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政协报》8月12日09版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各级各有关方面要完善制度机制，改进管理办法，确保真金白银既投到位、更用得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

财政科技支出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关键财力保障，承担着基础研究布局、核心技术攻关、公共科研平台建设、科创人才培育等公共职能。当前外部科技竞争日趋激烈，“十五五”时期作为科技强国建设关键攻坚期，推动财政科创资金从“规模扩张”转向“提质增效”，是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必然要求。

一、全国财政科技支出总体态势

近年来，我国坚持将科技创新置于发展全局核心位置，中央与地方持续加大科技预算倾斜力度，政府财政科技支出稳步增长。“十四五”期间，全国政府财政科技支出由2020年10095亿元增至2024年12629.2亿元，年均增长5.8%，占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由3.67%提升至4.04%；财政投入有效撬动全社会研发经费年均增长10%，2025年研发投入强度达2.80%，首次超过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水平，为科技强国建设筑牢财力基础。从资金承接主体看，财政科技支出高度集中于高校和科研机构，2024年全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中政府资金6115.2亿元，占R&D经费支出16.8%，其中，高校、科研机构合计获取政府资金4923.4亿元，占比达80.5%；而企业获得的财政科技资金多为事后奖补、创新补贴，直接立项的财政项目占比相对偏低。

二、制约财政科技投入效能的卡点堵点

（一）基础研究投入结构有待优化，重大原创成果培育支撑不足。

从总体规模看，基础研究经费投入竞争力不足。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达2778亿元，占全社会R&D经费比重为7.08%，较上年提升0.2个百分点，其中约62%来自中央财政、约21%来自地方财政。虽连续多年实现稳步增长，但与全球科技强国（美国15.16％、英国？18.27％、韩国？14.67％、日本？12.5％）相比仍存在明显差距。从投入布局看，非定向、长周期的基础前沿领域支持不足。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离不开长期稳定的财政投入，重大基础研究周期普遍需要8—10年以上，而当前国内颠覆性创新相关科研项目资助周期多为1—3年，不利于产生“十年磨一剑”的重大原创性成果。从经费分配看，“撒胡椒面”现象依然突出。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为例，2025年共资助各类项目5.88万项、资助经费370.69亿元，平均每项不足70万元，难以支撑依靠大团队、大平台、大设备开展的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同时，普通高校院所为参与基础研究项目竞争，挤占了本应用于一线教学、人才培养的各类资源，导致育人育才本职能力弱化。

（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资源错配，财政资金突破“卡脖子”难题效率有待提升。

外部科技竞争日趋激烈，我国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上持续加大投入，但在高端芯片先进制程、高档数控系统、航空发动机、高端科学仪器等领域，对外依存度仍然较高。一方面，财政支持的技术攻关导向不够聚焦，产出成果与实际需求存在错位。当前，高校院所仍然是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的核心实施主体，由于缺少与产业、企业的有效链接，其研究成果往往难以落到实处。截至2025年底，高校和科研机构发明专利的产业化率分别为10.1%、17.2%，远低于企业50%以上的产业化水平。另一方面，支持重点领域技术攻关的系统性财政布局有待加强。要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必须从基础研究、应用转化、产业发展全链条形成自主可控能力。在现行科技计划体系中，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的经费投入配比约为1:1:8，后端经费过度集中，前端、中端保障不足，导致“有场景无技术、有需求无供给”的困境。

（三）科技体制改革仍需深化，适配新型创新范式的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投入机制有待健全。

传统创新范式是以经验为驱动、技术路线相对稳定的线性流程。而人工智能引领的创新范式变革，使创新者的能力边界被极大拓展，核心竞争力从专业知识储备变为跨领域整合，同时创新组织形态更加开放灵活，不再受限于层级化的研发组织。这些变化表明，过去一段时期内“以专家为主导、以项目为核心”的财政支持模式已难以适应新型创新范式，需要转向以培育新型创新者为核心、教育科技人才全要素一体化配置的“财政投入2.0阶段”。然而，我国的创新组织模式和财政投入方式当前仍停留在分域管理、条块分割的传统模式，教学经费、科研项目经费、产业人才培育资金统筹联动不足，科研评价体系中“五唯”路径依赖未根本破除，财政经费仍以“资质”为主线，呈现层级化流动趋势，导致新型创新者的成长空间受限，制约了创新效能的有效提升。

三、提高财政科技投入效能的若干建议

（一）以“主体收窄、周期放宽”策略优化基础研究投入格局，强化原始创新源头供给。

基础研究是决定创新的底层动力，要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道路，就要推动基础研究加快向前端、高端进化。在财政保障上，不仅要持续提升基础研究投入比重，更关键的是要转变面向所有高校院所的“普惠式”经费分配思路，将经费支持的主体范围收窄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集中财力支持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和科技领军企业有组织推进战略导向的体系化基础研究、前沿导向的探索性基础研究、市场导向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依靠顶级科研平台孕育顶尖原创成果。要构建符合基础研究发展规律的长期稳定支持机制，面向优秀科研力量探索实施长周期、滚动式资助计划，放宽前瞻性基础研究任务考核周期，支持高风险、高价值原始创新研究。此外，要引导普通高校院所回归育人本质，加大针对一线教学岗位、教学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支持普通高校院所培育多元化人才，支撑优化国家人才结构。

（二）围绕“三题一链”完善攻关体系资金保障，加速关键核心技术决定性突破。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以超常规措施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其中包含针对重点领域攻关采取超常规资源配置的战略安排。要建立“国家需求出题、市场出题、企业出题，科技创新全链条答题”财政投入主线，一方面按照国家需求导向、市场导向、企业导向，通过扩容特别国债、专项债等途径，加大重点领域资金定向投放力度与精准度，用更高资源密度促使创新能力在关键领域形成持续积累。另一方面，统筹设立攻关专项基金，针对关键核心技术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再到产业化全链条完善资金保障，以更有组织的资金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推动在更短时间内补全核心技术缺口。要深化以企业为关键主体的产业科技融合投入导向，统筹优化重大项目经费配置方式，聚焦关键单元技术、核心零部件、重大整机装备与重大工程实践，完善由科技领军企业主导的自下而上重点专项生成机制，从企业真实生产场景中凝练重大技术难题，通过“揭榜挂帅”等新型组织方式明确各方分工，建立激励相容、分配合理的利益共享机制，用实责实利促进供需双向奔赴。

（三）推进应用导向的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资源治理改革，重塑生态涌现型创新范式。

人工智能驱动下的生产力变革，呈现生产要素紧密融合、生产关系形态网络化的显著特征。推进应用导向的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资源治理，正是为了适应这种生产力变革特征，构建新型创新组织和要素协同机制的内在要求。要建立跨领域、跨部门、跨主体的资金统筹配置机制，破解教育、科研、人才财金资金分条管理的碎片化问题，打通教学经费、科研项目经费、产业人才培育资金使用边界，依托应用类科研项目，嵌入实训锻炼、岗位实习等人才培育环节，完善资金调剂配套政策，在合规前提下适度拓宽跨领域资金统筹使用空间，推动形成教科才资源集约、产学研深度协同的要素配置机制和创新组织模式。要强化科技评价、资源分配的应用转化导向，从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等各个环节提高创新能力、技术攻关、成果转化、社会效益评价权重，引导更多科技资源向应用转化类科研人才群体倾斜，有效发挥科技评价指挥棒作用。加快“破五唯”，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防止简单以称号头衔确定薪酬待遇、配置创新资源，从机制建设上扭转“重标签轻实绩、重资历轻贡献”的评价惯性，切实增强产业一线科技人才的获得感、成就感。

（作者王桂林系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广州市委主委、广州市科技局原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