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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三社员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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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我在浙江大学医学院工作，那时正是各民主党派活动比较活跃的时候，民盟、九三等几个党派都来医学院发展组织。当时，我对民主党派是怎么回事可以说是一无所知，但我认为九三学社内知名专家学者多，加入组织可以多认识一些名人。经王季午和徐陬教授介绍，我于9月份加入了九三学社。一晃50年过去了，我在期间经历了许多曲折和坎坷，也取得了一些成绩。如今回想往事，确实岁月如歌。
－、反右斗争，惶惑不解。
1957年，我参加九三学社不久开始反右派斗争，政治形势十分紧张，批斗会连续不断。我们这些被戴上“资产阶级帽子”的知识分子，更是整天都提心吊胆。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狂热气氛下，我被再三动员谈谈自己的思想和看法，因实在拗不过，我谈了两点：1、放开人事制度，实行统筹兼顾。意思是在人才的安排、任用和调配上，不要统得太死，而要允许合理流动和统筹调配；2、反对教授治校。意思是高校还是由党委直接领导好，比较公平，由教授管理学校并不大合适。根据我的第一条意见，足可以在政治上上纲上线，幸有第二条意见，才被认为我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而被认为是“对党的认识水平太低”。
反右派斗争结束后，我只能是“闭门思过，加强改造”，整天是“夹着尾巴做人”。1960年，我担任了九三学社浙江医学院（浙医大前身）支社主委，主要是组织大家学习，改造世界观。当时要求社员做一个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但是大家对红专问题各有理解和看法。为了统一思想，明确方向，我们组织社员进行了多次的学习和讨论，最后取得了比较一致的看法。对这次学习，我们还在社中央的会议上作了介绍，得到严济慈、孙承佩等领导同志的好评。
二、十年浩劫，心灰意懒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知识分子再次陷入了困境之中，我也被扣上“黑邦”、“白专道路”、直至“配合蒋匪邦反攻大陆”的吓人大帽子。但帽子虽大，造反派们终究找不到任何证据，因而群众也一点不相信。当时浙医大的27名正、副教授中，只有我一人没有被关“牛棚”，也没有挨批斗，造反派们用另一种方法来折磨我：他们叫我去当值班护士，让我“出出洋相”，煞煞“臭老九”的威风。同时，和其他民主党派的组织一样，九三学社的组织也被彻底地摧垮。
三、拨乱反正，备受鼓舞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了。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犹如一股强劲的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始了拨乱反正，广大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成员重见光明，备受鼓舞，民主党派逐步恢复了组织和活动。
1980年7月，我被任命为九三学社杭州分社组织部副部长。虽然“文革”中污蔑我们民主党派“恶性大发展”、“与党分庭抗礼”的情形还记忆犹新，但我总感到万恶的“四人帮”被粉碎了，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的处境不大会像以前那样了，于是接受了杭州分社的任命，担任了组织部副部长。1982年九三学社浙江省工作委员会成立后，我担任了省工委组织部副部长和省委委员，并继续担任九三学社浙江医科大学支社主委。
九三学社既然重新恢复组织活动，就要吸收发展新社员。1980年，我在浙医大系统内率先发展新社员，这在九三学社全国范围内也是领先的，震动很大。说实在，由于“文革”十年动乱影响太深，我心底里也有点拿不准，但想到党中央、统战部都已表态要积极赞助民主党派发展组织，而且“文革”中的一切已被彻底否定，我如果再犹豫不决，就是不相信党。心中有了底，就大胆行动。1984年10月，九三学社浙江省第一届委员会成立，我当选为社省委副主委兼医药卫生工作委员会主任，浙医大支社由叶育林同志任主委。二届省委会时，我连续任社省委副主委兼医药卫生工作委员会主任。1992年到今，我一直担任社省委名誉副主委，这期间又做了大量的工作。
四、艰苦创业，开拓前进
1979年，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四化是最大的政治”的精辟观点，我深受鼓舞，我本人有些业务专长，而浙医大支社中又是人才济济，为什么不把他们组织起来，响应党的号召，积极投身于四化经建设？在这个指导思想下，我组织医大九三组织和其他支社的医卫界人员，开展了一系列为四化服务工作。
1、举办内科学术讲座
在我的组织发动下，从1981—1984年，分两次，作了30讲的内科学术讲座。第一次是从1981年10月到1982年，每周一次，分18讲，参加讲课的除本人以外，还有我社的专家楼福庆、陈端、黄文礼、朱登庸、汤德骥、童钟杭、叶育林等16人。第二次讲座是从1983年4月至1984年3月，两周一次，是在总结第一次讲座的基础上举办的，分12讲。听讲座的医卫人员，不仅有来自省市医院的内科医师，也有来自萧山、余杭、临安、绍兴、富阳、桐庐、建德等市（县）的医师，反响很大。听讲的同志普遍认为“听了讲课受益不少”，“对提高学术水平起了很大的作用”，有的认为听了讲课“既增长了理论知识，又能帮助解决实际问题”。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杭州日报、杭州人民广播站都报道了有关讲座的消息。
2、支援余杭县医卫事业
1982年2月，社省委与余杭县卫生局、医学会等部门挂钩联系，支援余杭的医卫事业，我组织浙医大及其它支社的医卫界社员去余杭干了不少工作，我们采取查房、病例（案）讨论、学术讲座、X光读片、技术辅导和手术示范等形式，帮助余杭县第一人民医院以及其它医院的医卫人员提高业余水平。我们还为余杭县的一些老干部作保健讲座和门诊，为余杭县教师进行医疗咨询活动，从1982年到1988年，共有医卫专家490人次参加了266次活动。其中：学术活动77次，听众5154人；查房18次。会诊102次，病案分析12次，X光读片9次；专科专家门诊46次；就诊3093人次；义务体检2次计128人。通过这些活动，提高了医卫人员的业务素质，受到了余杭县有关部门的高度评价。
3、组织专家赴云南、边支，赴丽水、台州支农
1983年8月中下午，由我带队，黄文礼、汤德骥、童钟杭、叶育林五位同志组成内科讲学组赴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和昆明市讲学。我们还应马关县卫生局、部队67医院、昆明医学院附属一院、云南省人民医院的邀请，进行了业务交流，我们会诊了10余名病人，讲课21次，听众达5500人次，这次活动是应中华医学会云南分会的邀请的，我们受到了当地有关部门和广大医卫人员的热烈欢迎。经过这次支边活动，加强了云南边区医卫界的联系。
1984、1985年，由社省委医药卫生工作委员会出面，组织了4个讲学组前往丽水、台州地区讲学。赴丽水地区支农讲学的有两个组：心血管讲学组和放射学讲学组。心血管讲学组的同志们进行了2例临床病理讨论、7例临床病案讨论，他们还查房会诊17名病员，会诊7例病理切片，举办7次学术讲座，听讲人数达1300多人次。放射学讲学组的同志进行了8场专题讲座，5场读片分析，听讲的多人次。赴台州地区支农讲学的有消化系统讲学组和心血管系统讲学组，他们一共讲了100多个学时，听讲的计1800多人次。两次支农讲学活动都给当地有关部门和广大医务人员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受到一致好评。
4、担任两所学校的校长
1984年，社省委创办了浙江九三医师业余进修学校，由我担任校长，主持学校的日常工作。学校本着“需要、可能、多样、实效”的原则，先后举办了多种医师培训班及外语班。如护理专业班、主治医师提高班、出国人员针灸、推拿学习班。自学校开办至1992年上半年，累计结业学员达629人，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1968年，我从国外医学杂志中引进了“心电学”这一名词，1982年，我在浙江医学会领导下，在国内首创了《心电学杂志》向国内外公开发行，产生了一定的声誉和影响。1992年以来，我国又接连创办了《临床心电学杂志》及《实用心电学杂志》，我担任其中2本杂志的名誉主编。1986年，我国第一个心电学学术团体——浙江心电学会成立。之后，在我省心电学会的影响和我的呼吁、奔走推动下，安徽、辽宁、贵州、河南、吉林、海南、新疆、山西、天津等省（市、区）和更多的市级心电学会（组）纷纷诞生。在这样的形势下，创办一所心电图专业学校，实在是很必要的。
1988年10月，社省委出面创办了全国唯一的心电图专业学校——中华心电图业余进修学校，我任校长。学校从实际出发，面向全国招生，采取多种类别、多种形式的办学方式，培养心电图专业人才；还采取“研讨会”和“交流会”等方式，加强与外界心电学界的联系。至1992年上半年，学校累计办班20期，结业学员968人，在校69人。1991年5月，学校与青岛市青年医务工作者协会在青岛举办了首届全国中、青年心电学论文交流评选会，由我主持。会议有来自全国24个省市的204名代表参加，收到评选论文325篇，是全国心电学界的一次大聚会。为进一步配合办学，促进交流，学校于1989年创办《心电信息》，我任主编。
以上的四化服务工作，都是在我的带头下真抓实干和全体浙医大支社同志共同努力的结果。1984年4月1日，社中央组织部长李毅等6位同志来我省检查工作，觉得浙医大支社能如此多的工作感到难以想象。他要我汇报一下情况，并当场提出两个问题：一是浙医大支社只有47人，做如此多的工作是怎样安排的，会不会影响本职工作？二是党组织对此有无意见？我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动员所有社员参加一定工作，平均每年每人以5天计，47人就是235天，工作大家都分担些，就不会影响本职工作了。当然，我作为支社主委，不免要带头多干一些事，而且当时联系医大支社的社省委专职干部吴益民同志也非常认真负责，为我们干了大量的事。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是，当时浙医大个别基层党委领导不大理解我们的工作，有的甚至泼冷水，有些群众也讲“人都是医大的，工作成绩却算是九三的”，对此有些异议，而当时浙医一院的一位书记非常支持我们的工作，认为民主党派的工作也就是党领导下的工作，九三同志做出了成绩，也是统战工作的成果，应该支持与理解，给我们以很大鼓舞，深感只要我们脚踏实地干出成绩来，就会得到领导与群众的理解和支持。
1984年在无锡召开的一次九三学社全国工作会议上，我作了大会发言，介绍我们九三浙医大支社的工作情况，反应非常强烈。1984年，我把如何做好九三基层工作的经验概括为10个方面，在九三学社浙江省第一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言，受到了与会同志的好评。1985年，在全国民主党派工商联表彰大会和1987年九三学社浙江省先进表彰大会上，九三浙医大支社都被评为先进集体，被誉为“九三基层组织的一面旗帜”。
1994年中华医学会心电生理和起搏学会应运诞生，我被聘为首届顾问、终生资深会员。1997年中国生命科学学会心电学学会在北京成立，我担任首届主委，名誉主委。全国性专业学术团体的创建，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心电事业的发展。我也先后多次获得“心电学特殊功勋奖”等有关奖状。
2001年4月，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社省委决定直属三校合并。至此，中华心电图专修学校已累积培训学员1778人。1994年，浙江省教委批准杭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创办我国第一个“心电学专业”，我参与筹建并受聘为该专业名誉主任、教授。把心电学人才培养计划纳入正规高等医学教育范畴，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创举，这在当时心电学界引起轰动。2001年该校升格为杭州师范学院医学院，我被继续聘为心电学教学顾问。2002年6月我应邀出席中华医学会心电图临床应用百年纪念大会，进入主席团并在大会上作题为“我国心电学教育的回顾与展望”的报告，反映热烈，并被授予“心电学教育奖”铜质证书。
五、参政议政，发挥作用
从1977年至1993年，我被推选担任了省政协四、五、六届委员，1984年开始还担任了省政协副秘书长。十几年来，我积极参加政协的各种活动，履行政协委员的职责，也干了不少事。
1991年，社中央委托浙江、江苏、陕西、天津、上海等省市的医卫工作委员会对“中年知识分子健康问题”和“继续医学教育”问题进行调查研究，由社浙江省的医卫工作委员会牵头。我亲自抓了这项工作，并主持了在杭州召开的关于这项工作的两次研讨总结会议。调查研究之后，社省委把有关材料汇总，写成调查报告，上报了社中央。在总结会议上，社中央医卫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严庆汉等3人专程来杭参加会议，对我省牵头的这次联合调查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六、举贤荐能，激流勇退
1984年10月，九三浙江省委员会成立，我担任社省委副主委时，已年届66岁，再担任九三浙大支社的主委，支撑日常繁杂的工作，实在已不大合适了，我就推荐了叶育林同志担任支社主委；推荐了陈端和徐兆骥两位同志到杭州市政府担任副市长工作；随后又推荐叶育林担任社省委专职副主委，俞绍鑫同志任专职秘书长。这些同志在各自的岗位上干出了出色的成绩，不负众望。1992年底，由于考虑到年龄、工作等各种因素，我辞去了浙江九三医师业余进修学校校长的职务，推荐叶育林同志担任此职，我又推荐俞绍鑫同志担任中华心电图业余进修学校副校长、校长。1997年11月俞绍鑫同志赴金华任职，我又推荐陈端同志担任校长，我担任名誉校长、专职教师。
1992年6月，九三浙江省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我从社省委副主委和医药卫生工作委员会主任的职务上退了下来，担任了社省委名誉副主委的职务。
七、生命不息，工作不止
20世纪末叶，我已进入耄耋之年，并逐步从多种社会实职工作中退了下来，改任荣誉职务，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具体工作。由于客观需要，2003年1月，我又被聘任为浙江省心电图学岗位培训中心教育部负责人，业务日益开展，迄今已培训学员1265人。从2001年起，我应《心电学杂志》（季刊）约稿，每期一篇，迄今已发表有关专题文章18篇。我还在策划心电学远程教育，初步获得有关院校的共识与支持，这已是一件前所未有的事，将使心电学教育事业更加全面规范地向前发展，我乐为人样，为年轻一代担此重任开路。
“50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回顾自己的过去，我受到了九三学社组织的培养和广大社员的信任，这就是我能够取得一些成绩的基础和保证。许多工作，确实是带有开创性的，如一张白纸，自己设计，努力执行，夜以继日，确实也并非易事。当然，在几次大的运动中，我也曾心灰意懒，值得庆幸的是，那种摧残知识和知识分子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我国的形势越来越好，作为一名老知识分子，我为自己能继续投身到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去而感到由衷的高兴。
“听凭岁月随流水，依旧豪情似大河！”今后，我仍将紧跟时代步伐，转换脑子，更新观念，与时俱进。继续脚踏实地从事自己的专业工作，继续关心我们浙江九三工作，身体力行，为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再作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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