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华民族的一段崭新历史。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造就亿万中国人民福祉的伟大制度创新。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样一些根本性的课题，改革开放30年来的探索，在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取得了意义深远的辉煌成果。30年来，我们认准了“发展是硬道理”，无论国际环境怎么复杂多变，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改革开放稳步推进，生产力大幅提升，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综合国力大为增强，创造出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断巩固与发展，中国民主同盟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1949年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八个民主党派参加的多党合作格局开始形成。1956年，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八字方针，展示了执政党的胸怀。但是，在其后的历史进程中，多党合作开始经历曲折与考验。特别是“文革”10年，使多党合作制度遭受严重挫折，民主党派工作被迫停顿。1978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挽狂澜于既倒，开历史以新篇，改革开放带来了民族复兴的春天。

1979年，在百废待兴的局面下，邓小平同志在《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中表示:“我们热诚地希望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都以主人翁的态度，关心国家大事，热心社会主义事业，就国家的大政方针和各方面的工作，勇敢地、负责地发表意见，提出建议和批评，做我们党的诤友，共同把国家的事情办好。”小平同志的态度之诚，期望之殷，至今仍然激励着我们。

1982年1月，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提出中共与民主党派“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同年9月，中共十二大把“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并提，融为中共与民主党派合作的十六字方针；1989年，中共发布14号文件，明确民主党派在我国国家政权中的参政党地位；1993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载入宪法，上升为国家意志；2005年，中共发布5号文件，推动多党合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2007年，《中国政党制度白皮书》的发表，不仅有助于国际社会对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认识和了解，也标志着中华民族向人类文明进程提供了民主政治建设方面独特的思想和制度资源。中国民主同盟也随着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不断进步进入了最好的发展时期。

我们的自身队伍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盟员人数从1979年9月的23921人增长为现在的191711人，市县级组织从123个相应发展到433个，基层组织从609个增加到7300多个。民盟九届四次中常会提出“人才兴盟，人才强盟”战略以来，盟的组织发展更趋健康有序，结构合理。据今年6月底统计，新发展盟员平均年龄为37岁，全盟盟员平均年龄为55岁；教育、文化、科技医卫为主的重点界别保持在较高比例，共有盟员159879人，占83.4％；新盟员的学历、职称等层次进一步提高，2007年的新盟员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占97.5％，全盟高级职称比例为44.8％。同时，我们的思想建设、制度建设等工作持之以恒，不断加强，全盟同志保持着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良好的精神风貌和勤奋的工作状态。多年来，我们认真搞好政治交接并致力于建立长效机制，为参政能力的不断提高提供了坚实、稳固的基础。

在这个基础上，全盟为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职能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例如:改革开放初期盟中央关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系列调研和建议，以及提出教育的目的是提高国民素质，并坚持二十多年的素质教育建言；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发展乡镇企业和小城镇的系列调研；80年代后期进行的黄河上游和攀西地区调研和西部开发的建议；90年代初期关于建立长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区的构想、关于设立环渤海经济开发区的建议等等，都是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范例。在较早提出必须建立义务教育的政府财政投入保障机制后，进入本世纪初，我们继续提出国家应全面统筹义务教育经费、“建立农村贫困儿童义务教育保障机制”、“促进农村义务教育发展”、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保障机制等系列建议，并针对我国高等教育已由精英教育发展到大众教育阶段的现实，及时提出了发展高等教育要注重教学质量的建议。此外，我们对环境、资源、生态问题的关注和调研，对发展生物技术产业战略的关注和建议，对海岛管理和海洋经济问题的关注和研讨，对灾害应急和社会管理问题的关注和系列论坛，对海峡两岸和港澳地区大学校长联谊活动的连续举办等等，都对进行国是协商、实行民主决策、促进科学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我们的社会服务工作也得到了广泛的社会认可与称道。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就发挥自身优势，应和社会需要，创办多学科学术讲座，面向社会提供智力服务活动，产生了广泛影响，引发了知识界的共鸣。后来，社会服务领域不断拓展，我们与地方党委、政府合作，先后参与了甘肃定西、四川遂宁、贵州毕节、广西百色、河北广宗等地的智力扶贫工作，为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贡献。进入新时期，全盟把支边扶贫工作及时转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轨道上来，并注意在具体工作中突出政党属性，强化示范意义。我们还尽力推动整个社会关注农村、关注义务教育、关注弱势群体，做出切实的探索。例如，在传统的支教、教育扶贫等工作的基础上全面启动“民盟农村教育烛光行动”，帮助加强农村教师建设，以促进农村教育质量的提高。我们继续在全盟推进“帮教”工作，围绕和谐社会建设，打造社会服务工作的新品牌。部分地方盟组织探索在城市社区开展社会服务工作，具有前瞻性和重要意义。

说到前瞻性，民盟的前辈人物费孝通教授的思想给我印象非常深刻。1999年，他在第四次访问温州的时候，谈到“中国的回旋余地”问题。他认为，国际经济发展变数很多，其中隐藏着风险，中国要考虑回旋余地问题。我们地方大，人口多，回旋余地还是在国内。要想办法让农民真正增加收入。他们有钱了，市场就大了。国内市场起来了，外边有变化，我们就不怕。为此，费老甚至计算出每个农民换一件衬衫会形成的市场份额，用来说明问题。想想费老的话，看看今天的情况，内心由衷佩服他的先见之明。前辈留给我们以非常宝贵的财富，作为后来者，继承之发扬之责无旁贷。

民盟事业30年来的长足发展，凝聚着几代领导人的追求与心血，汇合了全盟同志的热诚与智慧。我们牢记着、落实着小平同志的殷切期望和嘱托，围绕国家发展的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的题目，做执政党的诤友，为共同办好国家的事情而出主意、想办法，做好事、做实事。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为我们铺展开履行职能、发挥作用的广阔舞台。全盟同志的集体成就，证明我们无愧于这个伟大时代。在这样一个继往开来的庄严时刻，作为民盟中央主席，我要向带领我们经历改革开放30年风雨的民盟历届前辈领导人致以庄严的敬礼！向全力参与改革开放30年进程的民盟全体同志致以崇高的敬意！

30年的发展实践，日益充分地显示出我国多党合作制度对维护政治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的巨大优越性。展望未来，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民族复兴正在为多党合作和民盟的事业揭开新的一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要求我们参政党有更大作为。中国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建设将迎来更加波澜壮阔的局面。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全盟同志正信心百倍、意气风发地开始新的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