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父亲不能相见已经十年有余了，因为父亲永远地长眠在大山的公墓里。父亲虽然故去，但令我最不能忘记的是父亲的身影，瘦长的身材，微驼的后背；双手不停地翻动着书籍。在父亲的卧室，总有那些用功的研究生，围在父亲的周圈，静静地聆听他谈古论今。有时，我也在一旁躬待。

１９６９年，父亲从学院放出来回家收拾行李，准备下放到湖北潜江干校。母亲打电报找我，要我回北京帮助料理家事。我急切地回到北京的家，看到院子里一片狼藉。父亲消瘦的面孔、母亲疲倦的病容和患肠结核卧床的大姐，不禁使我簌簌地流下眼泪。父亲说：“事已如此，不必难过。我没有参加过反动党派，又不是地、富，反、坏、右，听党的话，好好劳动，认真工作，我坚信我的问题最终会搞清楚的。”

回到家要帮助母亲变卖家具，因为父亲只发２０元的生活费，又要给大姐治病，还要安排母亲的生活，我们家的生活顿时发生了巨大变化。记得当时一个梳妆台才值２０元，一张八仙桌１５元……这八天，家中真的很惨淡。父亲让我到北京城内各杂货店买来大宗麻绳（因为当时中央各部、各大院校都要搬到干校去，麻绳被抢购一空）。我买来麻绳帮父亲捆扎他那三大书箱，里面放的是祖父和父亲两代抄写的边疆史料。而父亲只带了几件随身的衣服。当我们捆扎完毕，直起腰身，放松一下筋骨时，父亲突然抱起我那刚会走步的男孩，大步走出院门，父亲掷地有声的说：“走，我们到全聚德吃烤鸭去。”我惊讶地问：“有妨碍吗？”父亲爽朗的笑答：“没问题！”这是多年来我见到父亲少有的发自内心的笑声，至今深深地记在我的脑海中，萦绕在我的耳边。

１９８４年，我们父子在南京不期而遇，真是令人兴奋。当时正是春分时刻，南京玄武湖的水绿绿的，桃腮柳眼，引人注目。我和长者马主任奉命来南京、上海参观学习体会体外循环与心脏手术，正在湖旁闲庭散步。远远地看到我的父亲带着两个研究生缓步走来，当时还不敢相信是真的，父亲看到我立即高声喊我过去。原来他应邀到南京师范学院讲学，一年多没有见面，虽然面容清瘦，但已走出失去老伴的痛苦。我看到父亲的白发多了，父亲身穿藏蓝色中山装，灰色风衣，脚蹬圆口布鞋，步履坚定，面含微笑地向马主任伸过手来相互问候。当晚，我们在大三元饭店就餐，当然由我父亲做东，相聚至月光东照纱窗，才尽兴而归。

１９９３年是我难忘的一年。金秋十月，“老残游记”国际研讨会在济南召开，我的父亲与刘伯父（老残游记作者之孙）先后在大会上作学术发言，受到了好评。三天后，两位老人相聚在我的斗室，饮酒喝茶，谈天说地，谈古论今，因为他们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北大的研究生，并且是同庚，分别四十余载，在各自的文史领域收获颇丰，都是国内知名的学者，共同庆贺改革开放的新时代，相邀５年后在北京的年会上再相聚。不料，三年后相继仙逝，亡期仅差二十天，真可谓天地相聚了。

拙笔写到此处，在晶莹的泪光中，又看到了父亲修长的身影，戴着眼镜向我微笑。唉！父亲永远的走了，在另一个世界，再想听到父亲的声音，看到父亲的笑容也只有在梦里了，想和父亲的交流也只有在梦里了。（吴锡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