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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传钧: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一门脚踏实地的科学

半屋花草半屋书。这就是九三学社社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所研究员吴传钧的书房。说是书房,倒有半间是花房,走进房间,满眼绿色;说是花房,四壁的书橱中摆满了书,硕大的书桌上也堆满了各种书籍和资料。这些都是吴传钧每天工作的必需品。吴传钧说:“博士生、博士后还是招的,杂志送过来的论文还要提评审意见,经常到外地参加评议会、咨询会,日程表上越来越满了。但愈忙愈好,愈忙我愈不显老。”

年已89岁的吴传钧神采奕奕、思维活跃。这可能同地理学家年轻时的锻炼有关。在英国留学时,吴传钧利用春夏假期骑自行车周游英国中西部,住廉价的青年旅馆,对英国的社会经济、风土人情有了深切了解;回国后,一直到80多岁还一个人骑自行车上街。吴传钧说:“过去条件差的时候,我们去野外考察都骑自行车,地形复杂的地方就骑马。找不到招待所的地方我们都去考察,在内蒙古住蒙古包,在西藏住牦牛帐篷,祁连山上没有地方住,只能把铺盖铺在地上露天住。其实让年轻人吃点苦很有好处,现在条件好了,年轻人反而缺乏这方面的磨炼。地理学是一门脚踏实地的科学,虽然现在有很多新技术,像遥感、卫星图像可以帮助解决一部分问题,但不牢靠,要掌握地面实况就一定要亲自去看,有机会到外面考察,千万不要放弃,吃点苦不要紧,眼见为实。”

“地理学相对来说还不是一个热门,在我年轻的时候更是一个冷门。我为什么学地理?”吴传钧说,中学地理老师在课上介绍了 孙中山 先生的实业计划,主张利用国外的资金和新技术来开发中国的资源,促进中国工业化。该计划主张修建铁路网,把沿海各地和内地联系起来,把铁路修到矿藏资源开发地和可以发展工业的城市;建设海港,便于外国船舶靠岸。吴传钧说:“孙中山的计划里有一张地图,说明中国的海港、铁路网、矿藏生产地、大工业城市的位置,这个设想是我国头一个国土开发规划,规划的实现要靠地理研究来配合。因此,1933年我从苏州中学毕业的时候,下定决心要考南京中央大学地理系。那个时候设立地理系的大学没几个,同班同学主要考工科和经济管理,那两个专业毕业以后出路好,待遇高。可是我偏偏考了一个冷门,并且考取了,从此我就专门跟地理打交道,算来到今天已70多年了。”1936年,吴传钧进入中央大学后,仅一年就爆发抗日战争,吴传钧跟随中央大学搬到重庆。“在后方,我们的图书资料、实验仪器都保存得很好,但是住宿条件很简陋,墙都是竹子编的,一个大宿舍住100多人。日本侵略者干扰频繁,经常来轰炸,学校也受到破坏。虽然条件比较苦,但老师、同学都一心想好好学习,早点投入抗日战争。”大学毕业后,吴传钧继续在中央大学读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1945年公开招考公费出国留学生,吴传钧考中了其中唯一一个地理学名额,进入英国利物浦大学研究远东地理。1948年获得博士学位后,吴传钧随即回国。吴传钧说:“当时东北和华北已经解放,国民党政府已处于崩溃前夕,物价飞涨,社会动荡,我幸得留学利物浦大学的前辈、时任中国地理研究所所长的 林超 教授延聘到该所工作,南京解放后该所改组为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我从此一直坚守在这个岗位上。地理学最根本的是要懂区域,我们不能脱离地,任何生产建设都落实在地上。”吴传钧表示。中国从古以来都是用区域的观点研究地理,如《汉书·地理志》。“我国从宋朝开始修地方志,这是一个很好的传统。根据不同的地理区划,把自然灾害、旱灾、水灾、地震、物产、手工业产品、人口、民族都记载下来。从宋朝到现在,我们有1万多种地方志,这是很宝贵的历史地理资料。” 干了一辈子地理,吴传钧走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东北、新疆、宁夏、甘肃、内蒙古、柴达木盆地、云南、海南岛,只要国家需要考察的地方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吴传钧说:“有时候一个项目要连续一两年,都在外面到处跑。国家搞国土规划,我们地理学家当仁不让。”

 一门经世致用的科学

丁文江老 先生说地理学是一门经世致用的科学,就是研究世界和国家大事而发挥作用的一门学问。我觉得非常确切。20世纪80年代, 钱学森 先生也说,地理科学不是一般的基础科学,而是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融合在一起的一门科学,可以为我国家现代化建设发挥作用的一门科学,我们现在搞各种各样的建设,凡是跟地理环境有关系的都可以叫地理建设。”吴传钧说,“ 先生提出这个观点,更提高了我们搞地理科学的信心。解放前我们国家地理工作者没有机会做很多配合国家建设的工作,解放以后就不一样了。比如国家对偏远地区的生产条件、资源情况不了解,今后如何开发建设?需要地理工作者做大量工作,进行综合考察;另外,国家也要修建新铁路,通过哪些地方可以更好地发挥作用,吸引更多乘客、运输更多资源,大有讲究。一方面要考虑地形条件,选择工程最简单、最容易通过的路线,另一方面要从当地生产基础、人口密度考虑,估计今后可以运输多少乘客、物资。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方面都需要调查,地理工作者来做这个工作最合适。学科发展跟国家需求息息相关。黄河是一条多问题的河流,上世纪50年代初期,国家集中力量搞黄河流域规划,一方面要利用黄河灌溉,又不能泛滥;另一方面要考虑通航、修水库;另外还要看有没有发电的可能性,发电要看水量、落差,没有天然瀑布的话可不可以修人工坝,等等。特别是要考虑灌溉问题,华北缺水,黄河水量虽然不如长江,但也是重要水源。一条河大家都抢着用水,牵涉到上中下游利益分配的问题,因此流域规划要全流域考虑,照顾各方利益。所以地理工作者也可以参与水利工作。”

吴传钧表示,配合农业,地理工作者有更多工作要做,调查耕地情况,农业生产的地域差异性很大,特别强调因地制宜,要进行农业区划。“改革开放初期,国家领导人到日本、西德、法国考察取经,发现它们有一条经验值得我们参考。德国叫区域规划,法国叫领土规划,日本叫国土规划,虽然名称不一样,但都说了一个意思:任何一个地区都应该全面考虑发展问题,考虑如何让地区整个系统运转得更好。1981年国务院提出要搞国土规划。这个任务一提出来我们地理界高兴得不得了!这个跟我们最对口了。”吴传钧自己身先士卒,亲临青海和贵州进行国土整治考察,主编《经济大辞典·国土经济·经济地理卷》,担任中国国土经济研究会秘书长,写成《国土开发整治与规划》等专著。与此同时,他动员地理学界踊跃承担任务,随即在全国范围内出现研究国土整治问题热潮。1992年,联合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环境发展大会,通过《21世纪议程》,强调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协调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吴传钧说:“1994年,中国就提出中国21世纪议程纲要。这个事情和我们地理工作关系大,我们应该积极配合。现在强调科学发展观,为的也是可持续发展。经世致用没有错。建国以后不怕没事做,而是事情做不完,所以地理科学不再是一个冷门科学,渐渐热了。”吴传钧高兴地说。

谈到目前我国地理事业的发展,吴传钧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既然地理科学渐渐热了起来,国家在发展建设过程中也会经常给地理学工作者提出新任务,那还欠什么东风?我们的人才队伍要不断加强、提高。人才培养问题太重要了,随着地理学本身的发展,现在已经‘子孙满堂’了,这门科学就像一棵树一样长得很丰满、枝杈很多,但地理学科的分支太多,每个人只能抱一支小树干,不可能包办。所以我们提倡培养一专多能的干部,一专就是保证小学科里面要有一个多花力气的,另外也要考虑大树怎么发展。” 除了一专多能,在态度和方法上,吴传钧提倡治学与创业并重。“我个人的座右铭就是治学与创业并重,不仅要做好学问,对整个地理事业发展也要多出力气。不能关起门来只做自己的小专业,写几篇论文就满意了,因为这起的作用太小了。要考虑如何发展地理事业,要有这样的责任心。到大学里上课,在报纸、杂志上发表文章,宣传地理科学,普及地理知识,这都和扩大队伍、提高队伍素质有关系。凡是组织上让我做的行政工作,我不推辞,当选中国地理学会副理事长、理事长、名誉理事长,差不多20多年了,当选了两届国际地理学会的副会长,这种工作我都不推掉,我觉得应该做。只要有利于发展地理事业,我就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