猛进地发展起来。“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阶段性突破，也是这一阶段改革成功的理论支柱。

第三阶段是1992年2月至2003年10月，即从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到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是改革的制度创新阶段，其基本内容是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前进。1992年春，邓小平视察中国南方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明确指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第一次明确提出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规划和20世纪9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的行动纲领。改革的重点是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进行宏观体制和外汇、外贸体制改革；加大对外开放的步伐，加入WTO；加快住房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步伐；推进“依法治国”和“科教兴国”战略。1997年中共十五大正式提出和阐述了邓小平理论，确立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2002年中共十六大提出和论述了小康社会建设的历史任务，提出了“毫不动摇地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突破，这也使我国的制度创新达到了一个新的理论高度和实践高度。

第四阶段是从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至今，以及今后10年至15年，这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攻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宏伟历史阶段。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任务，进一步提出了“改革攻坚”的战略任务和“科学发展观”的基本思想。2006年10月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向整个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全面推进。200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大，高度肯定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意义，进一步系统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和科学发展观，对中国改革30年的思想理论、改革发展战略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出系统总结。

从改革的进程来看，是从农村走向城市；从改革的程度来看，是从简单走向复杂；从改革的方式来看，则有三种情况：一是自下而上的改革，二是自上而下的改革，三是上下结合的改革。

——自下而上的农村改革。农村的改革自然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起点，而且是典型的自下而上的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是在“地下”“秘密”进行，地方组织对此开始是处于或担惊受怕，或限制，或睁只眼闭只眼，或等待之中，直到中共中央、国务院肯定和支持，才形成星火燎原之势。所有制改革特别是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也是典型的自下而上进行的。非公有制经济具有一种顽强的、自发成长的生命力，它在我国走了一条开始时被限制，后来逐步放开，然后大发展的“无心插柳柳成荫”的道路，现已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生力军。

——自上而下的改革开放。如果把开放也作为改革的一项基本内容，那么，这种改革的基本方式，则是“自上而下”进行的。无论是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的设立，还是中国加入WTO的谈判，都是先由中央政府作出决定，然后再从上到下贯彻实施的，而对外开放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又会转化成微观层面改革发展的驱动力。政府审批制度的改革就是典型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因为如果没有政府的决定，谁也没有权力取消某些阻碍经济发展的审批制度。对这种改革原有的计划经济旧体制、建立市场经济新体制的“过渡型症状”或“过渡性新体制”的不断产生和不断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特点。

——上下结合的城市国企改革。作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中心任务的国有企业改革，是典型的上下结合式的改革。职工希望通过国企改革提高工资和奖金水平，地方政府希望通过国企改革增加地方财政收入，中央政府则希望通过国企改革全面提高国企效率，从而提高综合国力，提高职工生活水平，充分体现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实现社会稳定。上上下下都具有改革的积极性，上上下下都在推进国企改革。

国企改革的举措，既有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的，也有地方政府出台的，还有企业自己制定的。改革的成果，也是由三方分享。

任何革命和战争的路线图都不会是一组平行的直线，而是纵横交错的布局线，改革也是一样。改革的发展阶段与改革的操作方式组成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整体的路线图。如果我们对过去30年的改革进行一个全面的回顾和深刻的透视，那么，改革的脉络、轮廓及其规律性，就会清晰地展示在我们的面前。（作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总编辑邹东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