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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完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共同主张
张树桐
十五年前，中共中央颁发了《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坚持完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一贯的共同主张。说是共同主张，因为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是执政党与参政党双方共同的事业。在政党合作问题上，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有主动性，作为参政党的民主党派同样具有主动性。《意见》就是在这两个主动性的共同作用推动下形成的。
一、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与民主党派团结合作，民主党派主动为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建言献策，共同确立了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政党制度。
我国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当代中国的民主党派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主动性。早在新政协筹备会期间，民革中央提出，中国的革命“必须中国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共领导之下，才有不再中途夭折的保证”；民盟中央致函毛泽东，“愿意至诚接受贵党领导，在新民主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并愿贵党密切配合，尽其应尽之责”；民进领导人马叙伦认为，中国共产党是新政协的“当然的领导者”；致公党中央提出“中共在中国革命艰苦而长期斗争中，贡献最大而又最英勇”，“这次新政协的召开，无疑我们得承认它是领导者和召集人”。各民主党派一致认为，承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不是凭主观愿望，而是由客观历史条件所规定的，因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具备了领导中国革命的一切条件”。
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主题是与时代所赋予的当代中国各政党的政治任务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个时期特定的主题是如何建立新中国。在如何建立新中国的问题上，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主动向中国共产党提出了许多积极的政治建议———关于新政协召开的时间，吴晗提出，等到解放军打过长江，攻下南京再考虑不迟；关于新政协召开的地点，有人提议在石家庄召开，陈叔通极力主张待北平解放后，确定为首都，再召开为好；关于如何解放北平，符定一提出，先攻克天津，然后再取北平，天津乃北平之门户，攻克天津，北平则不攻而破，北平可获得和平解放，这样既不会毁坏文化古城，又不会使人民生命财产遭受损失，于国于民大为有利；关于成立联合政府问题，1948年秋季，中共中央在哈尔滨与各主要民主党派人士协商召开新政协事宜时，民主党派人士主张新政协即等于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即可产生中央政府，无须先成立一个过渡性质的联合政府；在关于制定新中国的国都、国旗、国歌、国号、国徽、纪元等重大问题上，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都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设性意见。1956年，毛泽东提出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党方针是有着历史根据的。
半个多世纪后，回顾这段历史，可以总结说，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团结合作协商建立新中国的过程，就是确立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过程。“制度”和40年之后形成的《意见》，有着前因后果的联系，《意见》是这项“制度”发展完善阶段的必然产物。
二、改革开放为民主党派施展才华提供了机遇，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与民主党派团结合作，民主党派主动为“四化”建设、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建言献策，其中就包括着对发展完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和建议。
《意见》形成的大背景是改革开放及民主党派积极建言献策。新时期最大的政治就是“四化”建设。这个时期，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主题就是实行经济体制改革，把国家的经济建设搞上去。围绕这个主题，民主党派发挥人才优势，做出了卓越贡献：
民革中央提出了《关于早日进行南水北调工程建设的建议》等；民盟中央提出了《关于开发长江三角州的建议》；民建中央、农工民主党中央会同工商联，提出了《关于扶持和振兴中药事业的建议》，民建中央还提出了《关于促进我国东西部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等；民进中央提出了《关于切实贯彻义务教育法，加强基础教育的几点建议》；农工民主党中央提出了《关于加强对毕节开发扶贫生态试验区的领导和重点扶持的建议》；致公党中央提出了《关于建立延边州珲春边贸经济区的建议》；九三学社中央不仅提出了若干建议，更有两件事值得一书：一件是，1984年，当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严济慈在得知我国准备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储存核废料的时候，当即给中共中央写信说，“核废料运来我国，即使把它埋到人烟稀少的西南地区，也将是后患无穷的。此事是关系子孙后代的大事。”邓小平为此特别批示：“应加慎重考虑。”一件是，1986年3月，九三学社中央委员王淦昌与其他三位科学家一起向中共中央提出，“以力所能及的资金和人力，跟踪新技术发展的进程”的建议，邓小平批示：“建议十分重要”，“速作决断，不可拖延”。这就是著名的“863”计划。台盟中央为祖国的“四化”建设服务的特点是从自身的优势出发的，为促进祖国的和平统一和国家的“四化”建设，台盟中央积极开展了对台联谊交往工作，邀请和接待岛内和海外的台湾同胞，协助有关部门引进台资、为台商排忧解难，对于台胞的来访，各地台盟组织都积极接待，推动了两岸友好往来。民主党派上述所提出的一系列重大建议、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建设的发展、改革开放的深化。
《意见》形成的直接动因，源于民主党派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言。1987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中共十三大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坚持和完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列入了政治体制改革范围之内。由此而引起民主党派思想活跃，众说纷纭。其中不乏有真知灼见。如何坚持和完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便成为这个时期民主党派内部研讨的一个热点问题。1989年1月2日，邓小平阅读完中共中央统战部内刊登载的《北京市部分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对“多党合作”问题的看法和意见》一文之后，欣然提笔，批示：“可组织一个专门小组（成员要有民主党派的），专门拟定民主党派参政和履行监督职责的方案，并在一年内完成，明年开始实行。”
三、深化改革开放，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共中央领导集体与民主党派团结合作，贯彻落实《意见》，实现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民主党派主动要求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写入宪法，上升为国家意志。
《意见》的形成是在江泽民的主持下完成的。在1989年12月30日举行的协商座谈会上，中共中央与民主党派一致认为，《意见》既体现了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原则，又体现了支持民主党派发挥参政议政、民主监督作用的精神。《意见》虽以中共中央文件面世，这是因为执政党在贯彻落实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问题上义不容辞地承担有更大的责任。然而《意见》本身却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共同创造的成果，共同的政治主张，集体智慧的结晶。
为使《意见》的实施有坚实的法律依据，1993年，全国人大八届一次会议前夕，孙起孟代表民主党派致信中共中央，建议把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写进宪法。中共中央非常赞同这一建议。在全国人大八届一次会议上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第四条规定：“在宪法序言第10自然段增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这样，便使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在长期革命与建设实践中创造的这项基本政治制度，在国家根本大法中得到确认，上升为国家意志。
《意见》的颁布是我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发展的新的里程碑。《意见》的实施，使我国的多党合作，理论更成熟，政策更明确，程序更规范，制度更合理，经验更丰富，效果更良好。有更多的民主党派成员从政，担任了国家行政、立法、司法机关的领导职务；有更多的民主党派成员被聘任为政府和司法机关的各类特约人员。从此，政治协商纳入了国家决策程序，国家重大方针政策和法规的制定，人大、政府、政协和司法机关等领导人选的确定，协商都在决策之前；民主党派的知情范围和参与程度不断得到扩大，其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的渠道越来越宽；民主党派紧紧围绕改革开放、经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多方位、多角度、多层次地进行调查研究、建言献策，并将民主监督寓于政治协商和参政议政之中。《意见》重大的现实意义在于，它为加强和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实现国家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了重要的政党制度方面的保证。
四、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新一届领导集体与民主党派团结合作，坚持完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两个主动性得到更大的增强，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将谱写出灿烂的新篇章。
现阶段两个主动性得到增强，一是，中共更加重视多党合作和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中共十六大以后，新一届中共中央领导集体上任，胡锦涛总书记即走访各民主党派中央，仅2003年一年，中共中央与各民主党派中央的政治协商和高层座谈会共计19次，其中有11次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参加的座谈会，胡锦涛总书记亲自参加的座谈会有6次。现阶段，确实在遇到重大问题的时候，中共中央、国务院都会与民主党派协商，高度重视民主党派的意见，希望能够从中得到好的建议。去年召开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加强同民主党派合作共事，健全有关重大问题决策前协商的制度，真诚接受民主党派监督，巩固同党外人士的联盟。选拔和推荐更多优秀党外干部担任领导职务。支持人民政协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职能”。这更体现出中共中央新一届领导集体对发挥民主党派作用，完善多党合作的高度重视。
二是，民主党派对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有了更大的积极性。针对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共产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加强多党合作，民主党派怎么办的问题，民革中央主席何鲁丽提出：我们第一要“不断提高政治把握能力”，“应不断增强政治鉴别力，学会善于从政治上、从全局来思考、分析、处理问题，自觉接受中共的领导，始终与中共风雨同舟、和衷共济”；第二要“不断提高参政议政、民主监督能力”，“发展是执政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同时也是参政党参政议政的第一要务”，“用积极的态度，帮助中共解决两大历史性难题———进一步提高领导水平、执政水平和提高拒腐防变的能力”；第三要“不断提高合作共事能力”，“中共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民主党派也需要提高合作共事的能力”。民革中央的设想代表了各民主党派的共同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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