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周期，又称“商情周期”、“商业周期”。英国通常称之为“贸易周期”，日本则称为“景气循环”。指国民经济运行呈现的一起一落、扩张与收缩不断交替的周期性波动。宏观调控从狭义上看，指的是从总体总量方面对经济运行过程的调节和控制；从广义方面看，凡是政府对经济运行过程的影响，都可以归入宏观调控，既包括总量关系调节控制，又包括产业结构调整方面的政策，还包括对经济运行的调节。如果从划分政府职能角度看，从狭义方面定义宏观调控比较合理。总体、总量方面的调节控制，主要是稳定经济运行中的总量关系，从而稳定通货和物价总水平，进而减小经济增长的波动幅度，其基本目标是保证经济稳定增长。由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模式、体制机制模式都在不断变化之中，因此经济运行与宏观调控的特点也在不断变化之中，对二者之间关系的分析主要是实证性而不是规范性的。总的结论是：我国经济增长周期性波动的幅度在不断减小，宏观调控的方式不断完善，水平不断提高，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稳定增长不可缺少的条件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基本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经历了4次周期性波动。与改革开放前的经济周期波动比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有几个明显的特点：

第一，波动幅度不同。改革前的5个周期，除第1个周期振幅（周期内经济增长率上下波动的离差）为9.9个百分点以外，其余均在10个百分点以上。其中第2个周期的振幅高达48.6个百分点。改革后的4个周期，除1982－1990年（第2个周期）振幅高于10个百分点（11.4个百分点）以外，其余均小于10个百分点（总体看呈现不断缩小的态势，其中第4个周期尚未结束，无法计算其振幅，但从目前的经济运行态势和宏观调控取向看，预计振幅不大）。

第二，波动的高度（周期内波峰年份的经济增长率）不同。改革前5个周期波动的平均高度为16.5%，改革后为13.7%，下降了2.8个百分点。

第三，波动的深度（指每个周期内波谷年份的经济增长率）不同。改革前5个周期波动的平均深度为-5.1%，改革后平均为5.53%（不包括尚未结束的第4个周期），上升了10.63个百分点。表明我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性质已经由古典型（周期内出现负增长）转为增长型（周期内没有负增长）。

第四，波动的平均位势（周期内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不同。改革前5个周期波动的平均位势为5.9%，改革后为9.6%，上升了3.7个百分点，表明中长期的经济增长水平明显提高。

第五，波动的扩张长度（周期内扩张期的长度）不同。改革前5个周期的扩张长度平均为1.8年，改革后平均为2.8年，特别从第8和第9个周期看，出现明显延长的趋势，表明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明显增强。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周期性波动和宏观调控的简要回顾

（一）1978-1990年间的经济波动和宏观调控。这一时期主要是供不应求，宏观经济的突出矛盾是社会总需求扩张速度快于社会总供给的增长能力，出现了投资和消费的双缺口，引起物价总水平的较快上升，产生了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背景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城市职工工资调整和部分奖金放开，货币收入增长过快，引进项目需要大量配套资金等迅速扩大了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形成较大缺口，进而引起价格全面上涨。1984－1988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0.9%，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21.2%，相对于比较薄弱的供给基础，物价必然出现较大幅度上涨。社会商品零售物价总指数，1988年上涨18.5%，1989年上涨17.8%。供不应求的巨大缺口，还导致进口迅速增长，国家外汇结存由1984年8月份的124亿美元，迅速降低到1985年末的24亿美元，不足支付一个月的进口额。

宏观调控的主要措施是：第一，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提出不采取急刹车的办法，分散在两年多的时间内逐步完成。采取的主要措施包括：控制基本建设投资规模、控制银行贷款规模、控制自筹投资、要求银行严格按照国家计划发放基建贷款、加强对新开工项目的管理等。第二，控制消费基金增长。主要措施包括：控制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水平，从而控制农民收入的增长、控制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增长、对国营企业严格执行征收奖金税和工资调节税的办法、对集体企业也开征奖金税等。第三，增加生产和供给。主要包括支持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调整生产结构、提高出口创汇能力等。

1988年以后，针对巨大消费和投资需求最终引起了物价全面、较大幅度上涨局面，宏观调控采取了严厉而全面的紧缩措施。中央决定，从1989年第4季度开始对经济进行治理整顿。1989年9月，国家计委提出了3年治理整顿和改革的主要目标和政策措施。提出要抓住四个关键环节：一是继续压缩社会总需求，解决国民收入超分配问题。二是在压缩总需求的前提下，大力调整结构，逐步扭转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状况，保持国民经济适度增长和必要的后劲；三是整顿经济秩序，克服生产、建设、流通、分配领域中的严重混乱现象；四是动员群众，开展反对铺张浪费、全面厉行节约的运动，使各方面的经济效益明显提高。现在看来，在1988年8月之前对总供求矛盾和通货膨胀迅速发展的态势缺少预见性，在此之后采取的控制措施相对滞后，而且比较严厉，导致投资规模出现较大幅度下降，引起了经济比较大的波动。1989年投资增长率为－8%，比上年降低31个百分点；1990年经济增长率比上年回落7．8个百分点。

（二）1991-1997年的经济波动和宏观调控。邓小平南方谈话有力地调动了各方面加快改革开放和加快经济发展的积极性；改革的推进，进一步强化了市场作用，增强了微观主体的活力。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1992年第二季度起，中国经济开始快速升温。到1993年初，开始表现出经济过热的问题。特别是在市场化改革推进过程中，一些新的规则未能及时建立，基于各种利益驱动的房地产开发、金融创新活动等总体处于一种无序状态，造成了大量风险隐患，并直接推动了经济过快升温。“房地产热”、“开发区热”愈演愈烈，大量的乱集资、乱拆借，造成金融秩序混乱。社会总供求严重失衡，投资规模失控，通货膨胀压力加大，宏观经济环境不稳。1993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3.5%,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61.8%。

宏观调控的主要措施是：坚持执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根据经济运行的情况，进行适时、适度的微调;支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有市场、有效益的生产建设和出口;在制定和执行宏观经济政策中，综合运用计划、财政、金融的功能，重点是金融手段;从整顿金融秩序入手，采取“堵邪门、开正门”的措施，规范融资渠道，调整资金投向；加强金融立法，完善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实行政策性金融与经营性金融分离，以及有计划地放开金融等措施;注意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在适度控制需求的同时，强调增加有效供给;包括重点加强农业，集中资金保农产品收购，稳定农村基本政策，增加农业投入，特别是两次较大幅度地提高粮食收购价格，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继续支持产品有销路、有效益企业的流动资金和重点建设资金需要，改善投资和生产结构;在控制投资总规模时，继续支持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总体看来，宏观调控没有采取激烈的行政手段和全面的紧缩政策，主要是有针对性的调控。

在加强宏观调控的同时，还特别注意依靠和运用改革的举措为经济注入活力。1993年11月，中共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对实施十四大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制定了实施框架。1994年陆续推出了计划、财政、税收、金融、外汇、外贸、价格、投资等一系列改革。这些改革进一步增强了市场的调节作用，增强了经济发展的活力，对保持有效益的增长发挥了积极作用。另一方面，这些改革也使宏观经济管理体系进一步向间接调控的方向转变。指令性计划大幅度减少，并逐步成为计划的主要形式。商品价格主要由市场决定，初步形成了市场调节基础上的宏观调控体系。这样就从根本上改变了调控的方式，提高了调控的效果。

此次反周期宏观调控的水平明显提高，政策紧缩的力度比较适当，使该周期内的经济波动幅度明显减小，周期持续的时间延长。在适度控制需求，努力增加供给的综合调控措施下，1997年的经济增长率仍然达到了8.8%，而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涨幅已经由1994年的21.7%回落到0.8%，出现了高增长与低通胀并存的良好态势，成功实现了“软着陆”的宏观调控目标。

（三）1998－2000年的经济波动和宏观调控。在全面引入市场机制以后，经过20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我国社会生产力有了巨大发展，短缺经济基本消失，代之以初步的买方市场。在这样背景下，有效需求不足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特别是1997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使我国的外部需求进一步受到抑制，供大于求的矛盾更加突出。针对这一形势，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是扩大内需，同时努力保持出口的增长。

1998年，中央政府决定采取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发10年期建设国债1000亿元，银行配套1000亿元贷款，用于基础设施建设。1999年，中央政府决定继续扩大建设国债发行，在1998年的基数上增发500亿元国债，发行规模达到1500亿元。同时，扩大需求的范围拓展到消费和出口方面，呈现出三项需求并重的特点。在继续增发国债，扩大政府直接投资的同时，采取增加公职人员工资，提高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失业救济金和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费，调整离退休人员的待遇，补发拖欠的离退休金等措施增加城镇居民收入；恢复征收利息所得税，调节居民收入分配结构。通过以上措施努力扩大居民消费。与此同时，提高纺织、服装和煤炭等商品的出口退税率，使我国出口商品综合退税率从12．56%提高到15%左右，努力促进出口增长。

在扩大内需政策作用下，进入2000年以后，经济增长出现了回升迹象。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8%，增速比上年加快0.9个百分点。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4262亿元，比上年增长86.2%。

（四）2001年以来的经济波动和宏观调控。2001年开始，我国经济进入了新一轮增长周期，从经济周期的角度看，进入了周期的上升阶段。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局部过热的苗头和一系列不稳定不健康因素。主要是投资需求过大、货币信贷投放过多和外贸顺差过大等三过问题，引起煤电油运供应紧张，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的苗头时时威胁着宏观经济的稳定，商品价格、住房、股票等资产价格涨幅不断提高，总量过热的风险不断增大。

为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防止大起大落，国家采取了加强宏观调控的决策和部署。从2003年下半年开始，中央政府采取了有针对性的宏观调控措施。调控的重点一是地方政府的土地开发和批租；二是银行系统的资金供给。既调控这些要素供给的总量，也调控其投向（明确了控制发展的行业）。由于对非典冲击经济后果的担心，2003年的调控力度比较温和，而且主要运用经济手段（例如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进行。到2004年一季度，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些方面投资过热苗头明显，影响经济和社会稳定的问题比较突出。针对形势的变化，中央政府果断加大调控力度，在进一步强化经济手段调控的同时（两次提高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并实行差别准备金率制度），开始动用必要的行政措施（冻结土地审批一年，要求地方与中央保持一致，对国有商业银行贷款进行直接审查，对投资项目进行全面清查等）。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并辅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对部分行业投资进行直接管理，有效控制了土地和资金等关键要素的供给，抑制了地方政府的经济扩张冲动，减缓了低成本条件下的结构变化烈度，缓解了信贷、投资增长过猛，以及土地开发和城市发展对部分居民利益侵害较多，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加大了对农业、能源运输等基础产业的支持力度，在市场需求和政策的共同作用下，加快这些产业的发展，经济的薄弱环节得到加强。此外，还加快了规划内的铁路、电力、大型煤炭基地建设。经过这些工作，有效抑制了暴露出来的问题，继续保持了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势头。

2005年以后，宏观调控措施的针对性和时效性进一步增强，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全面分析经济形势的基础上，提出要更加注重保持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更加注重把握好宏观调控的重点和力度，更加注重增强宏观调控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注意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更多地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要求继续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加强各项宏观经济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坚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原则，综合运用财税、货币、土地供给等政策手段，有效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在控制投资反弹的同时，重点稳定房地产价格、控制房地产投资重新过热；化解外贸顺差扩大带来的贸易争端；与此同时，着力进行改革攻坚，在农村税费改革、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股权分置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等方面都迈出了重大步伐，并取得显著成效。这些改革对解决经济增长的体制机制弊端，推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协调性，都有长远和基础性作用。

宏观调控的主要成效是：第一，经济增长水平提高。2003年-2007年，经济年均增长率达到10.8%。第二，经济增长稳定性较高。我国历史上，经济增长率超过10%以后，增长率快速提高的特点比较明显。2003年以来，面对经济增长潜能明显提高，各方面加快发展的热情空前高涨的局面，通过宏观调控的正确引导，经济增长总体保持了平稳快速增长的态势。2003-2007年，在快速增长区间经济增长率累计提高不到2个百分点。第三，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位次5年内连升两位居于第四位。200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12万亿元，2007年达到24.9万亿元，年平均增加2.58万亿元。2005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连超法国和英国，在世界上的位次也由第六位跃居第四位。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份额由2002年的4.4%提高到2006年的5.5%。第四，人均国民总收入2006年达到2010美元，在世界的位次由2002年的第132位上升到第129位。随着2007年经济的快速增长，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又明显增加，五年间翻了一番多。第五，粮食产量连续4年增产。2004年粮食生产出现重要转机，全年粮食总产量达9389亿斤，扭转了1999年后连续下降的局面，出现了恢复增长。此后连续三年增产，实现了1985年以来的首次连续四年增产。2007年粮食总产量达到10030亿斤，成为历史上第四个高产年。第六，主要工业产品产量位居世界前列。2007年生产原煤25.4亿吨、粗钢4.9亿吨、水泥13.6亿吨、家用电冰箱4397万台、彩色电视机8433万台、移动通信手持机54858万台、微型电子计算机12073万台、汽车889万辆，分别比2002年增长74.3%、195.5%、87.6%、175.0%、63.6%、351.7%、725.0%和173.5%。第七，经济总量大体平衡，物价基本稳定。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中，通过稳定需求，促进供给特别是基础产品供给增长，保持了经济总量关系的大体平衡，实现了物价的基本稳定。2003－2006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累计上涨8.65%，年均上涨2.1%。2007年居民消费价格涨幅达到4.8%，虽然明显提高，但从历史回顾看，仍然属于较低水平（1978－2002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累计上涨433.5%，年均上涨6.3%）。第八，节能减排成效逐步显现。2006年，单位GDP能耗开始由升转降；主要污染物排放增幅降低；2007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上年下降3.27%，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排放总量近年来首次出现双下降，比上年分别下降3.14%和4.66%。表明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逐步得到控制，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增强。

总体看，我国宏观调控方式不断完善，水平不断提高，正在与市场机制的作用更好结合起来，成为稳定经济增长，减小波动幅度的重要保障。

2007年下半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了价格涨幅较快攀升，房市股市交互推动、持续升温，经济增长高位趋升的情况，对宏观经济稳定形成较大威胁。针对这些问题，2007年12月份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应该看到，进入2008年以来，这些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与此同时，美国次贷危机的连锁影响较快扩大，世界金融市场震荡加剧，国际原油价格高企；国内股市、房市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雨雪冰冻和地震灾害对经济的影响还需要继续观察。这些因素大多是起降低经济增长速度的作用。在控制需求，防止经济增速攀升的同时，也要密切跟踪分析这些新情况新问题，审时度势，从实际出发，及时灵活地采取相应对策，正确把握宏观调控的节奏、重点和力度，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避免出现大的起落。（作者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张立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