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后，我们年过花甲以上的同志都经历了将近两个截然不同而又难以忘怀的三十年。

俗云：“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冥冥中似有一定规律。

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周年，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反思一下改革的路子，总结经验教训，无疑是有好处的。缅怀过去，展望未来，如何进一步解放思想、巩固和发展改革成果，是历史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

对比建国以后的两个三十年，无论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和人民生活水平等各个方面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前三十年闭关自锁，后三十年开放搞活，瑕瑜互见，二者是难以同日而语的。

三十年来在摸着石头过河和逐步树立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我国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创造了GDP年均增长超过8%的世界奇迹，近几年来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辉煌成就，举世瞩目。

三句话不离本行，前后两个三十年，我切身感受最深的莫过于汽车和高速公路，以下用数据对比来加以说明，请见表1。

表1  我国的民用汽车产量和保有量 

前三十年我国的汽车工业从无到有，上世纪50年代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建成投产，改变了我国不能生产汽车的历史，但由于三天两头搞运动，把汽车工业折腾得够呛，到1978年民用汽车总产量也不过15万辆，而且主要是货车，有所谓“解放牌一统天下，二十多年一贯制”，以手工方式生产的“红旗”、“上海”、“东风”等牌号的轿车只有2600多辆，所以总保有量才140多万辆。

改革开放以后，国门大开，后三十年我国汽车从此获得了蓬勃发展的生机，仅仅三十年时间，总产量和总保有量以及千人平均数都分别增加了几十倍，当然发展得最快的还是新世纪以来的这几年。

由于汽车工业的蓬勃发展，环顾各发达国家几乎无一例外的是铁路衰退，高速公路勃起，在交通部的极力争取后得到国家的大力支持，上世纪80年代末我国才开始兴建高速公路。

1990年10月应交通部的邀请，到大连参加JT6120新型客车国家级评审会，就在沈—大高速公路（全长380公里）上试车，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当时全国总共才只有522公里高速公路，其它100多公里在华东地区。

经过近十年时间的艰苦奋战，1999年全国高速公路总里程总算破了“万公里大关”达到11900公里，平均每年新修1千多公里，在当时已经感到很不错了。

想不到，跨入新世纪以后，竟然出现了“超高速”修建高速公路的奇迹，2007年底就突破了53600公里（当年就修了8059公里），与1999年相比，仅八年时间就翻了两番多，现在我国的高速公路里程数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

“要想富，多修路”，汽车工业和高速公路的崛起，保证了我国交通大动脉的畅通，改革开放如虎添翼，提前实现了小康社会的到来，这是我们每个人都亲身感受得到的。

正因为我国经济长期稳定的增长，外汇储备居世界首位，抗压能力很强，底气很足，所以，温家宝总理在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面前，毫不慌乱、充满自信，他在前不久访美时忠告美国金融家“信心比黄金更重要”，在最近天津达沃斯经济论坛上对全球经济学家、企业家反复表示“对中国经济充满信心”，他这个表态被西方媒体一致认为是当今各经济强国首领们谁也不敢说的话。

以上是以改革开放之年作为分界线，前后两个三十年的纵向对比，的确是很令人欢欣鼓舞的。

但是，今天放眼未来，我个人认为我们决不能沾沾自喜而陶醉于过去三十年来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必须居安思危，清醒地看到当前所存在的严重问题，其中最为广大群众所深恶痛绝的莫过于官场腐败现象。2008年高官频频落马消息骇人听闻：国家开发银行前副行长王益刚与财政部原副部长朱志刚先后被双规；文化部原副部长于幼军被撤消中共中央委员和留党察看两年；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和苏州市原副市长姜人杰分别因受贿600多万和过亿元一审被判死缓与死刑；温州市原鹿城区委书记杨湘洪早已将家属移居法国，竟获领队去法国考察后称病不归而被双规，至今消遥法外……能不令人触目惊心。

1993年在德国柏林成立了“国际透明组织”（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简称TI），这是一个非政府、非营利的民间组织，它以推动国了示和各国的反腐败活动为宗旨，成立以来，曾多次组织国际和地区性的反腐败会议，每年发布一期“世界廉洁排行榜”（亦称“世界腐败排行榜”）。它根据广泛的调查研究，搜集有关各国的腐败程度信息和数据，综合起来进行评估，作为清廉指数（或称腐败指数），采用10分制：10分表示最清廉，0分为最腐败，8.0~10分之间为比较清廉，5.0~8.0之间为轻度腐败，2.5~5.0之间为比较严重腐败，0~2.5分为极端腐败，该排行榜有很大的国际声誉，在世界上产生了极大影响。

表2  新老世纪之交近十年间我国的“腐败指数” 

据2006年11月6日《参考消息》报道，2006年世界廉洁排行榜上中国竟名落孙山，榜上无名，有人猜测可能是因为排名太靠后，被删去了。

位居世界廉洁榜前列的国家所采取的肃贪的具体措施虽各有千秋，但有些基本原则是相同的，因而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总的精神是：

① 透明度高，公众具有作为社会评价的充分知情权，有自由的舆论监督，使各级官员很难暗箱操作。

② 建立了强大的监督机构，其权力远高于被监督者的权力，只有这样，才能以权制权，实行有效监督。

在国外素有“终端反腐”之称的官员财产公开申请制度，起源于230年前的瑞典。

1988年，虽然全国人大就曾起草过《国家行政工作人员报告财产和收入的规定草案》，但却没有付诸实施。

1994年，全国人大将《财产收入申报法》列入立法项目。

2007年8月底，国家又颁布了《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其中对党员领导干部财产申报进行了明确的规范，雷声虽大，却连毛毛细雨也见不到，可见此项规定推行的难度之大。正如有关方面明确表示的：“官员申报财产，涉及面很广，操作起来比较复杂，不是短期内就能办到的。”

看看瑞典王国是怎么做的，可以得到一定的启示：瑞典公共部门的一切开支，从一般官员直到首相的个人收入、纳税清单乃至公务宴请费用和出差报销单据等，都对公众开放，可以随时在有关网站上查询，以接受广大群众和媒体的监督，这些做法已成为颇具约束力和有效的防腐举措，瑞典和北欧几国被世界上公认为最廉洁的国家。

这里我只想谈一下与腐败有密切关联的“公车改革”问题。

“公车改革”长期以来是一极为敏感的问题，“车轮腐败”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特别关注和深恶痛绝的话题。不调查不知道，给出的数据会令你吓一大跳，据公路运输企业的财务分析表明：运输企业的轿车与公务轿车二者每万公里的运输成本分别为8千多元和5万多元，后者为前者的6倍多，其中的猫腻是大有文章的。（见1998年7月《中国国情国力》杨积勇文）

表3  1980年代初起全国公务用车增长数据（万辆） 

此数据来自中纪委、公安部、监察部、审计署联合公布的一份全国公务车使用情况调查报告。

如表1所示，三十年时间，汽车总产量增加为原来的60多倍，但公务用车在仅仅十六年时间内增加为原来的136.3倍。是真正的工作需要吗？2008年奥运会期间，北京市内实施交通管制，汽车按单双号分别出行，公务车停驶50%，并未见对公务有何影响，由此可见，大刀阔斧削减公务用车数量是完全可行而且势在必行的。

公车超标问题已经成为当今官场上五大腐败形象之一，其开支仅次于滥发福利、奖金、补贴（7000~8000亿元）。按每辆公车一年平均开支（包括保险、牌照、汽油、维修和司机工资、福利等，车辆购置费在外）约10万元计算，总共需5200多亿，占GDP（24.7亿元）的2.1%，而2007年研发经费支出只有3664亿元，仅占GDP的1.48%。

如果从199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颁发《关于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的规定》算起，我国的公车改革已进行了将近1/2个三十年，然而收效甚微。

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其他国家是怎么对待公务用车的。

美国：2004年美国国会议员曾要求对车辆是否被滥用进行过调查，当时美国联邦政府拥有38万辆各型公车，一年公车的支出高达17亿美元（仅约人民等100多亿元），与我国公车相比，可说是小巫见大巫，但美国社会舆论却认为这仍是不能容忍的。

瑞典：用电子监控公车私用。几年前，财政部请专家设计了一套由电脑控制的“公务汽车监控系统”，即在公车上安装带双按钮的计程器和代码发射器，分别标示“公务”和“私用”，用车时必须先按下两个按钮中的一个，车子才能启动，任一钮按下后，代码器就将该车的特定代码发往监控卫星，卫星再把代码和汽车所在的方位信息传向中央监控台，如果中央监控人员发现按下“公务”按钮的汽车驶向别墅区、钓鱼区、百货区、菜市区或娱乐场所时，就用无线电话询问开车者“为何用公车办私事”。每隔一段时间，监控人员就会将收到的资料进行核实，据此对开车者收费或罚款，从而杜绝公车私用，这一高招非常灵验。

博茨瓦纳：非洲南部的Botswana，其公务车有明显的标识，私用车挂的是白底或黄底黑字车牌，而公务车则挂“红底白字”车牌，每逢周末（六、日），公路上只有私用车行驶，因为政府严格实行只允许在工作时间内因公务需要才能使用公车的规定。另外，政府所设的公车加油站，用的汽车呈粉红色，节假日这种加油站都休息，不给公车加油，人们把公车叫“廉政车”。

这里只不过举了几个典型的例子，其他国家还有不少宝贵的经验，可见，防腐倡廉、开源节流，是大有文章可做的。（黄天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