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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恩多的科研情结
王恩多
一个人对某一件事有兴趣多半由于在童年受重要的人或事的影响。我读小学时，我的姨妈——著名的植物学家吴素萱在对葱蒜等鳞茎植物的鳞片细胞的观察中，发现了细胞核穿壁运动现象。虽然当时我对具体的内容不了解，但感到姨妈从事的事业十分高尚，因为她发现了过去还无人知道的事情。我惊叹于科学对生产力发展的巨大推动力量，了解到一些科学研究的成果变为生产力的实例，如青霉素的发现使当时无药可医的肺炎成为当今社会容易医治的疾病，显微镜的发现扩大了人们的视野等等。这一切使我一心一意想以科学作为终生的职业。这种少年时代的志愿和科研情结贯穿了我整个的人生道路。
1965年我考取了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的研究生，成为文革前的最后一届研究生。次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我与同龄人一样经历了十年“浩劫”。但“科研情结”一直留在心里。??
1976年国家的命运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文革”结束了，科学的春天来了。我再次进入研究生入学考试的考场，成为我国生物化学奠基人之一——王应睐先生“文革”后的第一个研究生。国家的改革开放给了我们面向世界，学习更多知识和技能的机会。1982年，我申请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Fogarty国际基金会提供的奖研金，在那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第一次派人申请该项奖研金，各方面都很重视。当时DNA重组技术在我国刚刚起步，为了研究工作的连续性，王应睐先生建议我到克隆并研究了酵母3—磷酸甘油醛脱氢酶的三个基因的加州大学戴维斯(Davis)分校医学院的Micheal
Holland教授实验室工作。我的申请非常幸运地被基金会批准了。在戴维斯分校，我的研究课题是酵母中3—磷酸甘油醛脱氢酶主要基因的上游激活序列的鉴定，烯醇化酶基因的上游激活序列对酵母LEU2表达的影响，以及体内依赖于RNA聚合酶的启动子和终止子活性的激活35SrRNA合成的酵母rRNA顺反子的间隔区的序列研究。由于是基金会资助我的研究，我自己有很大的压力，一是我只有DNA重组技术方面的书本知识，没有做过任何实验；二是关于研究基因表达调控的思路还不清晰。我一心扑在研究工作中，认真设计和完成每一个实验，在头三个月里就得到了很好的研究结果。半年后，当Fogarty国际基金会按照惯例看了我的研究工作书面报告后，希望再继续提供给我第二年的奖研金。Holland教授说，这是他听说的Fogarty基金会提供的时间最长的奖研金。在戴维斯的几年使我增长了许多研究经验，也得到了一些有意义的研究结果，科学研究就是探索真理，需要从事科学的人想方设法、不怕艰难险阻地解决在探索真理过程中遇到的一个又一个难题。??
1987年回上海不久，王应睐先生希望我能到他的实验室进行研究。王应睐先生是新中国成立后1956年批准的第一批学部委员（现称院士）。他在79岁的高龄提出进行“酶与核酸相互作用”的研究，并亲自担任课题组长。由于我是他的学生，自然想到我做他的助手进行该项研究。由于原来的研究骨干相继到国外进行研究工作，该课题进行得并不顺利。当时我们遇到的困难一是研究经费不足；二是组内当时几乎没有人具体进行过实验工作，一切要从头开始；三是研究的两种氨基酰—转移核糖核酸(tRNA)合成酶——亮氨酰-tRNA合成酶和精氨酰-tRNA合成酶与相关的tRNA难以得到。
正在准备大干一场之际，1992年夏我查出乳腺癌住院，大有“出征未成身欲去”的味道。手术前一天的晚上，我躺在中山医院的病床上，万籁俱寂，似乎站在生与死的边缘上。术后两周我就出院了，由于科研情结，手术四个月后，我奔赴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分子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Jean
Gangloff研究员实验室进行合作研究。为了不使Gangloff研究员有思想负担，我丝毫没有流露出我是术后病人。两年后，他知道了我当时的情况，说“不可思议”。??
奠基性的研究是最辛苦的，没有好的文章发表；奠基性的研究也是最重要的，因为关键问题的解决可以四两拨千斤。从1990－1995年，我和我的研究组克服了种种困难，建立和解决了一系列的关键技术，完成了奠基性的研究工作。在这一过程中，我体会到“人是最宝贵的”这个真理，“大脑的思考”又是最重要的。思考关键问题、解决关键问题使我们事半功倍。遇到问题时，为了想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我常常昼思夜想，有时半夜醒来脑子里还浮现出平时思考的问题，而许多问题的答案就是在半夜找到的。全组同心协力，不久我们的研究有了突破性的进展，有意义的研究结果不断涌现。自1997年我们开始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研究论文。2000年美国顶尖杂志《生物化学年鉴》(Annual
Review of Biochemistry)、《细胞》（Cell）的综述文章正面评论和引用了我们的研究结果，这表明我国在氨基酰-tRNA合成酶及其与相关tRNA的相互作用的研究领域中，在国际上占有了一席之地。在新世纪即将来临时，我们的项目被评为2000年上海市科学技术进步奖的一等奖，这对我们课题组的全体成员得到极大的鼓舞。2001年颁奖前夕，我将这一喜讯告诉已病重卧床的老师王应睐先生，王先生连连说：“好!好!”随后我们的项目又获得了2001年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可惜的是，这一次当我得到获奖通知时，王应睐先生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2002年2月1日，国家科学奖励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我从江泽民主席手中接过了沉甸甸的奖状，觉得这荣誉实在是太重了，我们必须继续努力，使我们的研究工作跻身于世界前列。我们的项目能得奖，我觉得首先得益于王应睐先生将这一课题交给了我，让我有一个实现自己研究想法的极好的研究课题；再就是得益于我那些有聪明才智的学生们，他们个个都有许多极好的想法；还得益于中科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的各级领导，他们并没有因为我们课题组开始几年无太多作为而失去耐心；最后，得益于我的科研情结，这种情结使我不断学习、克服困难、与时俱进。??
近年来，随着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和国家对基础研究工作的重视加强，我们得到的经费也逐年增多。得奖后，我和研究组再接再厉，又取得不少成果。由于我们的研究工作引起了国际同行们的瞩目，他们关心我们研究工作的进展，同时也把我们当作竞争对手。这些都激励着我永不满足。尽管我今年已经60岁了，在科研岗位上的工作时间屈指可数，但我对科学研究永远保持的一颗童心和好奇心将促使我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不断前进，永远快乐。这就是我的科研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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